新华社广州6月11日电题：叶欣：身先士卒的白衣战士


新华社记者徐弘毅


当前的广州，正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广东省中医院派出多批护理队伍，支援当地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我和身边同事都在学习叶欣护士长的精神，努力奉献自己。”一位参与支援的护士说。





白衣战士叶欣。（资料照片）


1956年，叶欣出生于广东徐闻一个医学世家。1974年，叶欣被招进广东省中医院卫训队。1976年毕业时，因护理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留院工作。后由于突出的业务能力，被提升为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护士长。1996年，叶欣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3年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非典型性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2月上旬刚过，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典”的病人。叶欣身先士卒，全身心投入对急危重“非典”病人的检查、抢救、治疗、护理工作。


“这里危险，让我来！”这是叶欣在抢救“非典”患者时常说的一句话。为了防止同事被感染，每天上班，她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打来开水拿来预防药，亲眼看着大家吃下去。她反复提醒大家做好各项隔离措施，从医生到护工一个不落，检查极为严谨和认真。


随着“非典”患者急剧增多，科室工作强度不断增加。叶欣主动申请加班，忙的时候，她拒绝接听家人的来电，只是对接电话的护士说：“告诉他，我在班上，没事。”


在一次抢救危重“非典”患者过程中，叶欣不幸被感染。3月4日，极度疲倦的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不得不住进了病房，随后被确诊染上了非典型性肺炎。


即使倒在病床上，叶欣仍然不时通过呼叫仪询问其他“非典”患者的护理情况。最初几天，每当医护人员前来检查和治疗，她总是再三叮嘱他们多穿一套隔离衣，多戴几层口罩。她甚至提出自己护理自己：“我是老护士长了，有什么不行？”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用笔吃力地写下：“不要靠近我，会传染……”2003年3月25日凌晨，叶欣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7岁。


从开始护理“非典”病人直到病倒，叶欣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没有回过一次家，用生命谱写了一个白衣战士舍身救死的感人篇章。叶欣殉职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人民健康好卫士”荣誉称号及“白求恩奖章”“南丁格尔奖章”；2009年，叶欣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为弘扬叶欣精神，广东省中医院把3月25日确立为“叶欣纪念日”。





位于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的叶欣烈士纪念雕像。（资料照片）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广东省中医院先后派出9批88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并派出相关专家赴香港、河北、云南、辽宁以及马来西亚等地支援抗疫。


曾参与抗击“非典”的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大科总护士长邓秋迎说，“叶欣精神”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造就了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思想技术过硬的队伍。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题：告别“吃肉难”——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魏玉坤、于文静、王学涛






猪肉是我国大多数居民主要的肉食产品。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生猪养殖从家庭副业发展为年产值超万亿元的大产业，生猪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吃肉难”的问题。


告别“吃肉难”


回望历史，猪肉曾经并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餐桌上的常见食物。


“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猪肉，而且每人最多就吃两三片肉。”来自安徽滁州的吴仕英老人说，小时候能吃上猪肉极其奢侈。


在75岁的吴仕英老人记忆里，凭票吃肉的日子印象深刻。


她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买肉要用肉票，一个月一张票，一张票能买二两到半斤肉。由于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油，所以就多买点肥肉，熬成猪油留着做菜用。


如今，肉票早已退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走进菜场、超市，琳琅满目的猪肉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吴仕英老人说：“现在想吃就买，也不贵。”


从“吃肉难”“吃肉贵”到“想吃就吃”，我国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不断提升生猪稳产保供能力，极大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据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我国在生猪稳产保供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绩：


——猪肉生产快速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末全国生猪存栏40650万头，比1952年增加了31673万头，增长3.5倍；全国猪肉产量4113.3万吨，比1952年增加了3791.7万吨，增长11.8倍；人均猪肉占有量29.2公斤，比1952年增加了23.6公斤，增长4.2倍。


——产业素质显著提高。养猪模式从家庭养殖逐步发展到规模养殖，2020年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比重达到57.1%，组织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


——生产效率快速提高。新中国刚成立时，出栏一头肥猪要1年到1年半，胴体重不到50公斤。目前，出栏一头肥猪，只需半年左右，胴体重达100公斤，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不断发展的生猪产业，保障了中国人的猪肉供应，让亿万中国人告别了“吃肉难”。


深入推进生猪产业绿色发展


在很多老人的记忆中，养猪是个费心费力的脏累活。


“家家户户盖猪圈，猪吃的是混着泔水的番薯藤加米糠，一到夏天，臭气熏天。”说到生猪养殖，不少老人记忆犹新。


多少年过去，如今的生猪养殖环境变化巨大。


日前，记者驱车驶入山西“吕粮山猪”养殖场半山腰的办公区，5万平方米的生产区映入眼帘。“吕粮山猪”创始人师国栋指着其中一座圆形房顶的房子说，病死的猪要在这里经过“无害化处理”。


由于“未经消毒和两天隔离，人员不准进入养殖区”的规定，记者只能看到实时监控画面：猪舍干净、整洁，最吸引眼球的是“产房”。母猪安静地躺在床铺上，小猪仔们十分活跃。


从一家一户饲养的庭院经济到工厂化、规模化的养猪产业，“吕粮山猪”养殖场是近年来我国推动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促进生猪产业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我国生猪产业绿色循环发展已取得重要进展，生猪生产布局加速优化调整，南方水网地区养殖密度过大问题得到有效纾解，生猪养殖废弃物得到资源化利用，2019年全国生猪等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


如今，步入绿色发展之路的生猪产业，更好满足了老百姓猪肉消费需求，“吃得上好肉”成为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消费共识。


持续做好生猪稳产保供


放眼长远，保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猪肉需求，并非易事。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生猪养殖成本持续攀升，非洲猪瘟防控压力仍然大，防范生猪生产大幅波动的长效机制有待完善，稳产保供压力仍然存在。


“生猪稳产保供的根本途径是立足国内、发展生产，防止生猪生产及猪肉价格大起大落。”这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今后一个时期，稳产保供的目标是将全国猪肉年产量稳定在5500万吨左右，猪肉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为此，将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进一步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果。有关部门将继续压实地方稳产保供责任，毫不松懈抓好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积极稳妥推进非洲猪瘟疫苗研发。同时，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开展生猪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行动，促进节本增效。


——探索建立生猪产能调控机制。以产销大省、养殖大县和规模养殖企业为重点，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指标，设定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的最低保有量，强化监测预警，完善调控政策，实现全国生猪生产稳定发展。


——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生猪养殖体系，促进绿色循环发展。继续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创建一批高质量的标准化示范场。制定全国种养结合建设规划，支持生猪养殖大县整县推进粪肥还田。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题：“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看百年大党的初心本色


新华社记者张辛欣、周圆


6月3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全新开馆。


排起长队的人们进入馆中，致敬百年历史。不时响起的宣誓声，穿越时空。


一百年前的那个夏日，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在寻常巷陌里酝酿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义无反顾地把人民写在旗帜上、融入血液中。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赤子之情，穿越百年时空。


（一）有一种信念坚定不移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当听到黄文秀的名字时，坐在台下的黄忠杰红了眼眶。


脱贫攻坚的战场上，黄文秀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替女儿领奖，这位父亲落泪的瞬间，令无数人动容。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35年扎根太行山，用科技把荒山秃岭抛进历史的李保国；绝壁上凿天路的毛相林……“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背后，是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尽锐出战，是共产党人与人民上下同心、同甘共苦、接力战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奋斗史。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回望过去，无论条件多么艰难、环境多么险恶，中国共产党人心里装的始终是人民的利益。从“求解放”到“奔小康”……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


从嘉兴南湖一叶开启未来的红船，到井冈山上播撒革命的燎原星火；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的铿锵誓言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宣示——


人民至上，一个政党的初心铭刻。


（二）有一种选择永不言悔


连续200余天、1.5万多公里——这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2020年的一份抗疫行程。


疫情暴发后，作为抵达武汉首批医疗救治专家中的一员，童朝晖持续奋战，又辗转多地指导救治，却抽不出一点时间去距武汉很近的黄冈，跟父母吃上一顿饭。


不会用微信的母亲，学着给他留了一条信息——“你从北京来，为的是早日把家乡父老乡亲从病疫中解救出来。我们在家不出门、不串门，你不必担心。”


人们清晰地记得，80多岁的钟南山启程武汉，高铁餐车上稍作休息的他满脸倦容；从重症“红区”查房出来，年过七旬的李兰娟院士摘下口罩，脸上留下深深的压痕……


“我是党员，我不上前线谁上前线！”“共产党员先上！”灾难与挑战面前，逆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选择。


当年白色恐怖下，李大钊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被捕后，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没有犹豫，更没有畏惧；


肝疼袭来时，焦裕禄就用茶缸靠在藤椅上，紧紧顶在痛处，疼痛缓解一些，又带领群众查风口、探流沙、找水道、治盐碱；


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老兵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


为了人民利益，一切皆可奉献——


漫长的征程中，面对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考验，无数共产党员忠于职守、身先士卒，为人民奋斗，为人民献身。


时代不同、岗位各异、环境变迁，但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始终如一。


（三）有一种情怀从未改变


甘肃古浪县，“八步沙六老汉”的故事传颂至今。


20世纪80年代，这里曾是黄沙滚滚，荒漠连天。6位基层党员和群众在承包书上按下手印，扛起铁锹，卷起铺盖，挺进八步沙。


子承父志、世代相传，共产党员和老百姓拧成一股绳，一代代“接锹人”的“愚公治沙”，用汗水换来绿色。


人民，是最根本的哲学。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浴血奋战，还是和平时期的改革开放、生态治理、脱贫攻坚，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人、一村、一城的变化，都印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进的步伐，蕴含着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真挚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的是守护好生态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简政放权……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被激发；


聚焦医改、推动教育公平、落实就业优先……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与国家共发展、与时代同进步。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哲学三问，在共产党人这里答案明确。


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不会计较茫茫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埋头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不会在乎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他们用信仰把青春融入祖国的江河，他们用行动把光辉刻在祖国的星座。


因为他们知道——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所以——


百年峥嵘，初心始终。

许振超，山东荣成人，出生于1950年。1968年参加工作，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是苦练技术，自学成才，练就了桥吊一系列绝活,是名副其实的“工人专家”。





“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许振超带领他的团队先后9次刷新集装箱装卸纪录，被誉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

新华社武汉6月15日电（记者谭元斌）在很多人心里，张富清这个名字传递的感动、带来的震撼仍在延续。


战斗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今年将步入97岁高龄。2019年三四月间，张富清的感人事迹被逐步披露，为公众所知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全国已有数万名党员干部到湖北来凤县民族博物馆张富清先进事迹陈列馆参观。


年迈力衰，如山的信仰没有变，如磐的初心没有变。荣誉加身，他依然是那个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张富清。


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1924年12月出生于陕西汉中洋县的张富清，在西北解放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一位“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1948年初，宜川战役打响，国民党军整编第90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为在该师干杂活儿的杂役，面对我军给出的回家可以发路费的优待政策，张富清毅然选择参加革命，成为英雄部队359旅718团的一员。


矮小瘦弱不被国民党军官“瞧得起”的张富清，加入英雄部队后发生蜕变，最终成长为敢打敢胜的“战斗英雄”。1948年8月，壶梯山战斗打响，担任突击组长的张富清，“攻下敌人碉堡一个，打死敌人两个，缴机枪一挺，并巩固了阵地，使后边部队顺利前进”。他因此荣立师一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年11月，永丰城战斗打响。又一次担任突击组长，张富清携带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弹，夜间攀上寨墙，炸掉敌人两个碉堡，身受重伤仍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张富清先后获得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





张富清穿着老式军装敬军礼（2019年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深藏功名，造福一方


1953年3月至1954年12月，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张富清按照组织安排，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年1月退役转业，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偏远的鄂西恩施地区工作。


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三省交界的恩施来凤县，一口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全部荣誉。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他甘愿做伟大事业的一块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努力奉献，毫无怨言。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从他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大儿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为了让群众接受自己，他住进最穷的社员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干重体力活儿，晚上开完会后，帮社员挑水扫地。


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反映出行难、吃水难，他带着社员四处寻找水源，50多岁年纪腰系长绳，下到天坑底部找水。组织修路，他与社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动老狮子桥水电站建设，让两个生产队进入“电力时代”。


荣誉加身，本色不改


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住老房子、用旧家具、穿旧衣服，过俭朴生活。一个搪瓷缸、一口皮箱，他用了60多年。


即便离休了，张富清也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上，摆着成堆的学习资料。享受公费医疗政策的他，为了防止家人“占便宜”，不惜锁住放药的抽屉。


2012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88岁的他装上假肢，拼命练习一年，顽强站了起来。


他讲不来豪言壮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那么质朴纯净、直抵人心。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锁在箱底、深埋心底，闭口不提，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知情。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的战斗英雄身份才得以发现。


张富清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诸多光环加身，他依然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依然是那个“为党为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的张富清”。


这位1948年8月在战场上火线入党的老党员这样说：“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题：“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看百年大党的理论自觉


新华社记者任沁沁






去追，看似辽远的梦；去摘，遥不可及的星；去走，通向光明的路。于是，梦想照见现实，星辰照耀大地，人间不同往昔。


真理伴随新生，浸入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血脉。时间之河川流不息，甘甜的味道历久弥新。


（一）甘霖


百余年前，民族困厄，苍生落难。


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三民主义……无数仁人志士艰难求索，却撞得头破血流。


“诸路皆走不通了。”


黎明的前夜，历史等待擎火者。


1920年早春，浙江义乌的闭塞山村，阳光照进破旧的柴屋，29岁的青年陈望道，沉浸于翻译工作，不觉中，“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


半年后，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印刷出版，如闪电刺破暗夜，火种撒向人间。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久旱逢甘霖。


精神之甜、信仰之源，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革命先辈，送来了绝望中的希望，指明了蒙昧中的方向。


由此产生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二）信仰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它带来的，不仅是系统、科学、正确的理论体系，还有精神力量、价值引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铸了魂。


因有信仰，而生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立下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志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带领人民不断铸就去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业绩。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0001号文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临刑之际，李大钊没有犹豫，更没有畏惧。他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慷慨赴义，年仅38岁。他在《狱中自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无数革命者牺牲自己，却把光洒在后来者的身上。革命先驱的理想信仰，来自理论的坚定，来自真理的求索，来自人民的立场。


为了信仰，是可以付出生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说：“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就是信仰的宣示。


历史沧桑，民心至上。人民，是百年大党的初心所系。从一成立，党就到基层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去。这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没有做过的。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恒定的目标，不变的初心，远大的抱负，坚贞的信仰，奋斗的自觉——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但是有了这些，求索的味道又怎能不是甜的？


（三）飞跃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结出甘甜硕果。


一个古老民族的容颜焕然一新且日新月异。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按下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中高高升起。新中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从一大时的50多名党员，到如今有9100多万党员的泱泱大党；从一穷二白发展成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旧中国，到消除人类最大的绝对贫困群体，走向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新中国；从封闭僵化、饱受欺凌，到海纳百川、拥抱世界，携手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神舟”飞天、“北斗”组网、“嫦娥”探月、“蛟龙”入海、“天眼”巡空、“天问”探火……一代代中国人艰辛探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迈向未来步履矫健。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未如此之清晰。


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四）前景


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成功的实践样本，中国正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动力、厚植丰腴土壤。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大约30%，在新发展格局下，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有望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踏上新起点，未来无限。


到本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之时，也正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


彼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会更加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


彼时，最好的赞美仍莫过于——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落款：“董必武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





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会址。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这幅字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党和人民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源自《庄子》，原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无声，却有力地，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拍摄的董必武的题词（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一）“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闷热。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石库门外，夜色之下，“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看起来沉滞如常。各色洋人和达官贵人依旧纸醉金迷，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劳作。翻开《申报》，《粤桂最近之战局》等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连载”，占据国内新闻的大幅版面。国际上，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即将开幕。当日，报上一则《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的消息，描绘了一些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乐观”——“舆情对于美国邀中国与会，大为兴奋”。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4月8日拍摄的望志路106号、108号大门（今兴业路76号和78号）。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二）“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感悟赤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一大代表群体铜像。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此后一年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当权者不会清醒，他们正在装睡。热血的青年，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直抒胸臆：“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眉头紧锁。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6年后的1927年，那位曾经“眉头紧锁”的李汉俊、当时年仅37岁的李汉俊，倒在了反动军阀的屠刀下。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忻平说。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的《新青年》8卷1号（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三）“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腘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1920年9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中悲悯地写道。次年，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这是一个国运衰微、苦难深重的中国。


到底，路在何方？





这是李大钊和他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1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文末，他庄严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





这是毛泽东和《湘江评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四）“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文中列着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再看7月28日的《民国日报》，一则《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的新闻，直指资产阶级政府“城墙坍倒办选举”“百余人轮流投票千余张”的虚伪行径。作者直言：“长此以往，选政何堪设想？”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多位代表日后回忆，会场内发生多次“有力的争论”。例如，在关于是否支持党员经党特别允许后可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的问题上，纲领在注释中留了个尾巴：“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时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图强的责任。“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示的李达、王会悟夫妇的照片。新华社发


（五）尾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921年元旦，作家沈禹钟在《申报》副刊《自由谭》上发文“祝民国十年”，他语带希冀地写道：“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纵而欲，毋贰而心，毋逞小念以乱大谋……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轫焉。”


同年岁末，同样是《自由谭》，作家许一鸥却忙不迭“送民国十年”：“你今年借了多少外债，丧失多少权利，替百姓增多少负担，也当交代个清楚，组阁组阁组了一年组出什么阁来。”字里行间，失望透顶。


他们并不知道，地火在地下奔涌，即将冲破地面；雨云在天边翻滚，即将炸响惊雷；晦暗在黎明前挣扎，一轮崭新的红日就要喷薄东方！


那幢石库门房子里发生的事情，除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骚扰外，在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长条桌边的年轻人，文质彬彬，而内心火热，当他们起身没入人海，没人想到，一股红色激流就此改变了中华大地。


只有穿透历史的烟云，才能看清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那一扇并不宽敞的木门，开启了古老中国走向新生的壮阔征程；那一叶吃水不深的红船，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梦想。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应当缅怀，永远缅怀那些在沉沉黑夜中点燃火种、献身光明的人。我们更应自信，这个走过一百年的伟大政党，之所以彻底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只因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4月5日拍摄的位于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旧址。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1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参观（6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日出东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史组画前参观（6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参加青年节活动的青年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前自拍合影（5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主题雕塑。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这是李汉俊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6月1日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拍摄的李汉俊的遗物和相关展品。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这是陈潭秋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是《共产党》月刊创刊号。新华社发（中共一大纪念馆提供）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的谢觉哉日记（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新华社发（上海图书馆提供）





1921年7月23日《申报》上的消息《太平洋会议与中国》。新华社发（上海图书馆提供）





1921年7月28日《民国日报》上的新闻《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新华社发（上海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