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文，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今年以来，公安部门打掉了多个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团伙，犯罪分子组织“买手”、平台撮合、出售套现……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上，非法所得资金先变为虚拟货币，再“洗白”成法定货币资金。





虚拟货币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沦为洗钱工具的？又该如何打击这种新型洗钱犯罪？


资金异常牵出特别的洗钱案


2020年11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某公司被诈骗团伙诈骗590万元。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警方发现大量资金被犯罪嫌疑人在短时间内快速转移和“洗白”，于是迅速批量冻结了数百个涉案账户。不过，此时有一批账户提出解冻申诉，称只是在进行虚拟货币交易。


真的是“误伤”吗？办案人员加大了追踪调查力度，一个利用虚拟货币为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专案组民警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成员在上家统一组织安排下，在湖南长沙、四川成都等地组织数十名“买手”。利用“买手”提供的火币网账户和银行卡账户，犯罪嫌疑人在各地的多个宾馆开设房间，接收上游涉案赃款，购买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转移电信网络诈骗赃款。


在前期大量侦查掌握相关证据后，警方在多地开展抓捕行动。截至记者发稿，警方共抓获嫌疑人29人，其中涉虚拟货币交易洗钱的20人，涉案金额超过600万元。


西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蒋鹏飞告诉记者，自2020年10月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以来，一些犯罪分子改变了过去通过国内银行卡取现的传统洗钱方式，利用虚拟货币转移赃款、洗钱。


无独有偶，江苏盐城建湖警方也成功破获了一起网络赌博案件，赌徒在赌博网站上一掷千金，均是使用虚拟货币下注，之后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将不法收益套现为法定货币。2020年12月，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在上海、广州、安徽滁州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查扣涉案虚拟货币130余万个，价值2600余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巢克俭介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具有匿名、无国界、点对点等特点，不法分子将非法所得兑换为虚拟货币，利用匿名性掩盖犯罪资金的真实来源，在全球各地快速转移，给监管和执法部门追踪带来一定难度。





虚拟货币如何一步步将赃款“洗白”？


虚拟货币到底是如何突破法律法规，将赃款“洗白”的？分析已侦破的几起案件，可以大致摸清“洗白”过程。


——组织“买手”，线上培训虚拟货币买卖。记者从警方了解到，洗钱团伙往往通过微信、QQ群发布“刷单”“跑分”“提供账户就挣钱”等信息，在多地组织“买手”，要求他们下载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手机应用软件，并利用个人和他人信息注册账户。随后犯罪嫌疑人将“买手”引导到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线上培训，详细指导虚拟货币的买卖操作。


——非法资金转入“买手”账户，平台撮合场外交易。洗钱团伙将准备好的收款账户信息提供给上游犯罪嫌疑人，待诈骗、赌博等非法所得资金转入收款账户后，犯罪嫌疑人组织“买手”带好手机和银行卡进行线下操作。


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撮合下，“买手”在平台上寻找到虚拟货币卖方，利用平台沟通信息，与卖方私下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账户等方式完成支付，再通过平台将虚拟货币提出到指定的钱包地址。


——逐级提转汇至境外，平台出售进行套现。为躲避侦查，犯罪嫌疑人会将获得的虚拟货币通过不同钱包地址账户逐级提转，有时利用在线“热钱包”，有时甚至利用离线“冷钱包”，最后汇至境外洗钱犯罪嫌疑人的钱包地址。


在汇集大量“赃币”后，犯罪嫌疑人又将“赃币”转至境内负责变现的团伙钱包，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交易出售进行套现。至此，洗钱团伙完成了非法所得资金到虚拟货币，再到法定货币的“洗白”过程。





技术风控和制度监管需“双管齐下”


我国相关部门早已注意到虚拟货币交易容易滋生非法跨境转移资产、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风险，多次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参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国内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也被基本肃清。


不过，斩断这条洗钱黑色产业链仍面临不小挑战。一方面，不少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为躲避监管，把服务器放置在境外，撮合买卖双方点对点交易；另一方面，虚拟货币的钱包地址不需实名登记，交易过程相对复杂，不通过针对性的解析程序难以溯源。这些都加大了监测和防控难度。


“虚拟货币转移与境内金融体系的资金划转相分离，境内金融机构只能看到国内个人之间的人民币转账，虚拟货币交易的识别难度较大。已发现的虚拟货币洗钱案例主要是从上游犯罪调查后分析发现的。”巢克俭介绍，随着近期相关打击力度的加大，境内虚拟货币买卖的资金交易模式日趋分散化，隐蔽性进一步提升，追踪监测难度增大。


蒋鹏飞说，技术的难题需要新的技术去破解，只有坚持技术风控与制度监管“双管齐下”，才能斩断虚拟货币洗钱黑色产业链。虚拟货币交易的实现有赖于买卖双方的信息发布和交流，可从信息流入手采取有效的监测和封堵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提出了一系列工作举措，建立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常态化工作机制。通知特别提出，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监测预警，继续深入开展“打击洗钱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洗钱、赌博等犯罪活动。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应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等，不要轻易出借、出售给他人；保管好自己银行卡账户、收款码等相关信息，避免被犯罪分子利用；增强风险意识，不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

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总局成立专案组，依法扎实高效推进案件查办，广泛开展调查取证，获取大量证据材料并全面深入分析，查明案件事实；组织专家反复深入开展研究论证；多次听取美团陈述意见，保障其合法权利；确保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


经查，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实施差别费率、拖延商家上线等方式，促使平台内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并通过收取独家合作保证金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采取多种惩罚性措施，保障“二选一”行为实施，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妨碍了市场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削弱平台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损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综合考虑美团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2021年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同时，向美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围绕完善平台佣金收费机制和算法规则、维护平台内中小餐饮商家合法利益、加强外卖骑手合法权益保护等进行全面整改，并连续三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确保整改到位，实现规范创新健康持续发展。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监委消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原一级巡视员曾长虹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监察调查。





曾长虹简历


曾长虹，女，汉族，1961年1月生，湖南湘乡人，199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98年12月调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


1998年12月至2001年1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干部、处长；


2001年1月至2009年11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干部、处长、副巡视员；


2009年11月至2016年12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发行监管部副主任；


2016年12月至2019年8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局巡视员、一级巡视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纪委监委）

这是9月22日拍摄的吉林省白山市通化钢铁集团板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区。


新华社记者张建摄

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金融机构要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配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会议认为，近年来，金融部门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稳妥实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稳定，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议强调，金融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持续落实好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九部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繁荣发展。






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在加速互联网信息传播、繁荣数字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算法不合理应用也影响了正常的传播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给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公平公正和网民合法权益带来挑战。对此，意见提出，利用三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


意见明确，企业应强化责任意识，对算法应用产生的结果负主体责任。同时，将着力解决网民反映强烈的算法安全问题，对算法监测、评估、备案等工作中发现的，以及网民举报并查实的涉算法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坚决维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安全。


意见还要求，防范算法滥用风险。维护网络空间传播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防止利用算法干扰社会舆论、打压竞争对手、侵害网民权益等行为，防范算法滥用带来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患。

中国证监会会同公安机关查获多起操纵市场重大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驻证监会检察室揭牌成立，证监会牵头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发布以来，监管部门加快健全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合力，“零容忍”上升新高度，严打违法违规常态化。


业界反映，证券监管部门持续严打证券违法违规行为，聚焦执法重点，完善侦察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实现立体追责，一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市场操纵、逃废债等大案要案得以查处，形成强大执法震慑。


扎紧篱笆法治供给形成闭环


与全面推行注册制相衔接，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蹄疾步稳，正在形成法治供给闭环。


市场法治建设日臻完善。新证券法在确立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同时，引入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证监会近期通报首批适用新证券法财务造假案件处罚情况，首批案件已进入事先告知阶段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最高拟处以近4000万元罚款。此外，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场四类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夯实资本市场法治根基。


以《意见》出台为契机，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意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线，以统筹行政与司法协调衔接为重点，着力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系，对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有针对性的部署安排，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资本市场执法和司法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跨境监管执法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修改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推动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域外适用制度等政策，将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法治保障。


对于上述积极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中华表示，资本市场正在形成“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惩戒”的法治供给闭环，将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只有‘行民刑’责任规制体系相互衔接，才能力促资本市场治理出成效。”他说。


筑牢防线监管执法“零容忍”


在法治供给持续优化的同时，从严监管也形成了常态化机制，持续释放“零容忍”强烈信号，筑牢防线，护航资本市场稳健运行。


重大案件的查处力度不断强化。证监会7月通报了集中部署专项执法行动的情况，集中打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办16起重大典型案件。严格执行退市制度，严肃市场纪律，证监会9月最新通报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强制退市公司家数已是之前10年总和的3倍多，资本市场优胜劣汰、吐故纳新的常态化退市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对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责任追究力度持续升级。ST中安5月公告了涉证券虚假陈述案二审判决结果，此案成为首例中介机构按比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生效判决；瑞华会计事务所因康得新、华泽钴镍、千山药机等多起审计失败案件相继被证监会行政处罚或立案调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因在康美药业审计业务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证监会罚没5700万元。


依法严厉打击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证监会9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证监会累计采取相关行政监管措施152家次，查处债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19件。


“监管部门近期处置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越来越隐蔽，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系统性、科学性，逐步构建现代化监管执法新模式。除此以外，应重点防范输入性系统性风险，合理对量化交易和外资行为等进行规范。”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说。


形成合力立体化追责体系更完善


专家认为，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合力，构建立体化追责体系是“十四五”期间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以《意见》的发布为起点，资本市场的“零容忍”步入凝聚合力新阶段。


监管部门联合执法近期动作频频，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高效衔接，增强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合力。证监会会同公安机关查获多起操纵市场重大案件，相关人员涉嫌操纵“南岭民爆”“今创集团”“昊志机电”股票价格案取得重大进展；最高人民检察院驻证监会检察室9月18日揭牌成立，完善了证券案件检察体制机制；证监会牵头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并于近期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强化工作协同，落实各方责任，进一步畅通部际协作、央地联动的工作机制等内容。


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合力正在形成制度预期，将进一步完善立体化追责体系。可以预期，在完善证券案件侦查体制机制，完善证券案件审判体制机制，加强办案、审判基地建设，强化地方属地责任等制度预期下，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与公安、司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有关地方的工作协同力度将持续增强。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力度显著加强，且与刑事执法司法合作强化，正在形成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的立体追责体系，‘零容忍’正在形成强大震慑，不敢违规、不愿违规和不能违规的市场文化正在形成。”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说。


对于下一步举措，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建议，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围剿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全链条打击、全方位追责体系，进一步提高震慑力。

海关总署27日对外发布，今年前8个月，全国海关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288种、4.16万种次。


通报显示，前8个月，我国海关在邮件、快件、旅客携带物等渠道截获外来物种、种子苗木等禁止进境活体动植物5868批次。依据口岸截获情况，向外方发出违规通报974份，涉及50个国家或地区；依法退回或销毁不合格农产品377批，涉及33个国家或地区。


为严防各类动物疫病输入，海关加强进口动物境外预检，严格源头检疫把关，确保进口种用动物安全卫生。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高致病禽流感、沙漠蝗等重大动植物疫情口岸防控工作，发布禁令公告21份，涉及18个国家或地区；发布警示通报14份，涉及13个国家或地区。

福建的姚某2013年遭“莫某某”骗婚，不仅“人财两空”，还留下了婚姻记录。随后，姚某持续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却未能撤销婚姻登记。姚某又先后向法院提起离婚、宣告婚姻无效、撤销婚姻登记等民事、行政诉讼，均因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或已过法定起诉期限被驳回。在此期间，姚某与另一女子生育两个孩子，无法落户、上学，一家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姚某确实遭骗婚的基础上，举行公开听证，向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得到采纳，原婚姻登记被注销。同时，检察机关还监督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骗婚案，目前“莫某某”已被抓获归案，姚某诉求终于得到圆满解决，持续多年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27日，该案例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发布。据介绍，最高检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共6件，涉及申请撤销婚姻登记、强制拆迁争议等方面，全部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并且均为重大、复杂、影响大的案件。


最高检副检察长杨春雷介绍，这6件案例从不同侧面对化解行政争议的范围、标准和方式等作了回应，强调检察机关应当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综合运用监督纠正、促成和解、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多种方式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杨春雷表示，近两年来，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持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积极回应人民关切，促进案结事了政和。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化解行政争议9200余件，化解10年以上的陈年争议561件，其中20年以上的陈年争议102件，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身边事，为解决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作出了检察机关的努力。

截至今年8月我国14%人口受全面无烟立法保护


业内人士建议加快全国无烟立法步伐





安徽省阜南县卫生健康执法人员在街心公园向群众宣讲吸烟危害。本报通讯员吕乃明摄


9月15日至27日，备受关注的重磅体育赛事——十四运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在扎实构建系统完备的疫情防控体系的同时，十四运会倡导健康全运理念，提出办一届无烟全运会。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运会控烟区域包括比赛场馆内外、全运村及接待酒店室内，要求在禁烟区域张贴醒目的禁烟标识。同时，要求所有出租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整个赛事期间，烟草广告、赞助，包括软广告等禁止投放，赛场商店也不得摆放、售卖烟草制品。


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9年，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将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其中明确将全面无烟法规覆盖人口比例作为控烟工作的考核目标，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低于24.5%和20%；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到30%及以上和80%及以上。


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受到全面无烟立法保护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数的14%。但与2022年要达到30%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业内人士呼吁加快我国控烟立法进程，适时出台国家层面全面无烟法规，让控烟行动的目标落到实处。


地方控烟立法成效显著


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是指通过无烟立法而受到保护，避免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遭受烟草烟雾危害的人群数量。


“全面无烟的法规应具备两个要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研究员肖琳指出，一是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无烟；二是执法主体明确，对个人或场所的违法行为有罚款等处罚措施。


近年来，我国地方城市控烟立法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控烟法规，特别是2015年至2019年间，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秦皇岛等城市出台全面无烟立法，均已实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成为目前各地全面无烟立法的标杆。


此外，还有部分省、市出台的爱国卫生条例等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对场所和个人的违法吸烟行为给予罚款等处罚。


全国控烟立法势在必行


在地方立法的推动下，我国控烟形势与此前相比有了改善。然而，仅靠地方城市控烟立法，难以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出台全国性的控烟立法势在必行。


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从2006年至今，《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已有15年。过去十多年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持续关注控烟话题，提交了涉及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等多个领域的议案、建议、提案等。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建议出台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严格按照《公约》，禁止在一切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吸烟，保护公众不受烟草烟雾危害。


中国政法大学医疗保障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刘炫麟指出，控烟立法必须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要发动普通民众参与其中。“对于疾病危险因素的控制，尤其是一些不健康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的控制，需要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如果人们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从而培养起自觉自愿的习惯和行为，就会影响和推动整个立法进程。”刘炫麟说。


此外，有业内人士指出，推动全国无烟立法进程还有一个相对可行的办法，即通过恰当的途径和方式修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以及实施细则，通过增加相应的罚则，扩大禁烟的范围，实现控烟立法新的突破。


严格执法也是关键环节


除了加强控烟立法，严格执法也是实现健康中国目标的重要保障。


2020年6月1日起，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施行。这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其中，该法第七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减少吸烟对公民健康的危害。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强化监督执法。


应当看到，实践中，由于一些控烟立法未能考虑现实情况，导致条文在实施层面缺乏可行性和针对性，难以发挥预期效果。


这其中，缺乏配套的执行制度是典型问题之一。由于在公共场所禁烟涉及方方面面，一些地方推出室内禁烟的立法时规定了多个具有禁烟执法权的主管部门，可是由于执法部门人力财力物力不足，执行起来效果大打折扣，最后陷入“谁都能管，谁都管不好”的尴尬。


为了破解控烟执行难，目前一些城市进行了创新尝试，并取得了不少有益经验。


比如，2019年8月1日起，《秦皇岛市控制吸烟办法》施行，秦皇岛市成为中国第一个无烟海滩所在地。秦皇岛控烟除了立法严格，还对责任主体进行了明确，规定秦皇岛市卫生健康委是控烟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教育、体育、人社、旅游等32个部门为重点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又如，深圳市自2017年就启动了控烟车轮战，由深圳市控烟办牵头，联合执法单位，通过新闻媒体直播协同作战，不打招呼突击行动。几番车轮战过后，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逐渐形成。据悉，未来深圳市还将探索“市民投诉+部门执法+基层治理+考核评价”闭环管理模式，用“C”撬动“B”打通“深圳控烟地图”。


“中国每年有40万不吸烟者因为暴露于二手烟死亡，而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原主任姜垣强调指出，“二手烟没有安全暴露水平，只有通过符合‘全面无烟环境立法’标准的法律法规，同时配合严格的执法，才能消除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二手烟从而挽救生命”。

近日，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包括美团骑手、滴滴司机等在内的“平台网约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范围。这意味着，按照北京8月1日刚刚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2320元/月计算，平台企业向提供正常劳动的“平台网约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2320元。（9月26日《北京青年报》）

最低工资制度是我国劳动保障制度中的重要一环，主要基于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等条件向在法定时间或约定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劳动者提供最低劳动报酬，旨在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是一项具有兜底功能的劳动保护政策。目前，多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未与平台或相关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北京市把这些网约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范围，拓展了最低工资制度保障边界，是一种积极的劳动保护突破，是对新型网约劳动关系的进一步确认，也是对灵活就业领域劳动保障制度的发展完善。

近年来，职能部门积极探索加强对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保障。去年7月，发改委、人社部等多部门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要求“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相应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报酬权、休息权和职业安全，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今年7月，人社部、发改委、总工会等八部门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健全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制度，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

随后，人社部、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确保外卖送餐员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北京市把平台网约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保障范围，是对上述意见的积极贯彻，具有很强的引领示范意义。

网约劳动者主要靠跑单量获取劳动报酬，其劳动报酬的多少与劳动时间、劳动效率、平台算法、奖惩情况等因素直接关联，要把网约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落到实处，这些因素都需要被考量。相关平台在网约劳动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应通过优化完善工资算法规则，承担最低工资保障责任，把最低工资发放到位。

由于网约劳动具有灵活性，相关平台需对最低工资制度内的网约劳动时间、劳动量给出一个合理标准（也即正常劳动标准），并依托标准以“取中”“从宽”为原则制定工资算法和考核奖惩规则，确保劳动者在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能够满足最低工资保障条件。如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所获报酬低于最低工资，平台应有工资兜底补足机制。

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休息休假权，平台在设计最低工资算法、保障最低工资权益时对此应有安排。如劳动者从事网络劳动达到一定时间，因病、因事合理适度休假，甚至请带薪年休假，而无法在某个工资周期内达到正常劳动量标准，平台也应发放最低工资。保障网约工最低工资权益，关键在完善算法规则，这既需要企业的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和工会的督导责任。（李英锋）

广泛深入开展“法治体检”进一步扩大法律服务覆盖面选好配强公共法律服务队伍

企业“点单”，律师“上菜”。

一段时间以来，安徽律师在行业党委的带领下，打好主动战，问需、问计、问效于企，通过着力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依法助力纾解企业困难。

7月30日，安徽盛华达律师事务所4名律师来到安徽靖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律师们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以及遇到的法律问题，对涉及合同、企业债权债务、企业用工等法律问题给予专业解答，对企业在技术升级改造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出参考意见。

“企业合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法律指引，真心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越多越好，并且是有针对性地审查公司开展的业务，帮助我们走上健康的企业发展之路。”活动现场，靖宇公司负责人杨经理感慨道，这样的“法治体检”对公司依法决策、依法经营、合规管理有很大帮助。

当前，企业合规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一大热词和关注焦点。各地司法行政机关顺势而为，不断强化法律服务供给，助推企业合规发展，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动力和潜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法律服务和有效法治保障。

推广“法治体检”

6月7日，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公司治理、劳动人事、知识产权、财税金融和公司担保五个专业的10余名律师组成法律服务团，前往普天实业创新园，对园区内的民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服务团为园区企业开展“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与防控”专题讲座，并开展针对性的“法治体检”和法律咨询服务。

以此次活动为标志，北京市“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服务周全面启动。

《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服务周，是北京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进行的一项创新探索。此举进一步加强了律师事务所与市区工商联所属商会、民营企业对接，多维度、全方位发挥律师专业特长和实践优势，为民营企业开展“法治体检”，帮助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健全管理制度，防范法律风险，维护合法权益。

自今年起，贵州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每年4月1日至8月31日将组织律师服务团队、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团队，集中为有法律需求的省内民营企业开展免费“法治体检”。

贵州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法治体检”将遵循无偿、自愿、保密原则，不收取任何费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体检”，企业在“体检”内容的范围内选择相关项目。

扩大辐射覆盖

联合民政、街道，发挥社区综治、网格员作用，广泛收集企业需求，进行律师意愿摸排，以“律所进社区”模式完成37家律所与54个社区对接……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司法局在全市扎实开展市场主体法律顾问服务网格化全覆盖工作。

杭州市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市场监管局等部门针对区、街道、社区三级园区和楼宇、小镇等市场主体聚集区，完成基础数据收集和排查工作，掌握各街道社区市场主体数、企业现有法律服务获取途径及法律服务需求。

滨江区对1429家企业进行摸底分类，以律所与企业一对多、多对一、打包团购等模式为企业配备专业律师或团队。余杭区升级“律师进工作站”，在未来科技城核心区域的炬华科技园区、利尔达科技园区等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点，配备专属网格律所，采取“固定坐班+走访+摆摊”形式开展法律服务。

在距离杭州3000多公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市等地城区，边远地区相关资源较为匮乏。

对此，新疆司法厅自9月1日起，通过开展机构结对帮扶、设立法律服务机构等方式，引导乌鲁木齐等地城区法律服务机构，以南疆五地州为重点，扶持边远地区法律服务行业发展，引导城区法律服务力量下沉和延伸服务，满足边远地区企业合规建设等需求。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合规专项工作组委员茆宇认为，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律师团体广泛进行企业合规管理风险排查，开创“网格化服务”模式，为广大企业合规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风险排查之后的合规工作应该是整改。”茆宇表示，在进行“法治体检”等风险排查工作的同时，要扎实推进外部相关规范体系相应调整和跟进完善，形成有效的、可持续的支撑体系，从制度上保证执法部门主动为营商环境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化解法律风险，事前防范强于事后倒查。”长期关注公益法律服务领域的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司法行政机关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流程、细化清单，将服务关口前移，把风险隐患消除于未然，以精细化公共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发展大局

9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举办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服务园区揭牌仪式。这意味着，适应自贸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对内对外法律服务渠道正式打通。

目前，园区设有一站式法律服务中心、多元矛盾调解中心、法律人才孵化基地、法学论坛、教育培训中心、司法鉴定等配套资源，为企业融入园区“法治生态圈”提供便利。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

随着各地新区、自贸区建设推进，新矛盾、新业态、新需求不断涌现，对推进区域法治建设和企业合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纷纷针对本地区企业特点，提供多样性、差别性专业服务，以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企业合规建设需求。

湖南省司法厅立足营商环境新变化，积极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打出公共法律服务“组合拳”，实施服务中国（湖南）自贸区建设10条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精准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

2020年，湖南全省政府法律顾问参与重大投资谈判1088次，审查重大政府合同1119件，涉及金额8640亿元，为1547个集中开工重大项目提供法治护航，用法律服务让“营商”更“赢商”。

截至目前，湖南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组建律师等法律服务团268个，担任法律顾问1万余家；深入园区、企业开展免费“法治体检”2.4万余次，提供法律咨询7.8万余次，提出法律建议1.2万余条，帮助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3.4亿余元。

多点发力、多方配合，方能凝聚依法治理的强大合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支撑。

佟丽华建言，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应进一步整合多方专业资源，选好配强公共法律服务队伍，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梳理本区域企业多发性法律风险和法律问题，高效处理、精准发力，构筑起经济发展法律安全屏障。（本报记者董凡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