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会同公安机关查获多起操纵市场重大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驻证监会检察室揭牌成立，证监会牵头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发布以来，监管部门加快健全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合力，“零容忍”上升新高度，严打违法违规常态化。

业界反映，证券监管部门持续严打证券违法违规行为，聚焦执法重点，完善侦察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实现立体追责，一批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市场操纵、逃废债等大案要案得以查处，形成强大执法震慑。

扎紧篱笆法治供给形成闭环

与全面推行注册制相衔接，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蹄疾步稳，正在形成法治供给闭环。

市场法治建设日臻完善。新证券法在确立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同时，引入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证监会近期通报首批适用新证券法财务造假案件处罚情况，首批案件已进入事先告知阶段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最高拟处以近4000万元罚款。此外，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和操纵市场四类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惩戒力度，夯实资本市场法治根基。

以《意见》出台为契机，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意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线，以统筹行政与司法协调衔接为重点，着力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系，对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有针对性的部署安排，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资本市场执法和司法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跨境监管执法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修改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推动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域外适用制度等政策，将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法治保障。

对于上述积极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中华表示，资本市场正在形成“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惩戒”的法治供给闭环，将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只有‘行民刑’责任规制体系相互衔接，才能力促资本市场治理出成效。”他说。

筑牢防线监管执法“零容忍”

在法治供给持续优化的同时，从严监管也形成了常态化机制，持续释放“零容忍”强烈信号，筑牢防线，护航资本市场稳健运行。

重大案件的查处力度不断强化。证监会7月通报了集中部署专项执法行动的情况，集中打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办16起重大典型案件。严格执行退市制度，严肃市场纪律，证监会9月最新通报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强制退市公司家数已是之前10年总和的3倍多，资本市场优胜劣汰、吐故纳新的常态化退市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对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责任追究力度持续升级。ST中安5月公告了涉证券虚假陈述案二审判决结果，此案成为首例中介机构按比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生效判决；瑞华会计事务所因康得新、华泽钴镍、千山药机等多起审计失败案件相继被证监会行政处罚或立案调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因在康美药业审计业务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证监会罚没5700万元。

依法严厉打击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证监会9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证监会累计采取相关行政监管措施152家次，查处债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19件。

“监管部门近期处置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越来越隐蔽，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系统性、科学性，逐步构建现代化监管执法新模式。除此以外，应重点防范输入性系统性风险，合理对量化交易和外资行为等进行规范。”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说。

形成合力立体化追责体系更完善

专家认为，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合力，构建立体化追责体系是“十四五”期间完善资本市场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以《意见》的发布为起点，资本市场的“零容忍”步入凝聚合力新阶段。

监管部门联合执法近期动作频频，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高效衔接，增强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的合力。证监会会同公安机关查获多起操纵市场重大案件，相关人员涉嫌操纵“南岭民爆”“今创集团”“昊志机电”股票价格案取得重大进展；最高人民检察院驻证监会检察室9月18日揭牌成立，完善了证券案件检察体制机制；证监会牵头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并于近期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强化工作协同，落实各方责任，进一步畅通部际协作、央地联动的工作机制等内容。

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合力正在形成制度预期，将进一步完善立体化追责体系。可以预期，在完善证券案件侦查体制机制，完善证券案件审判体制机制，加强办案、审判基地建设，强化地方属地责任等制度预期下，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与公安、司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及有关地方的工作协同力度将持续增强。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力度显著加强，且与刑事执法司法合作强化，正在形成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的立体追责体系，‘零容忍’正在形成强大震慑，不敢违规、不愿违规和不能违规的市场文化正在形成。”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说。

对于下一步举措，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建议，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围剿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全链条打击、全方位追责体系，进一步提高震慑力。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在严格经纪公司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通知》立足当前演出市场实际，聚焦演出经纪机构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拟从严格主体资质管理、规范演员从业行为、加强演出活动监管、做好粉丝正面引导、共建良好演出生态等5个方面，全面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


严格主体资质管理。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将从事演员签约、推广、代理等营业性演出经纪活动的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纳入演出经纪机构管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向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申请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明确相关罚则。


严格执行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制度，要求从事营业性演出经纪活动的演员经纪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并对其从业活动中的严重违规行为，明确由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撤销其资格证书并予以公告。


规范演员从业行为。演员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切实加强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以及演员经纪从业人员对演员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立演员自律自查工作制度，保障演员尤其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从业行为。严禁以招募“演艺练习生”等名义，灌输未成年人所谓“出名要趁早”等错误观念，误导未成年人价值观。


加强演出活动监管。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依法加强演出活动的内容管理，树立正确审美导向。对演出经纪机构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明确要求其配合行业监管、履行依法纳税义务等管理要求。同时，对演出活动内容违规等行为，明确相关罚则，进一步加强监管，明确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


加强对粉丝应援行为的正面引导。演员经纪公司、工作室要做好演出现场管理，不得组织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会等活动，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正常观演之外的应援消费，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共建良好演出生态。《通知》分别对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提出了政策扶持、执法检查、信用监管、行业自律等要求，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构建积极向上、繁荣有序的演出生态。

身价上千万、阳光帅气又柔情似蜜，这样一位“高富帅”，让婚姻失意的仲女士渐生好感并坠入爱河。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一切都是骗局。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两名涉嫌“杀猪盘”式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嫌疑人提起公诉。


2021年1月，仲女士在网上结识了梁飞，两人互加微信后逐渐加深了解。“他说自己在上海搞工程，身价千万，平时喜欢健身和旅游……”在仲女士看来，梁飞不仅帅气多金还对自己关爱有加，正是自己想要的另一半。


在确定恋爱关系后，梁飞向仲女士推荐了一款据说是国家重点扶植的投资平台——“中国石油”项目，梁飞告诉仲女士自己通过该平台投资赚了很多钱，想跟她一起赚钱。在梁飞的耐心指导下，仲女士在该平台完成了首次充值，之后又被梁飞以缴纳个人所得税、开通大额支付通道、解除关联绑定等理由陆续充值了104万元。


就在陆续充值后，仲女士明显感觉到梁飞的冷落，说好的提现利润也没有兑现，投资的钱更是石沉大海。仲女士如梦初醒，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可这也让本就有家庭的仲女士犯起了难，被自己“男友”诈骗，这种事情如何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左思右想之后，仲女士最终还是选择报警。


经警方侦查，梁飞的真实身份是连云港市赣榆区的徐某，此前一直赋闲在家，平日里靠着打点零工勉强度日。2020年，徐某在网上寻找致富门路时发现一则“欢迎来到缅北，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的广告，有着海外务工经历的徐某决定去缅甸碰碰运气。


2020年6月底，徐某乘飞机抵达云南沧源县，通过之前联系的“蛇头”，徐某下了飞机就被安排坐上一辆小巴车，当车开到边境地区，所有人员被安排走山路，徐某才恍然大悟，所谓的“出国”实则为偷渡，而他也在一步步走进缅北“杀猪盘”诈骗集团的犯罪中心。


同年7月，徐某来到位于缅甸勐波地区的“龙腾公司”工作，其工作核心就是和“客户谈恋爱”。公司不仅没收了徐某的身份证，还规定：不干满半年、业绩不达标不得离开，否则将支付8万元违约金，其间若有人想逃跑，生命安全概不负责。


面对门口荷枪实弹的警卫，徐某只得接受培训，在一段时间后，通过“公司”配发的手机，他在某社交App上以梁飞身份开始实施诈骗。对仲女士成功“杀猪”，让徐某获得了高额报酬。


“工作”之余，徐某在“公司”遇到了老乡王某，两人互相“交流”经验，并以梁飞、魏高飞等身份，以同样的手段相继诈骗多名女性，涉案金额达百余万元。但两人心里知道，“杀猪盘”诈骗是犯罪行为，尤其对国家严厉打击缅北诈骗行为有所耳闻，于是两人选择在达成“公司业绩目标”后退出诈骗集团，于2021年4月返回国内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归案以后徐某、王某均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2021年4月25日，连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徐某、王某立案侦查，赣榆区检察院第一时间介入该案，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梳理案件电子数据、银行转账记录等现有证据，针对犯罪嫌疑人以虚构“梁飞、魏高飞”身份实施诈骗的行为，引导公安机关根据“假名”在电诈平台中缜密筛查，细致比对被害人报案情况和身份信息，最终找到一名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外地被害人。


赣榆区检察院于2021年6月1日以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依法逮捕。在审查起诉环节，赣榆区检察院围绕犯罪集团特征、团伙层级开展取证，召开专题会议，系统分析案情，推进办案，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电子勘验数据、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分析犯罪组织层级、犯罪构成和犯罪模式，最终认定案件性质为“杀猪盘”式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办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结合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对徐某、王某的自首行为予以认定。在承办检察官耐心的释法说理下，犯罪嫌疑人均表示愿意退赔被害人损失，最终在辩护人和值班律师的见证之下，均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2021年8月12日，赣榆区检察院对徐某、王某以诈骗罪向赣榆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检察官表示，“杀猪盘”式诈骗犯罪团伙成员主要通过在社交软件上伪造光鲜亮丽的身份，以离异、婚姻出现问题、大龄未婚女性作为首选目标，通过谈恋爱、发展情人关系骗取被害人信任后，向被害人提及自己有一个好项目或内幕消息等，引诱被害人投资，甚至不惜让被害人借债、贷款、卖车卖房来实现投资获利，以此骗取巨额财产。此类被害人往往因为隐私和家庭因素不会选择报案，犯罪团伙正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才增加了犯罪的成功率和隐蔽性。


“杀猪盘”式诈骗是典型的“养成类诈骗”，目的在于放长线钓大鱼。对此，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网友，在网络社交软件交友，遇到所谓“高富帅”“白富美”提出加微信的请求，请谨慎添加，切记不要盲目转账，对涉及投资理财、金融管理和赌博类信息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必要时请及时报警。广大网友要谨慎，网络交友遇到的不一定都是甜甜的爱情，网络另一端等待你的很可能是早已“磨刀霍霍向猪羊”的诈骗分子。

“我一个亲戚借我的身份证办手机卡，会不会有麻烦？”前不久，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民警郭建岭、石林在深入王府小区进行反电信诈骗宣传时，居民老李前来咨询。


经详细询问，老李向两位民警讲述了出借经过。2020年9月，亲戚小王给老李打电话说：“我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你拿着身份证，帮我去移动公司营业大厅办张手机卡。”老李说：“你不是有手机吗？为啥还要再办一个？”小王说：“移动公司搞活动，优惠多。我现在这个手机号费用贵。”见小王这么说，老李碍于亲戚情面，就和他去移动公司营业大厅办理了一张手机卡。


“你们到小区里传授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让我对常发的电信诈骗类型有了基本的识别能力，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老李说。


“小王这个人怎么样？没有犯罪前科吧？”听了郭建岭的问话，老李说：“这个人很规矩，没什么不良嗜好。”


“出借身份证肯定会存在风险，挂在你名下始终是个隐患。你抓紧时间跟小王联系，去营业大厅把手机号过户到他名下。他如果不去，你就拿着身份证去注销这个号。”石林说，身份证是居民身份的证明。出借身份证有法律风险，容易惹上民事官司，甚至是刑事案件。近年来，因出借身份证而引发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有的因拖欠话费影响到个人信用，有的因涉嫌电信诈骗受到刑事追究。


“出借身份证是一种违法行为。”郭建岭进一步解释说，居民身份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听了两位民警的解释，老李当场给小王打电话，两人约好时间去办理手机号过户手续。

“2013年1月至今年8月，共监督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17万多件、监督撤销属于轻微违法或经济纠纷等不应当刑事立案而立案的15万多件”“2013年1月至今年8月，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812万余人，起诉1357万余人”“深入推进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起诉涉黑涉恶犯罪23万余人”……在9月22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以上数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检察机关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近年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检察机关做了哪些工作？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检察机关采取哪些措施？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方面，最高检有哪些规划？这场发布会上，新闻发布人做了一一解答。





关键词1：


平安中国建设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政法机关、检察机关的不懈追求。”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说。


在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方面，2013年1月至2021年8月，共起诉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61.9万人；还突出惩治多发性侵财犯罪、依法惩治黄赌毒犯罪，积极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方面，检察机关参与三年为期的专项斗争，建立了省级检察院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严格把关制度，起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5.4万人，是此前10年总数的1.5倍。


此外，依法履职战疫，主动服务疫情防控大局。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连续发布在批捕起诉阶段的10批55件典型案例；就核酸检测造假、制售假疫苗等发布了5批24件从严追诉案例，指导办案、震慑犯罪、预警社会。


关键词2：


生态保护


为落实党中央要求的“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检察机关采取哪些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一是坚持“零容忍”。坚决打击非法排放、倾倒或处置有毒有害污染物、非法排放超标污染物等污染环境犯罪。2013年1月以来，共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310765人。


二是敢于啃“硬骨头”。最高检和省级检察院加大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力度，已直接立案81件。近期，最高检立案的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专案也取得初步进展，已推动关闭工业企业非法设置的排污口99个，处置固废、危废2.1万余吨，还包括拆除沿湖违章建筑，处置沿湖生活垃圾，治理黑臭水体、拆除违法养殖、依法关停企业等，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是共抓“大保护”。强化系统思维，促进大江大河全流域的协同共治。2019年1月，最高检与生态环境部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针对破坏长江生态环境，最高检又集中挂牌督办一批公益诉讼案件，并探索建立沿江11省市检察办案跨区划协作的机制，推动形成长江保护检察“一盘棋”局面。


关键词3：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司法的效率，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苗生明介绍，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已有超过85%以上案件适用了这项制度，一审之后，被告人提出上诉的上诉率只有3.5%左右，低于其他刑事案件10多个百分点。


“而且，认罪认罚案件的不捕率也高于整体不捕率20个百分点，法院宣告缓刑高出整体刑事案件7个百分点。这是该制度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苗生明表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是一律从宽，一味从宽，而是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案件，必须依法从严惩处，不能从宽。


下一步，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方面，最高检有哪些规划？苗生明表示，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政法机关的协作配合，重点围绕完善实施细则、深化制度适用、提升办案质效。其中，完善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保障机制；加强量刑建议规范化建设；加强对检察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监督管理；加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强化制度运行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4：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检察机关参与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全过程，从立案监督到刑罚执行监督。另外，在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中，都有检察机关履职的要求，所以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检察机关肩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


从2018年起，最高检成立了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机构。以此为契机，推进整个系统的组织建设，要求省级院都要建立这样的专门机构，或者配备专门的办案组或者专门的检察官来从事这项专门的业务。


在工作中主要从两方面做好双向保护：一方面，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严厉惩治；另一方面，对于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做好教育、帮扶和转化工作。2018年1月到今年8月，依法起诉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0.6万人，起诉涉罪的未成年人13.8万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3.5万人。


另外，还通过“一份建议、一个创新、一项行动、一份责任”这“四个一”来综合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份建议”是以最高检的名义向教育部发出的第一号检察建议；“一个创新”是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一项行动”是今年5月部署的“检爱同行、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目的是要集中力量监督纠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份责任”是落实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责任。


“今年6月1日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赋予检察机关更重的责任，特别是要求检察机关肩负起法律监督的责任。”童建明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认真抓好这两部法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关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要求的贯彻落实，既履行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职责，又将司法保护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这“五大保护”一起紧密结合、整体落实。


关键词5：


检察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美好生活新需要的重要改革举措。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实践情况如何？


胡卫列介绍，办案数量稳步增长。自2017年7月全面实施至今，已累计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超过50万件。近三年来，每年办案数量稳定在10万件以上，2020年突破15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占比超90%，95%的案件在诉前就解决了公益损害问题。


办案质效显著提升。从个案办理到类案问题的整治，再到长效机制建设，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2019年以来，最高检、省级院直接立案办理了一批涉及行政机关层级比较高，或者涉及跨区划特点的重大案件。


办案领域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之外，还积极稳妥地办理了一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涉及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网络侵害、无障碍设施建设等特殊群体保护等领域的案件。


关键词6：


治理网络犯罪


网络空间治理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近年来，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同时，网络犯罪活动也向网络空间滋生蔓延。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俭介绍，从检察机关办案情况看，当前网络犯罪案件数量上升比较快，并且由于犯罪的手段花样翻新，技术性、隐蔽性不断增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日益凸显。同时，也给依法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们持续保持对网络犯罪的严惩态势，特别是对多发高发新型的网络犯罪保持敏锐性和前瞻性，坚持全链条惩治、一体化惩治和专业化惩治，坚决防止网络空间风险滋生蔓延。”郑新俭说。


另外，坚持惩防并举。在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树立预防为先的办案理念，针对重点领域、高发地区、特殊群体，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并注重以案释法，强化风险警示教育。推进综合治理。主动参与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紧密结合司法办案，加强网络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动，促进互联网行业自律和平台治理责任落实，协同推动共治。

长时间以来，很多网民在登录各大互联网平台时，都会遇到无正当理由被限制网址链接识别、正常访问的问题，各大平台长久以来私筑“围墙”的情形让用户深感无奈。


如今这一顽瘴痼疾有望得到有效整治。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要求9月17日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采取执法措施。


9月17日，记者发现外链屏蔽正逐步解除，通过QQ已经可以打开淘宝、抖音的链接，无须再通过口令复制打开。这也引来了众多网友点赞。


互联互通


山东济南的90后张女士是一名网购达人，长时间以来她始终面临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每次用微信接收朋友推荐的淘宝商品链接时，都无法直接打开，需要手动复制后，才能打开。”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网购大军。平台之间屏蔽网址链接，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数字鸿沟”。


“无法互联互通，形成信息孤岛、数据烟囱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痼疾，一个个所谓生态也只是自我封闭的小圈子。”中国“互联网+百人会”发起人、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张晓峰告诉记者，平台之间屏蔽网址链接的现象由来已久，这不仅减少了技术红利，也给用户体验带来不便，更难以在更大范畴、更多维度形成大协同。


事实上，7月26日工信部就曾表态，要开展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在扰乱市场秩序方面，重点整治恶意屏蔽网址链接和干扰其他企业产品或服务运行等问题，包括无正当理由限制其他网址链接的正常访问、实施歧视性屏蔽措施等场景。8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也明确将无正当理由屏蔽合法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列入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部署和行动都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互联网要真正实现“互联互通”。


自查整改


9月13日，在回应社会公众关切的互联网行业互联互通问题时，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表示，保障合法的网址链接正常访问，这是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互联互通是互联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让用户畅通安全使用互联网也是互联网行业的努力方向。


赵志国透露，当前，工信部正按照专项行动的方案安排，指导相关互联网企业开展自查整改，但在自查整改中也发现，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屏蔽网址链接问题的认识与专项行动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前召开的“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上，参会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随后，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迅速回应，表示对上述政策支持和拥护，严格按标准要求落实。


赵志国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聚焦重点整治问题。加强行政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继续通过召开行政指导会等多种方式，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推动形成互通开放、规范有序、保障安全的互联网发展良好环境。


方便生活


从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开出巨额反垄断罚单，到美团因涉嫌垄断行为被立案调查，再到要求腾讯音乐放弃独家版权……近期，监管部门果断密集出手，多个平台企业被处以重罚或立案调查。


“解决这些问题，有的需要从技术上来解决，有的需要从管理上来解决，有些问题需要各方面联动、系统地解决，还有些问题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在工信部部长肖亚庆看来，互联网安全是底线，互联网发展一定要能够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方便，助力各方面发展，最终促进互联网行业、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科技大学副校长魏世忠认为，在互联网平台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的问题充分暴露，监管部门要不断提升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监管能力，有针对性地提升监管体制和体系的适应性，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让监管步伐及时跟上平台经济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龙头企业应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行业标杆，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魏世忠告诉记者。


当然，网民也有一些担心，平台互联互通后，会不会引发信息泛滥和个人隐私安全的问题。张晓峰建议，解除屏蔽工作切忌一蹴而就，应该先有规范、先定规则，分清输出输入、生态协同。既要有约束，也要有激励；既抑制垄断与霸王条款，又不压抑创新与活力。

作者：易继明（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021年9月22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发布。这是新时代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新时代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的呼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揭示出知识产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是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相辅相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知识产权制度基本框架搭建，到本世纪逐渐形成适应国际规则体系的基本制度，既促成了我国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大国，也促进了我国科技、贸易、产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依然面临着知识产权“多而不优、大而不强”的局面，在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商业活动、文化发展、技术开发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知识产权整体质量效益还不够高，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特别是，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新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同时，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体制和国际关系正在重新建构和塑造之中，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和国际争端的焦点。


从根本上讲，我国知识产权制度需要进一步系统完备，知识产权领域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创新文化和知识产权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国知识产权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亟待加强。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如何做好自身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法治化方式，运用市场手段，旨在将我国从一个“知识产权大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强国”，并通过知识产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与高质量发展。


按照《纲要》规划，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到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一些知识产权基本指标持续上升；第二阶段到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纲要》一方面立足国内，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体系、运行机制、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文社会环境等多维视角展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另一方面放眼世界，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具体而言，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一方面，我们需要构建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外协调的法律体系，从基础性法律、专门立法和配套性立法三个层面加以完善，并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


第二，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应该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起司法、行政、仲裁、调解等相衔接的大保护格局，实现政府履职尽责、执法部门严格监管、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市场主体规范管理、行业组织自律自治、社会公众诚信守法的协同保护体系。


第三，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从动态来看，知识产权价值链包括“科技推动—产业支撑—商贸融合”三个环节。相应地，建设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也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高质量创造机制；二是高效顺畅、价值充分实现的运用机制；三是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化运营机制。


第四，建设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是便民利民的两个主要维度。核心工作是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智能化建设工程，构建起政府引导、多元参与、互联共享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并整合资源，实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第五，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塑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和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二是构建内容新颖、形式多样、融合发展的知识产权文化传播矩阵；三是营造更加开放、更加积极、更有活力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环境。


第六，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领域对外开放，维护知识产权多边合作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审查业务国际合作，打造国际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完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对话交流机制。


总的来看，《纲要》旨在建设制度完善、保护严格、运行高效、服务便捷、文化自觉、开放共赢的知识产权强国，支撑我国综合国力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增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公安悬赏百万缉凶


赏金哪里来怎么得


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杨郁娟


□本报记者周斌


举报一人悬赏100万元——前不久，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发布悬赏通告，对5名陆丰籍涉毒上网逃犯进行公开悬赏通缉，群众举报或提供线索，配合公安机关将其抓获的，奖励100万元。


百万赏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实际上，近年来，不少地方公安机关都发布过悬赏通告，悬赏通缉涉黑组织、命案、涉毒等在逃人员，悬赏金额不一。今年以来，海南省公安厅、广东省惠来县公安局都曾发出过百万赏金通缉在逃人员。


如何才能获得这百万赏金？公安机关对哪些犯罪嫌疑人会发布悬赏通告？悬赏金额怎么定，谁来出？悬赏通告和通缉令又有啥区别？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郁娟。


通缉令和悬赏通告


发布范围对象不同


记者：什么是悬赏通告？对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要发布悬赏通告，是按照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还是超出一定时限没有抓住犯罪嫌疑人就要发布？哪一级公安机关可以发布悬赏通告？


杨郁娟：悬赏通告是指公安机关为了发现案件线索或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以通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要约，请求相关人员提供线索或证据，并承诺支付相应报酬的侦查措施。


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为发现重大犯罪线索，追缴涉案财物、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必要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发布悬赏通告；悬赏通告应当写明悬赏对象的基本情况和赏金的具体数额”。


法律没有规定发布悬赏通告的条件，在侦查实践中，由办案部门根据案件情况、侦查进展等确定是否发布。通常情况下，犯罪案件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或恶劣社会影响、悬赏对象有明显特点或人民群众有可能掌握情况，公安机关可能发布悬赏通告，如对黑恶势力犯罪侦查中以悬赏通告发动群众提供相关犯罪线索，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身份未能明确、罪行不够逮捕条件等情况下，以悬赏通告发动群众协助缉捕犯罪嫌疑人。但应当注意，悬赏通告不宜随意发布，因为它有可能造成悬赏金额攀高、侦查人员形成依赖心理和不利于保密等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通缉令和悬赏通告有些类似。公安部不定期会发布A级或B级通缉令，地方公安机关也会发布通缉令。请问通缉令是怎么发布的？A级通缉令和B级通缉令的差别在哪里？为何有的通缉令有赏金，有的没赏金？


杨郁娟：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各级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机关发布。


通缉令是群众扭送通缉对象至公安机关，以及公安机关羁押通缉对象的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针对以下3类人员可以发布通缉令：身份已经查明、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拘留、逮捕、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后脱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服刑期间越狱逃跑的罪犯。在有必要依法通缉上述在逃人员时，办案部门制作通缉令，由县级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通过张贴告示、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


A级通缉令是公安部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通缉令，即公安部主动发布的通缉令；B级通缉令是省级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通缉，提请公安部核准后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通缉令；还有县级、地市级和省级公安机关在辖区范围内发布的通缉令。法律对通缉令有无赏金没有明确规定，发布单位可以提供赏金也可以不提供。


记者：请归纳下通缉令和悬赏通告有哪些不同？


杨郁娟：通缉令和悬赏通告的区别主要是：第一，发布的范围不同。通缉令的发布范围限定在发布机关管辖的范围内，超出本机关管辖范围的应报请上级公安机关决定；悬赏通告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和侦查需要确定发布范围，没有太多的管辖范围的限制。第二，针对的对象不同。通缉的对象是在逃人员，包括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在押脱逃的罪犯；悬赏通告的对象既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也可能是有助于破获案件的线索或证据，如查找监控影像中的人员、辨认模拟画像的悬赏通告、查找赃物或犯罪工具的悬赏通告等。第三，悬赏通告提供赏金，且必须写明赏金的具体数额，而通缉令可能有赏金，也可能不提供赏金。


但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用于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便尽快查获嫌疑人或破获案件。同时，通缉令和悬赏通告也能够促使相关地区或部门及时部署缉捕防范措施，实现协同作战，提高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


协助抓获方能全奖


赏金不一上不封顶


记者：悬赏通缉，各地赏金差别很大，比如同样是涉毒人员，有的地方悬赏两三万元，有的地方10万元至20万元，有的地方100万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赏金的钱谁来出？赏金最高能到多少？


杨郁娟：通缉令和悬赏通告的悬赏金额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犯罪案件的性质、社会影响及社会危害性。通常情况下，案件性质越严重、社会危害性越大，赏金可能就越高。其二，发布机关的支付能力、意愿和相关规定。


我国的3类通缉令，A级通缉令的悬赏金额统一规定为5万元，由公安部支付；有时，为了提高激励力度，负责侦办案件的地方公安机关可能会在5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赏金，增加部分由办案公安机关支付；B级通缉令的悬赏金额由省级公安机关根据自身的支付能力和意愿确定，并由各省公安机关支付；县级、地市级和省级公安机关在辖区范围内发布的通缉令，悬赏金额由发布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自身的支付能力、意愿确定，并由发布机关支付。除了A级通缉令之外，其他通缉令和悬赏通告的赏金各不相同、上不封顶。


记者：悬赏、通缉中都有类似这样的表述“举报并协助警方成功抓获在逃人员”，那么实践中，怎么算协助了警方？如果举报并协助了，最终公安机关没有成功抓获在逃人员，还会给赏金吗？


杨郁娟：就通缉令而言，群众获得赏金的前提是提供了直接、明确线索使通缉对象落网，如直接提供了在逃人员躲藏的房间号码、乘坐的车辆号码和具体位置等。如果群众提供了有助于侦查的线索，但是不够明确和具体，公安机关也可以酌情支付部分赏金。就悬赏通告而言，由办案部门对群众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实和评估，根据其对侦查破案的价值或作用确定是否支付赏金。


记者：在逃人员中不少是亡命之徒，有的还是犯罪团伙成员，团伙中多人在逃。举报会不会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实践中，公安机关怎么保护好举报人？有没有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情况发生？


杨郁娟：我不掌握因协助缉捕通缉对象或提供悬赏通告信息而遭到打击报复的具体案件或相关统计。但可以合理推测，犯罪嫌疑人或在逃人员有可能对举报人实施打击报复，担心遭到打击报复也是群众不敢大胆举报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特定区域内形成非法控制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法律没有规定保护举报人的具体措施，实践中，公安机关会采取不公开举报人身份或掩饰信息、线索来源等方式保护举报人；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也会采取一些专门的人身保护措施。


法律规范日益完善


赏金数额逐渐提高


记者：我国的悬赏、通缉最早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些年来，公安机关的悬赏、通缉在数量、内容、质量等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原因是什么？


杨郁娟：悬赏通告由各地办案机关视情况发布，我手上并无有据可查的第一份悬赏通告的相关资料。而第一份全国性的通缉令发布于1983年2月。1983年2月12日，辽宁沈阳发生了一起特大凶杀案，造成4人死亡、3人重伤的严重后果，警方根据线索确认犯罪嫌疑人为王宗玮和王宗坊(即“东北二王”案件)，鉴于案情重大，且二人持有枪支，公安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全国通缉令。1983年9月13日，犯罪嫌疑人在江西广昌被击毙。


随着社会动态化发展，人、财、物的流动日益增强，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后逃往异地或流窜犯罪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实施通缉和悬赏也越来越有必要，以大范围通缉查获犯罪嫌疑人、以高额悬赏激励群众协助侦查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


在过去几十年里，通缉令和悬赏通告的发展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形式日益多样化，尤其是借助电视、网络、手机等载体，通缉令和悬赏通告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快的时间传达出去，对犯罪嫌疑人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围堵局面；以悬赏的方式激励群众提供信息、线索日益得到广泛认可，并且随着经济发展，赏金数额也有较大提高。


与此同时，通缉令、悬赏通告的法律规范也越来越完善。当前，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在辖区范围内通缉在逃人员的职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了通缉令和悬赏通告的实施条件、发布程序、文书内容和发布形式等；公安机关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展开网上追逃，总结历次追逃专项行动的经验做法，形成了规范化的《破案追逃新机制》，采取分级通缉和倒查责任制度。这些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为持续性、规范化地实施通缉和悬赏提供了保障。


记者：对进一步完善悬赏通缉工作，您有何意见建议？


杨郁娟：随着对提供信息的人给予经济报酬的做法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相关部门应当对悬赏金额及其兑付依据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对举报人的安全予以充分关注，建议对如何保障举报人权益和人身安全作出明确规定，以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记者22日从公安部铁路公安局获悉，中秋假期，全国铁路公安7万名铁警立足站车一线，确保了2500多万旅客乘坐火车安全出行，实现节日期间铁路治安持续稳定。


各级铁路公安机关主动加强与铁路客运、调度等部门沟通配合，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期间破获“盗抢骗”案件82起、破获倒票案件5起，抓获网上在逃人员49名，查缴易燃易爆危险品18.7万起。


与此同时，各地铁路公安机关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站车旅客发热移交、途中留观、轨迹追踪等工作，妥善做好站车疫情防控。

记者22日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了解到，通州电动自行车火灾肇事方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9月20日凌晨，北京市通州区一小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据了解，起火建筑共5层，高18米，其中4层、5层为复式结构。根据相关部门初步判断，火灾原因为3层租户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带回家中充电，电池发生爆炸起火。3层起火后迅速蔓延至4层阳台，并蹿至客厅及5层卧室。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工作中。

藏身网络平台，以隐蔽手段诱导网民上钩，为诈骗、赌博等犯罪团伙提供精准“客源”


非法引流是如何“浇灌”黑灰产的？






进群刷单领取奖励金，所有积蓄“打水漂”；跟着直播学做菜，却成为境外赌场的“座上宾”……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篡改网页植入暗链、在直播和短视频平台拉客、组建粉丝群发红包等方式，引导或制造流量，为赌博、色情及诈骗团伙猎寻“客源”。


这些非法引流背后有着怎样的黑灰产业链？《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黑流量为犯罪引路


在近两年公安部的“净网”专项行动期间，大量企事业单位网站被发现植入暗链，访客点击后会跳转到色情、博彩网站。


知情人士透露，不法分子盗取高权重网站的管理权限，对其重要页面进行篡改，添加非法链接代码。暗链的隐身方式大体有4种：把链接置于页面可见范围之外、将颜色设置为与背景色相同、链接以跑马灯形式迅速闪现、利用重定向机制实现快速跳转。


直播间也是非法引流的重灾区。今年3月，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侦破一起直播平台涉赌案，“章鱼”“秘饭”等平台的一些体育主播自我包装为“赌球高手”，吹嘘“比赛结果预测准确率高”，吸引观众添加赌博平台代理的微信。而赌博团伙则给其操纵的主播打赏以提高站内排名，从而加快引流速度。


近年来，非法引流还盯上了网上求职者。在黑龙江省大庆警方通报的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开发“欧卡”“哈喽”两款作案专用软件，在招聘网站上批量注册账号并发布虚假招工信息，以“轻松”“高薪”“日结”为诱饵骗取1500余万条个人信息，致使大量求职者成为刷单诈骗、境外赌博团伙的精准侵害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表示，不法分子通过公共空间广撒网，将公域流量导入私域后，再根据用户的特征，通过加好友、拉群等操作，将其分流到不同的黑灰产领域，通过赌博、色情或者实施诈骗的方式变现。


隐蔽作案不易监管


从各地查处的案件来看，嫌疑人作案手法越发细化，令治理难度不断攀升。


以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公布的一起“虚假招聘”案为例，首先，号商使用注册机批量注册网站账号，这些账号经过认证后每个可以卖8~10元。买家购买账号后使用发帖机发布招聘帖子，通常1个小时就能骗取上千名求职者信息，再由简历提取器按照年龄、地区、性别进行分类排序。接着，这些信息又被以1.8~2.2元每条的价格卖出，买主团队伪装成人力资源公司，雇佣话务员添加受害者为好友，将他们介绍给刷单、网络赌博从业人员，每介绍一名受害者，犯罪团伙会给予35~40元的奖励。至此，引流完成，诈骗开始。


“上游是倒卖手机卡的卡商，提供通信设备、信息传输器材的技术支持者，中游是包装兜售黑灰产资源的黑中介，下游才是根据黑流量买家需求具体执行推广引流的商家。”知情人士表示。


刘晓春认为，为了防止溯源、规避审查，非法引流通过跨境、跨地区合作，不断分解操作流程，层层伪装身份，这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在海量数据中挖出非法引流关联


对于非法引流，北京星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郝旭东表示，根据刑法，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从公安部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到中央网信办全力加强网络技术反制，从工信部开展“断卡2.0”专项行动到人民银行组织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各部门近年协同发力，旨在铲除黑流量滋生的土壤，取得了显著成效。


“事主的信息是在哪个环节被骗子盯上的，哪个账号用于和诈骗分子联系等问题，一开始都是谜团。网络空间不像现实中的案发现场，没有显而易见的痕迹，只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我们的工作就是从海量数据里挖出关联。”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案件中队副中队长王斌彬说。


刘晓春表示，考虑到不法分子会用一个身份注册多个平台行骗，要建立高风险手机号的共享数据库，当一个可疑账号被识别出来，全网都能及时将其拉进黑名单。


郝旭东建议，严格审查频繁异地登录或更换设备的账号，进一步升级技术甄别手段，最大化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

国新办举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检察力量新闻发布会


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起诉涉黑涉恶犯罪23万余人


22日，国新办举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检察力量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出席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童建明介绍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和预防各类犯罪。2013年1月至今年8月，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812万余人，起诉1357万余人。深入推进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起诉涉黑涉恶犯罪23万余人，有力打击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二是主动融入发展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针对一些涉民企案件长期被“挂案”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清理。探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做到保障企业权益与促进守法合规经营并重。试点整合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大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力度，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三是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忠实履行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2013年1月至今年8月，共监督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17万多件、监督撤销属于轻微违法或经济纠纷等不应当刑事立案而立案的15万多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裁判，分别提出抗诉6.6万件、3.6万件、1500件。创新落实巡回检察制度，把派驻监狱检察改变为“派驻+巡回”检察，更有力维护“大墙内”的公平正义。


四是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助力提升治理效能。近年来，检察机关注意从办案中发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提出完善社会治理的检察建议。最高检针对维护校园安全、规范公告送达、强化金融监管、加强窨井盖管理、防治虚假诉讼、加强网络治理等，先后向有关部门发出了第1号至第6号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最高检还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以案释法，引领社会法治意识。


五是办好检察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深化落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创新开展公开听证，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揪心事。深入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实现案结事了。仅今年1月至8月，就化解行政争议4000多件，其中争议10年以上的200多件。


今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印发，检察机关将把贯彻落实《意见》作为重大责任，不断提升新时代法律监督能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