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老人都希望能通过立遗嘱的形式，为自己也为了家人，做好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

“我的财产都是留给父母的，以前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一些片段，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脑子里闪现”

3月21日凌晨，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就开始整理着装，为这个“大日子”做各项准备。

“今天，是中华遗嘱库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陈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中华遗嘱库第一个登记中心于2013年3月21日正式挂牌运行，地址位于北京西交民巷73号。

陈凯至今还记得第一天开放登记时的场景：登记中心的大门一打开，门外许多六七十岁的老人在门口已经排起长长的队伍。在接下来的3天里，预约登记的老人超过600人，中华遗嘱库第一登记中心还因电话占线被北京市民打电话去市长热线投诉。

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死亡”和“遗嘱”常常被认为是忌讳的事情。遗嘱登记服务被众多老人看重，这是当时陈凯没想到的事情。虽然直到现在仍有人避讳谈及此事，但这十年间陈凯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订立遗嘱，“人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表现得越来越成熟”。

3月21日公开发布的《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通过对25万份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立遗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遗嘱服务这种新生事物，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从来没有去想过的一件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件可以被摆在台面上讲的事情，这种变化无疑是可喜的。”陈凯说，这种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单身主义、不婚主义、少子化、空巢化等逐渐成为常态，人们的需求从物质需求更多地转向精神需求，在遗嘱中人们关注的除了财产安排，还有情感表达等。

遗产与纠纷

在陈凯的印象中，2023年1月开始，到中华遗嘱库办理遗嘱提取业务的数量陡然增加，每月能达到80余单，数量几乎是平时的十倍。

这种变化，江苏某银行的一名柜员感知得更为分明。她所在的银行附近有一家医院，2022年12月她在柜台值班时，总能听到街上响起救护车的声音。到2023年1月，这些声音变少了，柜台前遗产继承的业务却多了。从前两三个月都只碰上一个，如今一个月就有了四五单。

来办业务的一般是逝者的子女，逝者的死因通常是器官衰竭、疾病突发。

面对银行柜员，家属们通常表现得少言而匆忙，基本不会在银行发生任何争吵。

但对于律师来说，发生在眼前的冲突会明显得多。

律师于轩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有些老人离去得匆忙，根本没有留下遗嘱，导致家庭内部出现遗产纠纷。

此外，每一种遗嘱都有形式要件要求，比如说自书遗嘱要有效成立，在形式上需要符合三方面要求：遗嘱人必须亲笔书写；遗嘱人必须签名；遗嘱人必须注明年、月、日。遗嘱不一定要去律所或者公证处立，但是必须得保证满足形式要件的要求，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遗嘱看似只是订立的一小步，其实包含着咨询、精神评估、法律分析、宣读录像、见证、保管等很多步骤。

“有的老人虽然留下了遗嘱，但形式要件不符合要求，产生了纠纷；有的老人留下了遗嘱，因分配不均等问题产生纠纷；有的老人写了多份遗嘱，子女们对遗嘱的真实性有疑问；还有的老人将遗产赠予给了非法定继承人，亦会带来后续烦扰。”于轩表示。

“在遗产继承面前，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一些积累了几十年的矛盾突然就爆发了。以前老人在，大家还表面上和和睦睦的，老人一走，这些矛盾都表现出来了，很难去调停。有的家庭也许会因为遗产纠纷就散了。其实金钱财产可以顺利地料理安排，但是最难抚慰的还是人心。”陈凯说。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有越来越多老人寻求立遗嘱。2022年9月，国家卫健委相关发言人在发布会上指出，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中华遗嘱库此前的统计数据反映出了老人的普遍忧虑，60岁以上的老人立遗嘱，其中约14%的人是为了隔离子女婚姻风险，约32%的人是为了避免家庭纠纷。

这两年，中华遗嘱库广东中心主任李欣悦在北京和广州两地都接受过市民的咨询，包括打遗嘱官司的再婚家庭，失独或者丁克的老两口，一生单身不生育的闺蜜，“能来找我们的老人，观念比较先进，有时候叔叔阿姨坐在这里就开始谈‘如果我死后’，他们不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吉利，只是谈起家里的纷争，很多人都会禁不住地流眼泪”。因此，中华遗嘱库的会客厅里总是备有纸巾。

“绝大多数老人都希望能通过遗嘱的形式，为自己也为了家人，做好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深圳遗嘱库管委会副主任周思奇说。

“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

25岁，崔文姬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

她是中华遗嘱库的一名“90后”登记服务顾问。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她对遗嘱有了不同的理解。“遗嘱不是临终的遗言。”崔文姬认为，遗嘱在维护家庭和谐、定分止争方面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崔文姬说：“有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很大，身体也不太舒服，所以先买了保险，又立了遗嘱。”

遗嘱库的工作让她意识到遗嘱这个事情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以前我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觉得电视里演的那些‘狗血’剧情都是不真实的，但在我们这种工作场景下，你会看到千家万户里各种各样的事情，好的、不好的，和谐的、不和谐的，这让我对人性、对家庭都有了新的想法和认知，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比别人多过了好几年”。

关注遗嘱的年轻人不止崔文姬。《白皮书》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00后”开始订立遗嘱了。截至2022年12月31日，“90后”立遗嘱总人数达到1787人。在中华遗嘱库最年轻的立遗嘱人是17周岁。

立遗嘱那天，当崔文姬作为立遗嘱人真正坐在摄像机前面时，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崔文姬觉得这是在经历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以至于立完遗嘱那天她还有一点恍惚。

“我的财产都是留给父母的，以前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一些片段，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脑子里闪现。”崔文姬说。

陈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觉得立遗嘱这件事是一场生命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观念。

崔文姬则觉得：“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或许它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死亡没有了焦虑和恐惧，而是在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中，人们重新审视了过往和未来的人生。”

“多了一份情感的转移”

今年36岁的陈晓燕（化名）是一名再婚人士，育有两个女儿。近年来不少重组家庭的财产纠纷案一直令其反思这些问题：如果自己出现意外，两名年纪尚幼的女儿的生活如何保障？会不会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导致姐妹之间长大后关系破裂？会不会有外人对自己的财产虎视眈眈？带着这些忧虑，张女士找到了中华遗嘱库，得知可以设立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打理、管理后，她决定授权表妹作为遗产管理人。

陈晓燕说：“遗产管理人的指定十分有必要，遗嘱不再是简单的财产继承、房屋过户，而是多了一份情感的转移，更加有温度。办理完遗嘱后，感觉一身轻，终于将心头大石放下。”

陈凯表示，遗嘱是对遗产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大家的需求可能不是遗嘱本身能够解决的。

“比如说对遗产进行持续管理的需求，比如说对身体残疾的子女有人身保护的需求，比如说自己的遗体有捐赠的需求，我们的法律怎么去应对这些需求，是一个很大的命题。”陈凯说。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白皮书》显示，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的遗嘱中，已有1542份遗嘱指定了遗产管理人。

陈凯认为，遗产管理人制度至少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方面继承纠纷往往审理时间较长，产生了大量诉讼成本。按照民法典规定，法院可以把大量工作留给遗产管理人来处理，从而节约了这一成本；另一方面，遗产管理人与继承人之间往往存在亲情或者人情纽带，可以讲情讲理，而不只是单纯讲证据，由此更容易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有利于继承案件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中华遗嘱库已启动专业遗产管理人人才库项目，首个全国性遗产管理人平台也将正式上线，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遗产管理人标准体系、评价体系、考核体系、监督体系。

责任编辑：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