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福建省卫健委获悉，福建已在全省统筹组织实施检查检验结果共享互认优化提升工作，未来将实现省域内各级公立医院检查检验结果“数据同池，共享互认”，让老百姓看病少做重复检查，改善跨院就医体验。


福建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8月起，福建省卫健委牵头统一制定检查检验结果的互认方式、信息系统改造接口路径等，并获取省平台数据资源，在省属医疗机构及部分部队、企业医院全面推行信息系统改造。目前，福建已完成互认的一期工作目标，15家医疗机构已接入省平台，首批明确了128个互认项目。截至11月10日，共上传省平台约36.3万份检查报告，238.2万份检验报告。


下一阶段，福建省卫健委将加大力度，稳步推进互认工作，要求各设区市公立医院在今年底前实现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的共享互认，在2022年3月底前，实现省、市、县各级公立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的共享互认。


福建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患者近3个月在福建省其他省属医院已经完成相关检查，就医时可主动告知接诊医师，医师将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评估，确认是否互认，互认后无须重复开具相关检查、检验项目，为患者节约医疗费用与诊疗时间。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次，文物领域发展规划首次升级为国家级专项规划，而且，“科技创新”一词首次直接写入了规划题目。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规划》设置了专门篇章，对提升文物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全链条”布局，提出了一些突破性举措，并在重要的业务板块设有专节或专门内容来阐述科技创新在本领域的强化和应用推广，从而切实发挥科技引领支撑作用。


这份满满科技范儿的规划，有哪些亮点？


用科技找到文物防灾“密码”


前段时间，河南、山西等地连降暴雨，当地文物的命运牵动人心。


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非常宝贵的资源。李群说，《规划》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加大文物保护力度。


不仅要守护好、保护好一些高级别文物，也要持续改善低级别文物的保存现状。到2025年要基本实现国保单位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的转变。要建立文物安全的长效机制，并处理好文物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李群讲到了文博大省山西的灾情。


10月上旬，山西、河南突发严重汛情。据统计，山西共有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受损，有的文物建筑屋顶漏雨、墙体开裂，有的地基出现了坍塌，还有个别博物馆有小面积的进水。


李群说，广大文物工作者都“闻汛而动”，第一时间对受损的文物进行了抢救支护、排除险情。目前，国家文物局和各级文物部门组织各方面文物专家，正在有序推进受损文物的排险处置、保护修缮等各方面的工作。


汛情发生后，一方面要对受损文物维护维修，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提高文物防灾减灾能力。


在这次《规划》中，也提出了如下举措：一是加强监测预警，建立健全文物灾害的综合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要做到“先知”。二是制定应急预案，切实提高文物保护应急管理水平，一旦发生险情，能够按照预案要求有条不紊地进行处置。三是开展文物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排查，实施文物加固、灾害防控等工程。李群说，同时，要针对气候变化对文物的影响，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用科技找到防灾“密码”。“这次降雨主要是在北方少雨地区，以往这些地方的文物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气候干燥。但这几年来这些区域降雨明显增多。所以我们在‘十四五’期间要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在防灾方面的应用。”李群说。


国家体系布局科技考古平台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表示，文物保护要靠科技。科技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持续加大对文物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重点围绕科技支撑、文明探源、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先后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部署实施了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专题任务，有效推动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的攻关。


他总结出“十四五”时期文物科技创新工作的四大重点。


一是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平台来引导开展建制化的跨学科研究，健全我国文物保护的理论体系。


二是推动关键共性技术的攻关。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部署相关专项，努力在文物安全、监测预警、考古探测和残留物分析、文物建筑结构稳定性评价、馆藏文物抢救性保护这些方面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三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在文物保护研究方面的平台和能力建设，在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中布局科技考古和保护方向的技术研究平台。


四是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示范。


让更多人投入文博事业


文物保护工作，其实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


李群说，根据目前的统计，我国有不可移动的文物76.7万处，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但全行业从业人员只有17.57万人。


“一些文物大市大县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力量还是比较欠缺的，主要是和海量的不可移动、可移动文物的数量相比，17万从业人员捉襟见肘。”李群说，这几年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在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文物机构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


他表示，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将继续综合施策，力争取得更大的成效。一方面要大力培养新人，加强队伍建设。文物局将与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密切协作，推动有条件的高校适当扩大考古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发展文物修复、考古技术等职业教育专业。注重加强相关行业文物保护人才的联合培养，实施新时代文物人才建设工程。全面推动中央利好政策的落地见效，核定并且落实文物保护和考古专业人员配置的量化标准，加强各级文物保护和考古队伍建设，确保基层有机构、有专人承担起文物保护工作，加大培养力度，壮大队伍建设。


另一方面则要深化改革，探索适应文博行业特点的人才管理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弥补现在的力量不足。引导更多社会主体加入到文物保护的队伍当中来，吸纳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参与建设工程考古的调查、勘探相关工作。实行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创新文物技能型人才的聘用方式，推动文博单位建立体现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断激发人才活力。“要让更多人投入到文物保护这样一个重要而神圣的事业当中来。”李群强调。

以大中型客车制造为主，福建厦门集美汽车小镇集聚100多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立足盛唐文化和丝路文化旅游，陕西西安大唐西市小镇每年旅游收入达10多亿元；建设技术研发转化中心、智能标准厂房，河南洛阳新材料及智能装备科创小镇吸引大量高新企业入驻……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精品特色小镇，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成效显著，但也存在问题，特别是部分特色小镇概念混淆、内涵不清、主导产业薄弱等问题引起多方关注。如何规范管理？怎样实现更好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委近日联合发布《全国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围绕特色小镇空间布局、质量效益等方面，明确13项具体指标，划定5条底线，提出了普适性操作性的基本指引。


“少而精”建设特色小镇


——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清单内特色小镇减少至约1600个，预计还将有所减少


最近，国家发改委官网挂出这样一则通报：经与有关方面核实，发现盐边县红格镇和兰陵县“装备智造小镇”是虚假“特色小镇”，对特色小镇建设秩序产生一定不良影响。


咋回事？仔细翻看，通报给出了详细解释：盐边县红格镇，是一个行政建制镇、不是特色小镇，未纳入所在省份特色小镇清单，但以“红格阳光温泉康养旅游小镇”之名，从事对外宣传等行为，违反了“不得将行政建制镇命名为‘特色小镇’”的明确要求。兰陵县“装备智造小镇”，是一个传统工业园区、不是特色小镇，未纳入所在省份特色小镇清单，但一直以“特色小镇”之名，从事项目立项审批、招商引资、对外宣传等行为，违反了“不得将传统产业园区命名为‘特色小镇’”的明确要求。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方面针对特色小镇发展中的问题，持续深化规范纠偏工作，推动出台相关文件，同时也推广一批先进典型经验，通报曝光负面案例，组建调研组开展现场核查。”国家发改委推进城镇化工作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介绍，经过各部门各地方共同努力，特色小镇发展总体上进入了规范发展轨道。


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7年底前，对外宣称为“特色小镇”的数量较多，其中存在大量虚假虚拟“特色小镇”。截至2021年上半年，全国各省份清单内特色小镇减少至1600个左右，其中一半位于东部发达地区。按照各省份动态调整、优胜劣汰的工作计划，预计数量还将进一步减少。同时，特色小镇清单“少而精”导向初步树立，目前19个省份清单内的特色小镇数量少于50个。


发展更规范，作用更突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表示，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精品特色小镇，其中不少已成为各地常态化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和抓手。从各省份现有的1600个左右特色小镇看，共吸纳约440万人就业、近几年累计完成投资约3.5万亿元、年缴纳税收约2800亿元，平均每个特色小镇累计完成投资约21亿元、吸纳就业人数平均约2700人、缴纳税收每年平均约1.7亿元。


合理布局，提高质量


——规划用地中建设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少于0.5平方公里，特色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


自2016年起在全国快速推开以来，特色小镇建设已走过5年多，接下来如何进一步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此次10部委发布的《导则》围绕特色小镇发展定位、空间布局、质量效益、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其中，发展定位被摆在第一条。


《导则》明确，特色小镇是规划用地面积一般为几平方公里的微型产业集聚区，既非行政建制镇、也非传统产业园区。特色小镇重在培育发展主导产业，吸引人才、技术、资金等先进要素集聚，具有细分高端的鲜明产业特色、产城人文融合的多元功能特征、集约高效的空间利用特点，是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的新型发展空间。


具体该如何把握？《导则》提出了13项指标。


在面积方面，明确特色小镇规划用地面积下限原则上不少于1平方公里，上限原则上不多于5平方公里，规划用地中建设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少于0.5平方公里。


谈及上述指标的确定，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各省份现状看，每个特色小镇已使用建设用地面积都超过了0.5平方公里，平均值约0.9平方公里。此外，提出这一指标有利于清理虚假“特色小镇”。一些地区存在将用地几十亩甚至仅有几亩的单体项目命名为“特色小镇”以及将拥有几十平方公里的行政建制镇命名为“特色小镇”的现象，这违背了特色小镇概念内涵，产生了误导和不良影响。


此外，在风貌形态方面，提出了特色小镇绿化覆盖率原则上不低于30%。在投入强度方面，特色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建设期内建设用地亩均累计投资额原则上不低于200万元/亩。在质效水平方面，全员劳动生产率原则上不低于20万元/人，单个特色小镇吸纳就业人数原则上不少于2000人，建设用地亩均缴纳税收额原则上不低于10万元/年，文化旅游类特色小镇接待游客人数原则上不少于50万人次/年。在创新活力方面，“三新”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原则上不低于20%，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创意设计、数字经济类特色小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原则上不低于2.5%。


“从定量角度出发，《导则》提出了具体指标，既体现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导向，又立足近几年地方实践，体现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导向。”吴越涛说。


深化清单统一管理制度


——人均GDP少于1万美元省份的清单内特色小镇原则上不多于50个，鼓励控制在30个以内


部分地区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存在房地产化倾向。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特色小镇要以产业为支撑，但近年来一些地方特色小镇建设变了味，房地产用地过多，产业和配套用地明显不足，应引起重视。


吴越涛说，此次发布的《导则》明确提出“房住不炒”底线，严防房地产化倾向，特色小镇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发展特色产业，其中住宅用地主要用于满足特色小镇内就业人员自住需求和职住平衡要求。除原有传统民居外，特色小镇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占比原则上不超过30%，鼓励控制在25%以下。


“明确特色小镇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占比的量化要求，有利于为各地区开展规范纠偏工作提供依据，有效防控房地产化倾向，防止出现各自解读、标准不一等现象。”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说，从各省份现状看，绝大部分特色小镇的住宅用地占比低于30%。参考2019年全国城镇的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占比约38%的数值，按照从严从紧原则将特色小镇的住宅用地占比设置为原则上不超过30%，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为防止个别方面反向操作、将30%作为追求目标，同时提出了鼓励控制在25%以下，以引导控制在更低水平。


除了“房住不炒”底线，《导则》还提出合规用地、生态环保、债务防控、安全生产等底线。明确对违反以上五条底线的行为要限期整改，对性质严重的要抓紧清理；对行政建制镇错误命名的虚假“特色小镇”、单纯房地产开发等项目自我冠名的“某某小镇”，以及停留在纸面上、并未开工建设的虚拟“特色小镇”，要立即除名。


“为更好推动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关键问题、解决突出矛盾。”史育龙认为，既要提升中央层面统筹层次，也要强化省级层面责任。


吴越涛介绍，《导则》深化细化了特色小镇清单统一管理制度，全国特色小镇必须纳入各省份清单，未纳入的必须及时清理或更名。各省份将全面建成特色小镇清单，纳入清单的应具备《导则》提出的基础条件，建成后应达到《导则》明确的各项指标要求。从数量来看，人均GDP少于1万美元省份的清单内特色小镇原则上不多于50个，鼓励控制在30个以内。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继续会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切实推动《导则》落实落地，对近年来的规范纠偏工作开展‘回头看’行动，进一步规范特色小镇建设秩序，提升全国特色小镇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吴越涛说。

今年以来，天津、新疆、内蒙古、陕西、西藏、山东、江西、山西、福建、四川、辽宁、甘肃、吉林、湖南14省份相继发布了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其中，12省份的工资增长基准线在6%至8%之间。


向基层劳动者倾斜


所谓企业工资指导线，是政府职能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消费等情况，对年度企业职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的预测，是开展工资分配宏观指导的一种方式。由基准线、上线（又称预警线）和下线组成，基准线是企业平均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上线是平均工资增长允许达到的最高幅度，下线则是最低幅度，既可以是零增长，也可以是负增长。


与最低工资标准有所不同的是，企业工资指导线仅有指导性，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也不会监督企业是否采纳了这条指导线。企业可结合本单位的具体经济效益，以此为参考与职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以及确定工资增长水平。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立这一制度，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各省份大体每年都会发布一次本地工资增长指导线，它已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企业合理增加工资的重要参考。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告诉记者，发布这个信息能够引导企业参照工资指导线的不同区间，合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


“当前，大多数企业生产经营恢复状况较好，这为涨工资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苏海南认为，贯彻“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的原则，就需要从纵向上提高工资水平，特别是向一线基层劳动者倾斜，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各地人社部门发布的公告内容也体现了这一点。江西省提出，企业应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前提下，努力提高一线职工特别是技术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使一线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本企业平均工资的增长。


湖南省明确，引导企业根据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情况，协商确定2021年度工资增长比例，合理安排工资增长，着力提高工资水平偏低、工资增长缓慢的普通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及技术工人岗位人员工资水平。


弹性调整指导线


业内专家表示，不同地区的企业工资指导线调整情况，都是根据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工资增幅和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为基础，考虑经济增长预期、企业人工成本和职工基本生活等因素后综合确定的。


从此轮公布的工资增长设定的基准线来看，江西、山西的基准线最高，达到8%。唯一上调了基准线的省份是陕西，从7%调整至7.5%。其余省份保持不变。


在上线设定上，湖南、甘肃、天津、江西、福建、山东、陕西、西藏均未设置工资增长上线。已设置的省份中，山西为12%，四川为10%，吉林为8%，新疆为6.5%，辽宁为8%，内蒙古为6.8%。


在下线设定上，10个省份基本在3%至4%之间浮动。山东对上线和下线均未设置。山东省人社部门表示，企业应当按照《山东省劳动合同条例》《山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等规定，坚持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优化内部分配。


不是强制性涨工资，又在划定上下线时采取宽松态度，企业如何统筹职工工资涨幅？


苏海南解释说，不设预警线，意味着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效益比较灵活地涨工资，上不封顶；下线的作用则是引导企业让员工的实际收入不下降，工资随着物价指数的涨幅有所提高，或者降低因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影响。


各地划出指导线的同时，对企业如何参照也提出了建议。其中，陕西的建议是，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应围绕基准线安排工资增长。企业确因生产经营困难、支付能力不足、不能按照工资指导线标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的，可低于工资指导线下线确定工资水平，但要依法经与职工集体协商确定，且企业支付给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努力提升实施效果


由于企业在具体参考工资指导线时，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尤其是一些非国有企业职工会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感受，如何让这条指导线化“虚线”为“实线”？


梳理各地公告发现，尽管企业工资指导线并非硬性规定，但其具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导向作用，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是当地收入水平、生活状况的指针之一。多地也要求，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的导向作用，努力提升工资指导线的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从企业方面看，企业调整职工工资，除了要纵向依据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与职工协商出合理的工资区间，还应当横向与当地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等社会因素相比较，让劳动者能够安心在企业发展。为此，四川省人社部门提议，企业应相应合理提高企业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工资增长应向关键岗位、艰苦岗位、技能岗位倾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调整工资指导线，今年以来，还有多个地区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保障水平。比如，北京市今年面向食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18个行业发布了行业工资指导线。对此，北京市人社局表示，今年的最低工资保障线为27000元/年。这是今年8月1日起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2320元/月以及前7个月最低工资标准2200元/月综合计算的年度水平，在去年2640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600元。企业可以根据行业工资指导线测算本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从“企业”到“行业”的一字之差，其中包含了最低工资保障线。业内专家介绍，最低工资标准具有强制性，由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劳动者特殊工作环境的津贴、加班费、社保费、住房公积金，以及根据国家和本市规定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其他收入，因此行业工资指导线的最低工资保障线仅为理论最低值。企业实际应用行业工资指导线时，应综合考虑企业实现利润等其他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也要考虑职工工资的实际增长，在遵循2021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原则下，配合使用行业工资指导线，对当年工资增长进行调整。

清晨的江西葛仙村度假区烟雨朦胧，一辆辆载着滞留游客的大巴依次驶出。时隔半个多月后，880名滞留游客踏上返程之旅。


10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发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诊病例此前在葛仙村度假区仙村客驿餐厅工作。疫情暴发后，当地采取封控管理，许多游客因疫情而滞留度假区。


截至11月17日零时，葛仙村度假区完成17轮核酸检测，自11月3日以来已连续14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且滞留人员和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评估正式解除封控管理，并按照闭环管理要求，安排车辆有序转运返程游客。


为确保游客安全有序返程，铅山县制定滞留游客返程工作方案，成立多个工作专班，给游客发放返程须知、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告知书、防护物品、暖心小礼物等。滞留游客按照“怎么来、怎么回”的原则，选择合适的返程方式，自驾行以及组团游的游客，按原方式返程；其他方式来的游客，景区工作组安排车辆运送到上饶地区的火车站、客运站和飞机场。

甘肃省高校从11月22日起，将全面恢复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校内各餐厅恢复堂食。甘肃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严格实行校园闭环管理，做到人、物、环境同防，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11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49万亿元，同比增长7.2%。对此，业内解读称，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续收窄，已从“过热”进入“温和”阶段。


统计局数据显示，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49万亿元，同比增长7.2%；比2019年1-10月增长14.0%，两年平均增长6.8%。1-10月，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11.0%。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下降5.4%，降幅扩大1.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1.7%，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4.1%，连续4个月下降，10月降幅扩大8.3个百分点，创6年以来同期新低。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表示，根据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看，10月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占74%，同比下降的城市占17%，市场短期回调趋势显著，但相对去年同期价格平稳的城市依然占主导。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随着信贷回归正常，市场在2022年一季度有望逐渐企稳。


受“两集中”政策影响，此前受限的个人住房贷款方面出现了明显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1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0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7.7万亿元，当月增加3481亿元，较9月多增1013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方面，居民部门新增贷款4647亿元，短期贷款新增426亿元，同比多增154亿元，中长期贷款新增4221亿元，同比多增162亿元。


“居民中长期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升至51.1%，为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说明近期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或有所调整。”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也表示，从利率来看，10月贝壳研究院监测的90城主流首套房贷利率为5.73%，二套利率为5.99%，均较上月下调1个基点，为年内首次环比下降。这间接表明居民购房的信贷环境在改善。


“个人住房贷款的加速投放，是整个行业逆周期调节政策选项中副作用最小、合理性最强、见效最快的工具。”中信证券研究员陈聪说。


发债融资有望回暖的积极讯息也频频传来。根据财联社消息，从金融管理部门和多家银行了解，10月房地产贷款投放环比和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回升，初步估计环比多增1500亿元到2000亿元。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修复阶段，总体保持平稳。

络购物又迎新一轮热潮，快递包装减量化、可循环不断推进——


包装减一点绿色加一分


核心阅读


今年“双11”期间，随着消费市场迎来新一轮热潮，快递业的绿色化、减量化也越来越受关注。


从包装的减量、循环使用，到运输体系的优化，随着多方协同推进，快递业的绿色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付定金、算满减、付尾款、拆快递……刚刚过去的“双11”，网络购物又迎来新一轮热潮。


根据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发布的《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每年11月的第一周为“绿色快递宣传周”。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快递业的绿色化、减量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主管部门、邮政快递企业、消费者等多方正共同努力，让快递更加绿色。


多方协同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


前几天，北京市朝阳区的何女士在办公室接到快递小哥电话，说她买的水果到了。何女士请快递员把快递放门口，小哥再三叮嘱：“保温箱千万别扔，我下午来收。”


何女士常用的这家电商平台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保温箱已有数年。“我常买的三文鱼、鳕鱼、羊排，都是用这种保温箱包装。每次送到后，我把东西拿出来，快递小哥会把箱子拿走。”何女士说。


这种循环使用的快递保温箱，正是邮政快递企业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的一种尝试。据业内人士介绍，快递包装主要有6类，主体包装中10%是封套、55%是包装箱、34%是塑料包装袋，还有填充物、胶带、内部处理的中转袋，种类多、用量大。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化，是推进绿色包装工作的重要内容。


据一家邮政快递企业的仓内管理人员介绍，今年“双11”期间，该企业单仓循环箱日使用量超过5万个，替代了过去每天超过20万个的纸箱和塑料包材。另一家邮政快递企业则联合电商平台共同推出6万家站点激励包装回收、1万家站点试点旧包装循环寄件项目，并通过多种形式鼓励和推动快递包装回收。


近年来，为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和循环化，国家邮政局推动在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增加快递包装治理相关条款，引导寄递企业围绕绿色包装等重点领域加强科技创新；在《快递暂行条例》《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和《快递服务国家标准》中明确了快递生产作业相关要求，并印发《邮件快件包装废弃物回收箱应用参考》，稳步推进包装废弃物回收再利用。


通过快递运单电子化、包装减量化等方式，我国快递业绿色化、减量化的探索已经取得进展：2020年，用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快递运单，相当于节约833亿张A4纸用量；将瓦楞纸箱的瓦楞纸层数从5层减少为3层甚至更少，将包装袋厚度从0.06毫米减至0.03毫米，将胶带宽度从60毫米及以上缩小至45毫米及以下。


通过推动邮政快递企业在邮政快递网点设置符合标准的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对回收后外形完好、质量达标的包装箱、填充材料等重复使用，以及引导邮政快递企业快递员上门、驿站回收等，国家邮政局正探索构建邮件快件包装物回收“逆向物流”模式。截至目前，全行业已投入使用380万个可循环快递箱（盒），有效减少了包装箱、包装袋和填充物的用量。


3月12日起施行的《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明确了包装选用要求和原则，规定寄递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包装物管理制度，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减少包装物的使用。《办法》要求寄递企业合理进行包装操作，不得过多缠绕胶带，尽量减少包装层数、空隙率和填充物。此外，鼓励寄递企业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回收流程，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再利用。


当前快递包装绿色化实践亦面临困难


目前，快递包装的管理正不断完善，但其绿色化实践仍面临一些困难。


“我从广州往北京寄行李，看到快递员一圈圈往箱子上缠胶带，真是看不下去，简直太浪费了！”北京的刘先生无奈地说：“我说别缠那么多，坏了算我的。快递员说不行，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得保证安全。”记者走访了多家邮政快递企业，不少快递员都表示，当前的主要工作还是把快件安全送到客户手上，有时就不会过多考虑俭省包装材料的问题。


消费者有循环使用、减量化的意识，却缺少实践渠道；邮政快递企业进行相关尝试，又势必要考虑寄件安全、成本增加等问题。


采访中，也有一些快递员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会根据具体情况减少包材使用，按照相关规定根据箱子大小采用“一”字、“十”字等封装方式，当物品重量不重、包装不易漏时，就尽量少缠胶带；根据物品具体情况判断，少用或不用填充物。他们还会在派件时问客户是否愿意将箱子回收，并保留一些基本没有问题的箱子。


快递包装减量化、绿色化，技术方面的探索也一直在推进。一名从事快递包装设计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以瓦楞纸箱为例，很多纸箱为了好看或者防水，生产时会再覆盖一层塑料膜，但这也造成纸箱难以回收利用，“很多农产品比如水果，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水分蒸发，或者在放进冷库时容易受潮，不覆膜的话纸箱容易塌，无法保护商品。目前，一些机构也在探索新工艺，以求摆脱覆膜技术。”


“不管包装材料还是填充材料，生物降解材料的成本都是普通材料的好几倍，所以只能用在附加值高的产品上。”这名业内人士说。


至于循环包装，一家邮政快递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快递循环箱方面，包装的成本主要有两块，一是包装箱的物料成本，一般情况下，为保证包装能多次循环，采购塑料箱的成本为同规格纸箱的15—20倍，箱子使用寿命为30—40次。之所以循环运营成本比较高，主要原因是在快递场景下，前期需要投入使用循环管理系统，运营过程中还要投入包装回收调拨、清洗维护等成本。整体核算下来，对比纸箱，现阶段循环包装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据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快递包装绿色治理面临三方面问题：


首先，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仍待完善。快递包装涉及包装生产企业、包装销售企业、商品生产企业、寄件人（电子商务经营者和一般用户）、邮政快递企业、收件人、社区物业、废品回收企业、垃圾处理机构等多方主体，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对象主要是邮政快递企业，对其他主体缺乏有效约束，制约了治理成效。


其次，上下游协同有待加强。来自上游电商经营者的包裹占快递业务量70%以上，通过邮政快递企业对上游用户的引导，目前，76%的电商快件在寄递环节不再二次包装。因而推动电商等上游产业落实绿色包装要求，成为快递包装治理的关键。


再次，绿色供给不足。目前行业绿色供给相对不足，聚焦行业实际需要的绿色产品、技术和模式欠缺，自然条件下可生物降解包装推广成本较高，可循环包装应用模式亟待创新，且替代成本居高不下。据统计，如果全行业全部使用可生物降解塑料包装袋、环保胶带替代目前使用的普通塑料包装袋、普通塑料胶带，按照2020年业务量计算，全行业将增加187.9亿元成本，占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的2.1%左右。


绿色快递，人人有责


为号召消费者参与快递包装回收，一家邮政快递企业联合电商平台新铺设1.3万个绿色回收箱，今年“双11”期间每天还准备了50万个新鲜鸡蛋，送给参与快递箱回收的消费者。


值得关注的是，使用习惯也关系着环保快递包装的推广和应用。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快递是一个完整系统，现阶段，一些可循环、可降解包装材料可能在物理性能比如抗压性上稍微差一点，那么如何适应这些材料，对整个系统都是很大的考验。”


《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从包装选用、封装操作、包装回收再利用等方面，全面规定了寄递企业的义务。但是，寄递企业履行相应义务多数离不开用户的配合，例如，对快递员依照规范进行的包装操作，用户不宜提出过多缠绕胶带等不合理要求；自备包装物不符合规定，快递员要求更换或者代为更换的，用户不得拒绝或阻碍；对寄递企业投入使用的可循环包装物，收件人应当在取出内件后将可循环包装物归还快递员等。


据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全面落实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全面推进快递包装绿色治理，健全完善法规标准政策体系，持续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和循环化。


国家邮政局呼吁广大用户积极参与、认真配合邮政管理部门和寄递企业的相关工作，共同为构建绿色快递、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新华社太原11月11日电（记者梁晓飞、许雄）加快释放煤炭产能，不断提升外送电规模，大力推进煤层气增产……面对多年罕见的能源紧张，能源大省山西煤、电、气协同发力，全力以赴保供应。据有关部门预计，今年山西煤炭产量有望突破12亿吨，12月份山西外送电能力将超过900万千瓦，今冬明春煤层气产量将达42亿立方米。

在晋能控股集团塔山煤矿地面调度中心，工作人员用鼠标轻点电脑上的“一键启动”，井下采煤机、运输机、转载机等综采设备联动运转。伴随着屏幕上各类数据的变化跳动，滚滚“乌金”离开地底，顺着皮带奔向地面。

在山西，类似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已建成154处。在此次能源保供“大考”中，矿井深处不断升级的智慧元素，成为增产增供的底气之一。



晋能控股集团塔山煤矿地面调度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井下采煤场景。（受访对象供图）

作为产煤大省，山西担负着保障全国煤炭供应的重要使命。在年初纳入煤炭中长期合同监管2.86亿吨的基础上，四季度山西又承担着向14个省区市保供5300万吨电煤的任务。

为此，山西积极推进煤矿产能核增，推进增产增供。截至10月底，山西完成产能核增煤矿39座，净增产能4100万吨/年；列入国家增产增供名单的煤矿42座；8月底已完成全年产量的煤矿，在确保安全情况下正常组织生产，预计四季度增加产量2900万吨。



晋能控股集团塔山煤矿井下开采现场。（受访对象供图）

山西省能源局数据显示，11月份的前7天，山西日均煤炭产量354.13万吨，较10月份日均增产17万吨。截至11月9日，山西已为14个省区市供应电煤1519万吨。

作为电力外送基地，山西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三成，一条条穿梭在太行、吕梁山间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将电力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

10月份以来，受燃煤机组集中故障停运、煤价上涨电厂存煤不足、持续暴雨灾害、新能源出力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山西电网一度出现电力供应短缺局面。



11月7日，国网山西输电检修公司检修人员在雪后开展设备防冰特巡。（受访对象供图）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随着燃煤库存增加，故障停运机组陆续并网，新能源出力提高，山西供电能力稳步提升，外送电负荷大幅增长。截至11月9日，山西网对网外送电最大负荷达到627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10.01%，较11月初增长40%。

“进入12月份，山西电力外送能力将进一步增至911万千瓦。”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负责人预计。

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同时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煤层气资源。数据显示，山西省境内埋深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8.31万亿立方米，占全国预测资源量的27.7%。



华新燃气集团沁水区块地面煤层气钻井现场。（受访对象供图）

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以来，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进度明显加快。前10个月，全省48个煤层气项目完成投资70亿元，完成钻井建设1041口，与上半年相比工程建设明显加快，产量快速增长。

“今年前10个月，山西地面煤层气产量77亿立方米；预计今冬明春供暖季产量42亿立方米，能够足额履约，保障合同需求。”山西省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商鞅方升。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官网





兴镇税务所保存的1972年自行车完税证（资料照片）。受访单位提供


“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枝”，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洛河沿岸的蒲城县，是陕西产粮第一大县，号称“关中粮仓”。晚清时期，蒲城出土了国宝级文物商鞅方升。方升所刻铭文“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中的“重泉”即蒲城。


商鞅方升是我国古代征税纳税的重要物证之一。作为迄今为止商鞅变法的唯一一件实物遗存，商鞅方升为当时田亩丈量、赋税征收提供了有力保障，让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摆脱了纳税之困，撑起了“虎狼之师”兼并天下诸侯的历史进程。


洛水流千载，“税”月常留痕。2018年7月，在国税、地税改革推进之际，蒲城县兴镇税务所10万余份保存完好的“税事”老物件重见天日，并于今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从1949年的印花税票、1954年的税务登记证到1973年的农业税票、1994年的国税、地税公章，这些沉睡已久的珍贵史料，原汁原味地勾勒出新中国70余年的税事春秋、家国“印迹”。


筚路蓝缕征税巩固人民政权


“（新华社西北廿十三日电）西北人民解放军继二十日解放陕西中部煤炭区铜川后，又于二十一日收复铜川以南的耀县及以东的蒲城两座县城……在解放蒲城战斗中，解放军生俘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团第四旅旅长兼第十一专区专员赵国桢及保安团正副团长以下约一千人……”


这段新闻稿，刊发于1949年2月26日的《晋绥日报》，简要报道了当时解放军攻克蒲城的情况。对于当时久受国民党“苛捐杂税猛于虎”折磨的蒲城劳动人民而言，胜利的消息就如同当地闻名遐迩的焰火一般——“飞红无限休和象，散作人间满地春。”


据当时留存下的《蒲城县1949年支前工作总结》，为了保卫新生政权，解放后的蒲城百姓踊跃支前，妇女缝军鞋达到四万六千双，群众共计向渭南车站运粮三万石，向华阴运粮两千石，还动员了民工驮骡队一百六十头，随军前往秦岭以南的四川成都，这些成为解放后蒲城税收事业的开端。


解放战争时期，保障革命供给的重要而稳定来源便是税收，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税和救国公粮；新中国成立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强国防、交通、农业、工业等各方面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此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财政压力沉重。据兴镇税务所保存的一份解放初期西北地区第一届税务会议上的讲话稿显示，当时“全国财政困难，西北地区更甚，全年预算有百分之七十的赤字”。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共和国第一代基层税务工作者风餐露宿，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为国聚财之路。在一些较早收复的解放区，由于还残存国民党特务、土匪等各种反动势力、反革命分子，税务工作者甚至要“一手拿税票，一手拿杆枪”，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征收税款。


1947年从事税务工作的史兰庭在其回忆文章《当年在敌人的扫荡下收税的故事》中写道，1948年春，国民党垂死挣扎，对山东部分解放区进行疯狂反扑。“由于敌情紧张”，他们将“所有账目、税款、票证藏在地道墙壁内”；4月中旬，“敌人开始拉网式扫荡”，“我们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天天跑到大洼麦地里度宿”；“我们5月22日遭敌人袭击，30多名同志在地道战中光荣牺牲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工商管理所的6名同志也拿起了枪，与敌人浴血奋战，英勇就义。”


为了保证税款安全，当时还设有专门的税警团、税警队。据《1921—202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税收理论与实践》一书记载，1950年6月，广西税警黄纪和在奉命押运税款途中，遭遇大量土匪伏击，战士们边打边撤，和县城武工队会合后就地布置工事，展开反击。面对土匪的疯狂反扑，当地税警战士战斗了七天七夜，联合地区武工队大部队，最终歼灭了土匪，保证了国家财产安全。


公文、票据、历年工作日志、各类生活物品……在10万余份老物件中，有一张签发于1963年12月5日的税务检查证，领证人是今年85岁的李进录。已经发黄的黑白证件照上，时年27岁的李进录风华正茂。


“我是1953年到兴镇税务所参加工作的，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所有同志同住一间房子，全所共用一辆自行车，是给所长上县里开会和会计到县上报账用的，其他人下乡基本都是步行。”李进录说。


来回几十里路，下乡征税时，大伙只能“风餐露宿”。农村没有旅馆，群众居住条件有限，很多税务员常常在各生产队用于看牲畜的茅草屋中“凑合过一夜”，伴着牛叫声、马粪味入眠。吃饭则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赶上饭点能饱一顿，错过饭点就只能饿着”。


“我们当时吃的是派饭，队里安排到谁家就到谁家。有的人家条件稍微好点，能吃个馍，吃碗面；遇到条件不好的，只能啃两个红薯充饥。”李进录回忆说，“不管吃得好不好，每顿饭我们都要留半斤粮票和1毛5分的菜金，不能白吃白喝。”


“一把算盘一本票，一路颠簸一路尘。”由于当时部分群众纳税意识不高，税务工作者只能“跑断腿，磨破嘴”。往往一个人跑十里八村，从天明走到天黑，挨家挨户上门征收，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几分几角的税款，要拉半天家常“绕着弯”要。晚上，还要点着油灯、打着算盘，一分一厘汇总每一张发票。


国家税收的逐年增加，为巩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工作条件，但我们却习以为常，其乐融融。”一些老税务工作者回忆道。


“麻雀”小窗口折射大变迁


“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上忙。”起源于我国的算盘，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药铺的柜台上，就画有一架串档算盘。在现代计算器出现以前，算盘曾在我国广泛使用。从“柴米油盐小黎庶”到“江山社稷大朝堂”，可谓三百六十行，行行不离算盘。


兴镇税务所的10万余件老物件中，算盘最能拨动一些老税务工作者的久远记忆。曾经，正是在这方寸之间，他们的手指挥飞舞动，枯燥冰冷的数字霎时间欢呼雀跃，最终“珠响铿锵账目清，收支两笔切合龙”。


“对于过去的税务工作者来说，能打一手好算盘，是基本功。”现已退休的蒲城县老税务工作者屈兆宏说，“不管上山还是下乡，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算盘，时时加减乘除，日日精打细算。”


令屈兆宏印象深刻的，还有用到“油尽灯枯”的铅笔头。“上世纪70年代末，条件还很差，物资也少，我们把铅笔从中间切成两段，一支笔当成两支笔用。”屈兆宏回忆，“用到握不住时，不能扔，怎么办呢？在笔尾绑上一根筷子细的小木棍，接着用，直到完全用秃了，才换新的。”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改革开放的闸门打开后，走出“蹉跎岁月”的国人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干劲勇追潮头，中华大地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计算器、油印机、传真机、电脑办公、手机APP、网上办税……不到40年，税务办公已经迈入了电子化时代。如今的税务所里，预算员们用手指轻点鼠标，五彩液晶显示屏上，各类数据瞬间纷至沓来，分解、整合、叠加、合算，办公软件自动就将表格和数据，齐刷刷地排列出来。


粉坊42个、豆腐坊37个、纸坊19个、香坊11个、炮坊6个……1956年的一份“兴镇税务所农村副业作坊统计表”，清晰地勾勒出当时兴镇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后初步成型的“产业结构”。


兴镇，位于蒲城县西12公里处，古称旌仕坊，是古造纸术的发祥地之一。唐睿宗、唐玄宗父子去世后，均葬于蒲城。受历代祭祀文化熏染，兴镇逐步形成了以造纸业、香业、花炮业为主的手工产业链。明清以后，蒲城更是成为闻名全国的花炮之乡，民间流传“南有浏阳，北有蒲城”，处在枢纽地位的兴镇也成为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南等地日用百货的大型小商品集散地。


在晚清政府和国民党的统治下，兴镇及所在的蒲城地区逐渐“一贫如洗、百业凋零”。据《蒲城县志》记载，1929年9月，人祸加上天灾致使蒲城“荞麦、糜谷枯干殆尽，灾民荡析流离，已饿死两万一千余人”。至当年11月，“人畜及树木鸟兽冻死无数，大部分农民外出逃荒，生活陷入绝境。”“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当时农民不断发起‘交农’，出现商人罢市”。


“根据我们整理的税收档案，解放前夕整个蒲城县只有3家羊肉馆。对于好吃水盆羊肉的蒲城人来说，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惨淡的社会经济状况。”蒲城县老税务工作者雷晓阳介绍。如今，同一个税收“窗口”，数据则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年，兴镇税务所税收总额达到1072.3万元，而蒲城全县的税收总额约为14亿元，登记在册的羊肉馆已超过300家。


放眼全国，1950年到1977年，我国税收规模从49亿元扩大到468亿元；1978年到2012年，这一数字从519亿元扩大到100614亿元；2020年全国税收规模达到154310亿元。


经济腾飞、时代巨变之下，一些历经千年的传统税种也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蒲城“兴镇‘税’月展览室”存有1955年的临商税票、1960年的屠宰税票、1972年面向自行车征收的车船使用牌照税票和1973年的农业税票。这五个税种先后停征，已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


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农业税的全面取消。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古老税种，自春秋时期鲁国实施“初税亩”起，农业税多以“田赋”形式存在。从唐朝“两税法”到明代“一条鞭法”再到清朝实施“摊丁入亩”，从“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到“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农业税一直牵动着民生苦楚，朝代兴衰。


为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早在1998年9月，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就已成立；2003年10月，全国取消农业特产税；2004年7月，国务院明确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农业税免征试点，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至2005年全国累计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伴随中国历史2600年的“皇粮国税”，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惠及全国9亿农民。


当时，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铸造通高99厘米、重达250多千克的“告别田赋鼎”，以此宣示中国农民的喜悦与期望。“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鼎身铭文如此写道。


至此，历史彻底跳出了“历代税赋越改革，农民负担越深重”的“黄宗羲定律”，中国农民迎来了种粮不仅不纳税，还可领取粮食补助和农资综合补助的农业新时代。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31元；2021年，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之于民造福于民


1000多年前的唐天宝十三载（754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墙，颓毁殆尽”。住在都城长安的“诗圣”杜甫，因房屋倒塌，生活难以为继。得益于奉先（今蒲城，唐开元四年，葬睿宗于县城西北丰山，名桥陵，改蒲城县为奉先县)县令的周济，杜甫将家眷安置在如今的蒲城县杜家村。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从长安出发，过骊山，抵蒲城探亲，到家后方知幼子已被饿死。“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前已颠沛流离多年、深感底层人民之苦的杜甫，激愤之下在蒲城的陋室中写下了诗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篇中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封建统治者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真实写照。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之后数千年的税史长卷中，底层人民积沙成塔，聚天下之财，但结果往往是百姓壶倒悬，庙堂犹歌舞，税收不仅未能造福普罗大众，反而成了统治者奢靡享乐之源。1930年，蒲城农村“大都十室九空，饥民数目成千累万”。为了让群众有饭吃，中共蒲城特支积极发动灾民，进行抗租、抗税、抗粮、抗捐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取之于民”的税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用之于民，造福于民”，让“人民有好日子过”，尤其在反哺农业上，税收支农惠农工作从未停止。


根据兴镇税务所保存的大量工作日志，解放后蒲城县各基层税务所都有固定的支农点，并将支农成绩作为每年工作总结的重要指标。以兴镇税务所为例，1965年该所“以党家大队为点，协助该大队搞多种经营和发展队办工、副业”，“年终帮助该大队实现工、副业产值八万元，六个小队实现工、副业产业七万元”。


助农任务分解上，当时也实行网格化管理，即每名税务员承包一个公社，并蹲点包村实施帮扶，协助社员发展生产，如“坡头公社专管员刘志明同志帮助联兴三队种植十亩烤烟，发展果园一个，并办好刷纸坊”“荆姚公社专管员王建忠同志帮助原王五队种植二十亩西瓜，十亩大葱，发展果园、粉坊、豆腐坊”等。


除了既定任务外，驻村的支农税务工作者堪称一块革命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既有“帮生产队接生牛犊子”的，也有“给社员烧火、抱娃”的。“在宝家寨六队，六十开外的贫困代表病重想吃鸡蛋、饼干。专管员自掏腰包，买了两元的鸡蛋、饼干，送给这位贫穷老汉。”“马生义同志帮助联武大队规范开展多种经营门路，并亲自到富平购买桑树苗2400株。”


栽桑养蚕、发展养猪、建设化肥厂、完善水利设施……当时支农助农工作“想农业之所想，急农业之所急”。今年85岁的李进录至今还记得他们“背水润田”的往事。1959年入秋后，蒲城县党睦乡一带遭遇大旱，入冬后旱情尤甚。李进录和群众一道，凿开河道里的冰，一块块背到附近的田里，抢救干渴许久的庄稼。


“我们背的背，抬的抬，还帮社员深翻改土，积肥送肥。”李进录至今还记得，他们下乡时，除了带收税本，还会带一个拾粪笼，“下乡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拾粪，到了生产队先把粪交上去积肥，再去查账收税，主要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


“税”月大变迁，家国换新颜。半个多世纪后，蒲城县税务局干部樊磊跟他的前辈们一样，依旧奔波在税收惠农的田间地头，不过这次的战场是脱贫攻坚。夏收时，他得保证贫困户的小麦颗粒归仓；每逢年关，他得操心村里外出务工者是否足额领到工资。自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作为蒲城县税务局驻椿林镇平峨村第一书记，樊磊吃住都在村里。


脱贫攻坚胜利后，樊磊的一些同事，继续奋战在乡村振兴的最前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改革有力支持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规模不断扩大，红利不断释放。“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总规模达7.6万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国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在财政收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因时因势出台了7批28项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6万亿元，有效促进了企业减负、居民增收和就业增加。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作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授时部所在地，每天标准的“北京时间”正是从蒲城出发，不舍昼夜地走进中华大地上的千家万户。在这座五谷丰登之城，时间正在“税”事的不断变迁中，既见证着蒲城“麦更香，仓更实”的一地之新貌，也正记录着“国更强，民更富”的大国复兴之路。

11月11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9例（上海6例，云南5例，黑龙江2例，广东2例，内蒙古1例，浙江1例，福建1例，广西1例）；本土病例79例（辽宁52例，均在大连市；河南12例，其中郑州市6例、周口市6例；北京6例，其中海淀区4例、朝阳区2例；黑龙江5例，均在黑河市；河北2例，均在辛集市；江西1例，在上饶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含1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河南11例，辽宁5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64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564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77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累计确诊病例982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451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1月11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280例（其中重症病例2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2183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8099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293053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50507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5例，其中境外输入23例，本土12例（辽宁5例，均在大连市；内蒙古2例，均在阿拉善盟；北京1例，在海淀区；吉林1例，在吉林市；江西1例，在上饶市；河南1例，在周口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6例（无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24例（境外输入23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33例（境外输入35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8919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2377例（出院12037例，死亡213例），澳门特别行政区77例（出院76例），台湾地区16465例（出院13742例，死亡848例）。

今年前三季度，陕西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总收入达2420亿元。目前，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重要一极。

电子信息产业是西安高新区规模最大、产值最高的优势主导产业。目前，西安高新区已经集聚了三星等龙头企业，培育了派瑞电子等产业链关键企业，引进了奕斯伟硅片项目、比亚迪智能终端项目等实力项目，形成了“芯（集成电路）——软（高端软件）——端（智能终端）——网（智能网络）”为一体的产业集群。

今年以来，西安高新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壮大主导优势，积极推动三星二期二阶段、奕斯伟12英寸硅片、比亚迪高端智能终端产业园等一批光电子信息产业项目重大项目尽快达产达效，为光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了解，目前，三星二期项目设备已经入厂，比亚迪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部分产线顺利竣工，其他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此外，随着产业规模的迅速壮大，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半导体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据悉，待三星二期项目达产达效，西安高新区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同时，西安高新区还是中兴通讯全球最大的研发基地和智能终端生产基地，是华为除深圳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基地，也是比亚迪总部之外，布局最全、业务最广的地区。近日，炬光科技、莱特光电等企业先后登陆科创板，进一步彰显了西安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不断提升的实力。（张静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