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侯家营子村，官牛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正在组织玉米种植。截至5月18日，内蒙古粮食作物已播8699.6万亩，进度为78.3%，较上年同期快3.2个百分点。记者孟和朝鲁摄

“斑竹满园，制来数杆长枪，维持共产；红花遍地，训练三军大队，保障民权。”这是镌刻在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成立旧址、安徽六安金寨县斑竹园镇朱氏祠大门两侧的一副楹联。初夏时节，鸟语花香，朱氏祠堂前的斑竹在风中轻轻摇曳。5月11日，记者踏上了安徽大别山革命老区这片“英雄地”，切身体验“红旅融合”如何让老区的过去与现在血肉相连，对老区的生活与精神风貌又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作为豫东南地区第一支红军部队的诞生地，金寨斑竹园镇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里，7位开国将军、2000多名革命烈士载入史册，现存的30多处红色遗址成了不可复制的宝贵精神财富。

“老区要变样，乡村要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斑竹园镇文化站站长李大维告诉记者，近年来，为了将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斑竹园找到了“红旅融合”这条新路。

在斑竹园红色教育基地，记者见到了负责人阮怀军。2021年底，他从合肥来到斑竹园，接手了红色教育基地的运营工作。为闲置的校舍涂上迷彩，将既有的教室改造成“营房”，架子床上的被褥叠成“豆腐块”，报告厅里的桌椅摆得整整齐齐——如今，斑竹园红色教育基地正静静迎候下一批驻训者。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红旅融合的路子到底应该怎么走？”

面对记者的提问，阮怀军的回答信心满满：“虽然基地暂时受到了疫情影响，但红色研学培训作为未来文旅发展的大趋势从未改变。”阮怀军的信心源自既往的数据——自投入运营以来，斑竹园红色教育基地的军事夏令营、红色研学、国防教育等培训项目已累计吸引了200余批共5万余人。

“今年，我们计划再改造一批‘营房’，以满足不同培训人群的需求。”隔着操场，阮怀军指着远处的一栋闲置校舍向记者表示。

除了红色教育基地，在斑竹园，2.5公里的“红军栈道”和75米的“红军吊桥”，贯穿于立夏节起义烈士纪念园、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成立旧址，共同构成了一条红色精品旅游线；“先锋馆”内，7位开国将军的先进事迹引领着游人走进那段远去的革命岁月；新建的“红印·斑竹园”小镇客厅则成了集中展示斑竹园红色历史的窗口……

以“红旅融合”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改变老区山乡面貌——发生在金寨斑竹园镇的故事，是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的一帧剪影。而在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以党建引领“红旅融合”则成了当地发展的秘诀。

在独山，1.7公里的长街上坐落着全国罕见的苏维埃时期集党、政、军、文、教、司法于一体的县级机构旧址——这里便是全国闻名的独山革命旧址群所在。

“以前走在这条街上，抡一棍子下去，你都砸不到一个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60多家商铺了！”安徽将之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符凯笑着向记者介绍，“这多亏了党员商户的示范带动作用。”

2019年起，裕安区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打造了这条党建示范文旅特色街，其中就有5家党员经营店和10家党群共建店。“凭借‘党建引领’‘党员承诺’等方式，党员经营户把街区诚信经营、餐饮安全、放心消费的品牌打出去了，来的客人也渐渐多起来。”符凯说。据统计，2021年，独山镇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

红旅融合，为老区群众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让老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那些生活在老区的老人、孩子又由谁来管，过得怎么样呢？

在金寨斑竹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记者见到了工作人员柯静，她同时也是一名斑竹园志愿服务工作者，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朱氏祠、立夏节起义纪念园等革命旧址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服务。2020年4月初的一天，一名叫肖桂梅的妇女找到了柯静：“柯同志，我会做鞋，能缝补，不知道能不能为镇里的老人们帮些忙。”

“太能啦！”在柯静的组织策划下，一个名为“温馨小布坊”的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出现了。每周五下午，都会有志愿者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镇上的老人缝缝补补。两年过去，经过柯静不断招募，“温馨小布坊”志愿者也从1个人增加到了13个。

“温馨小布坊”“花甲理发”“爱心早餐”“夕阳红艺术团”……志愿服务群体的一份份善意，化解了老区特殊群体的一个个困难。如今的斑竹园，已经拥有了助学支教、医疗健身、法律服务等10支志愿服务队伍，覆盖全镇10个村，参与成员过千人，而柯静本人也入选全国“阳光工程”优秀志愿者。

“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基因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奉献精神是老区群众与生俱来的！”柯静说。

“你们年轻人懂得多，能力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红富村69岁的老党员郭天机，原本对回乡任职的年轻干部能力将信将疑，自从村两委里的年轻人麻利地解决了他看病报销问题后，他的看法转变了。


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乌兰察布市近年来大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选优配强嘎查村干部，推动年轻人才回村任职、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发展引入“活水”。

在农村选人用人方面，乌兰察布市通过实施“一嘎查村一名大学生”培养行动、专技人才向基层流动、吸引优秀人才回村任职等政策，吸引一大批学历高、能力强、眼界开阔的年轻人返回乡村，带来了发展新气象。

地处大青山脉的察哈尔右翼后旗锡勒乡红旗庙嘎查，水草丰美、风景怡人。2020年，在大学生回乡创业政策扶持下，80后青年塔娜回到嘎查，办起了现代和民族文化元素相结合的主题民宿，很快在网络上火爆起来，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这不仅打开了当地牧民思路，还直接带动他们增收。嘎查将部分集体资金注入塔娜的民宿，每年获取固定比例收益。“塔娜带了个好头，我们将大力支持民宿产业发展，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锡勒乡党委副书记于泳洪说。

据介绍，乌兰察布市近年来广泛联系回引务工经商人员、退役军人、大学生等，通过创办合作社、投资企业、提供服务等形式，吸引优秀人才在农村大地上施展才华，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成立乡村振兴学院、组织农村电商培训、组织待就业人员进校园学技能……近年来，自治区教育厅积极对接人民群众技能学习需求，组织全区职业院校通过送教下乡、送技术到田间地头等形式，全面开展职业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前不久，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草原生态与畜牧兽医系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智汇益牧志愿服务队深入正蓝旗宝绍岱苏木乃日淖尔嘎查，以理论传授和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为牧民进行牛羊养殖与疾病防治方面的培训，共有40余名嘎查牧民慕名前来参加，牧民们都说，这样的培训实惠、有效、管用。

和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一样，多年来，通辽职业学院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也做了不少工作：成立乡村振兴学院，在各旗县同步建立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组建乡村振兴服务队面向农牧民开展产业指导、职业培训、学历提升、支医支教、文化下乡等服务。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民族职业教育中心以实施职业技能、乡土人才、职业农牧民、现代学徒制、工匠培育、社区教育为着力点，大力开展乡村振兴技术技能人才培训，为农牧民群众创业、就业、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仅2021年一年，学校便开展农村电商、新媒体运行、农牧区物流等培训920余人次。

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则是发挥专业资源优势，让待就业人员走进学校，运用“依托高校搞培训，依托公司促就业”的模式，以家政服务、母婴服务、社区服务、康复护理等服务为支撑，构建培训、创业、就业三位一体机制，形成了一套产学研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创建了“乌兰美”健康服务品牌，孵化了一家市属国有集团企业，促进了待业人员再就业。

自治区教育厅还通过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将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开展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投入挂钩，引导各职业院校将培训服务课时量和培训成效等作为职业院校教师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健全培训激励和保障制度，推动各职业院校开展好职业培训和技能下乡服务工作。同时，鼓励职业院校坚持需求导向因地制宜开展职业培训和设立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教学点，一方面发挥职业院校师资、场所、教学设施优势，构建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网络体系，形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发展合力；另一方面支持职业院校在农村牧区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基地、见习就业基地，就近服务基层群众。

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教育厅将继续鼓励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通过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远程教育与现场指导相结合，加快对乡村振兴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

湛蓝天空下，微风拂过连绵起伏的山丘，绿茵茵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天际。一群群牛羊在草场上闲适地进食……走进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雪山镇红旗村，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辽阔的高山草原。



从乌蒙山区深处的小村庄到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红旗村的绿色振兴之路，也是我国草原地区探索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提升的一个缩影。

草场改变山区村庄面貌

5月初，贵州西北部山区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乌蒙高原漫长的冬天似乎还没过去。春雪来得快化得也快，太阳出来，白茫茫的山川渐渐变色，露出了青翠真容。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悠扬婉转的歌声，打破了草原清晨的寂静。

唱歌的人个头不高，肤色黝黑，看到有陌生人走来，他粗糙的脸颊上，露出了憨厚朴实的笑容。他是红旗村60岁的村民王明绍。“唱的是我们本地山歌，看羊群吃得开心，我也给自己找点乐子。”王明绍说。他是红旗村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饲养员，只要天气不太糟糕，他几乎每天都是在草场上度过的。

威宁县平均海拔2200米，低纬度、高海拔、高原台地的地理特征，形成明显的立体气候，也孕育出丰富的草地资源。据统计，威宁是贵州草场面积最大的县，成片草场和草山草坡达320万亩。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威宁县发展畜牧业历史悠久，养殖牛羊是当地群众的重要经济来源。

“那会儿草都是野生的，山坡上东一块西一块，长得也不算茂盛。”在王明绍的记忆里，儿时的红旗村跟其他村子并无差别，耕地周边分布着零星草地，祖祖辈辈在这里以种地和放牧为生。由于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化水平低等原因，当年分散低效的养殖业产值不高，老乡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1980年，红旗村迎来发展机遇。从这年开始，原农业部在威宁县实施南方草地畜牧业综合开发项目，并利用飞机播种方法人工改良草地。经过实地考察评估，红旗村和周边几个村子被纳入飞播范围，草种很快就撒遍了这片土地。

第二年开春，一簇簇嫩芽相继破土而出，以迅猛之势铺展开来——乌蒙山区深处的小村庄，转眼便化作广阔无垠的草原。“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草地，足足有上万亩，大家都在讨论可以养肥多少牛羊。”沿用当地灼圃公社的名称，这块连片草地被命名为灼圃草场，从此，王明绍和老乡们的家乡又多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灼圃草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红旗村的植被面貌，更给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层次变革。

无序利用导致生态退化

新草长势喜人，灼圃草场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当地政府组织下，大量牛羊等牲畜被引进放养，红旗村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牧场。

“哪儿的草长得茂盛，大伙就把牲口往哪儿赶。”那会儿，村民王明三每天一从学校回来就会加入放牛养羊队伍。在肥美牧草催长下，老乡们的牛羊越来越壮实，不少人都尝到了放牧的甜头。

短时间内，灼圃草场上的牛羊数量快速增长。“最后沟沟坎坎也没放过，连草根都给啃掉了。”当年赶着牛羊到处找草的场景，王明三记忆犹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牲口还是一天比一天瘦。

“1981年测产时平均每亩鲜草1361斤，1982年1033斤，1983年只有560斤，1984年仅441斤。目前产草量仍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人工牧草减少，杂草比例增大，草场严重退化，其前景令人担忧。”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灼圃草场的调查报告，证实了王明三的记忆。

灼圃草场迅速退化，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畜牧业发展，还导致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周边村庄的种植业随之遭受波及，特别是粮食作物，连年减产。

“苦荞粑粑过日子，要想吃顿苞谷饭，要等婆娘坐月子，要是吃顿大米饭，除非等到下辈子……”失去了草地庇护，生态环境原本就脆弱的红旗村受影响尤甚，土里存不住水分和肥料，老乡们只好在山坡上种植耐旱耐贫瘠的作物果腹，一首民谣道出了当初的无尽辛酸。

群众留在村里看不到希望，纷纷外出打工讨生活。村子日益萧条，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45%。

草畜平衡换来金饭碗

灼圃草场出现的问题，吸引了各方关注，甚至引发了南方草地能否人为改良、能否发展畜牧业的讨论。1985年，贵州省原农业厅、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联合建立贵州高原草地试验站，为南方草地退化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其中，灼圃草场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研究发现，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管理，过度放牧导致草畜失衡。”参加工作30多年来，威宁县农业农村局推广研究员易鸣长年与草地打交道。作为县里的农技人员，当年他也被抽调至项目组，协助专家开展种草养畜科技攻关。

找出病因后，科研团队将灼圃草场作为试验示范基地，以小规模生产示范模式，对人工草地管理利用、退化草地恢复技术等项目开展系统研究。“吸取之前的教训，严格控制牧户数量，不让大伙儿再吃‘大锅饭’。”易鸣介绍，试验站先后精心挑选20多户专业户和农户成立灼圃联户示范牧场，以承包方式开展经营管理，并对不同规模、不同畜群结构及指导方式的养殖效益进行对比研究。

各专业户在统一规划下，严格按照专家组提供的配套技术种草养畜，经过20多年的精心管护，原先已退化为荒山荒坡的土地重新长出了丰茂的高产牧草，牛羊也日益肥壮，草畜平衡终于使灼圃草场慢慢恢复生机。

灼圃联户示范牧场的成功运营，证明了发展南方草地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但由于参与规模过小，红旗村绝大部分群众的生活并未因此而得到明显改善，到2014年，人均年收入仅2000元左右。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威宁县把畜牧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一边大力推广“种草养畜、草畜配套、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等科学方法，一边借助产业扶持资金，鼓励贫困乡镇和贫困群众养牛牧羊。

2014年后，红旗村再度掀起了牲畜引进高潮，并创办了专业合作社开展规模养殖。“合作社对承包的草场负有管理责任，饲养员必须轮换区域放牧，保证牧场不发生退化。”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禄驹介绍，合作社在农业部门指导下确定牲畜品种和规模，确保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提升。

与此同时，红旗村还引导村民发展家庭牧场，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有多少草就养多少牲口，要把草啃光了，吃亏的还是自己。”每天傍晚，当把30只羊和4头牛赶回圈里时，年近古稀的张广旭心里格外踏实。近年来，张广旭先后流转了30多亩荒山，一边种草一边放牧，小日子越过越红火。他说，有了这份家底作保障，再也不怕穷回去。

“现在全村共有约4000只羊、2000头牛，这个规模既不会给草场造成负担，又能帮我们实现增收致富。”禄驹说，九成以上家庭参与生态畜牧业，到去年底，红旗村人均年收入终于跨过万元大关。看到在外漂泊的村民陆续回来，禄驹倍感欣慰：“守住这片草场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往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红火。”

走进海南省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的乡村休闲点，海风穿过椰林，轻抚夕阳下正在闲谈的村民。几位老人用健身器材做着缓慢的拉伸动作，小孩们在一旁嬉笑着荡秋千。

近几年，这个六连岭脚下的革命村庄，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以红色文化资源与滨海田园风光为依托，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研学教育基地。村集体共同创办的共享书屋、共享菜园、共享餐厅、共享鱼塘等，让大石岭村成为海南省全域旅游网络中名副其实的明星村庄，也为村民们带来切实的幸福感。

“平时走在村里，就像在逛公园一样，感觉这样就挺好、挺满足的。”提起这些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村民曹圣霞的言语间洋溢着幸福与骄傲。

2018年年初，由村委会废弃办公室改建而成的共享书屋正式对外开放，占地300平方米。过去在镇上开早餐店的曹圣霞回到村里，当上了大石岭书屋的管理员，负责打扫卫生、登记图书借阅情况，偶尔还为来看书的村民或游客泡茶、冲调咖啡。

“我们的共享书屋365天开放，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一样，空调、Wi-Fi、茶水都是免费提供的。书屋建成时，山根镇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书，再加上村文化室留下来的旧书、上级机关不时发放的党建书籍，还有村民、游客捐赠过来的书，现在书屋的藏书量已经有了15000多册。”共享书屋的建设者祁甫宁告诉记者。

平日里，来书屋看书学习的人不少，到了周末人气就更旺了，有来学习西瓜、辣椒等种植技术的村民，有来看科普书或漫画书的小学生，还有专程从海口、三亚等地慕名前来打卡的游客。一位长居万宁的“候鸟”老人告诉记者，他是从附近骑共享单车过来的，沿途风景让人心情舒畅。大石岭村离海很近，书屋到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足1000米，这让书屋的人气更旺了。

远道而来的游客为村庄带来了更多生气与活力，不时举办活动的书屋也成为村民们精神上的“加油站”与“充电站”。2020年，大石岭农家书屋荣获中宣部、文旅部等部门共同认证的“全国农家书屋先进集体”称号，全村人都感到无比自豪。

随着共享书屋的人流量越来越大，村委会干脆将群众事务代办点也设在了书屋。代办点由村干部和年轻党员轮流值班，村里有老人要去市区办事或者去镇上取快递的，只要到代办点说一声，党员干部们就帮着干了。“我们大石岭村是光荣的革命老村，村党支部成立于1926年6月（当时称赤源党支部），曾经经历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4个历史时期。现在，我们村的党员更要努力带头传承好红色基因，设在共享书屋的代办点，就是为了给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大石岭村党支部书记邢增强说。

在共享书屋不远处，是占地近30亩的共享菜园和一个共享鱼塘。像书屋一样，菜园、鱼塘也是村集体所有，由几位村民负责打理，到了收获的季节，大批游客会相约前来摘果、钓鱼，享受乡野慢时光。游客们往往会将新鲜的蔬菜和鱼打包好一部分准备带走，剩下的一部分便直接提到鱼塘旁的共享餐厅就地开火，鲜食立享。

共享菜园里，紫薯、南瓜、玉米、花生、白菜、菠萝、圣女果等10多种农作物轮番种植、轮番收获，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以上收益。最近，共享菜园刚过了今年的第一个圣女果采摘旺季，地里的圣女果攀爬架被拆除到一旁，村民们泡好玉米种子，准备开始种玉米了。



如今，共享菜园成了大石岭村民的一大收入来源，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几千元增至现在的15000元，曾经外出务工的许多村民纷纷回村谋发展。

“到了周末、寒暑假，来村里开展研学旅行的学生团队非常多。学生们参观完大石岭村烈士纪念亭和革命战争史陈列室，就去书屋学习、组织讨论，下午再去共享菜园体验采摘，收获付出了汗水的劳动果实。”曹圣霞欣慰地说，“孩子们有从万宁市区来的，还有从更远的市县过来的。只要听到他们夸村子美，我就很自豪，再看到他们个个都有所收获，我也跟着高兴！”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全国人大常委会11日上午在北京召开湿地保护法实施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的重要指示要求，宣传好、贯彻好、实施好湿地保护法，引领我国湿地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



栗战书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把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出一系列强化保护修复、加强制度建设的决策部署。湿地保护法贯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科学保护湿地的理念原则和有益做法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立足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修复，确立了“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原则，填补了我国生态系统立法空白，丰富完善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法律规定，认真做好法律宣传解读工作，凝聚全社会珍爱湿地、保护湿地的共识，用法治方式保护大美湿地，推动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

栗战书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要压实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保护湿地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湿地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依法做好湿地名录认定工作，规范名录发布程序和内容，合理划定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湿地范围，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湿地分级保护体系。要完善落实有关保护和利用的制度，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坚决纠正追求高强度物质输出和过度商业化开发，推动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要认真抓好湿地修复制度的落实，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重要湿地要依法编制修复方案，依法公开修复情况，确保湿地修复更加科学有效。要全面落实政府法定职责，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法规和标准，省区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湿地保护具体办法，搞好法律配套衔接，织密扎牢湿地保护的“制度网”，形成一体推进、合力保护湿地的工作格局。要全面加强执法司法力度，增强法律的刚性和权威，综合采取检查、审计、约谈、处罚、公益诉讼、民事赔偿等多种方式，切实加大执法司法工作力度，让严格的法律责任落到实处。

湿地保护法于2021年12月通过，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出席座谈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以及全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在座谈会上发言。

农家书屋是公共图书馆在乡村基层的神经末梢，也是农村很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退休后，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我们镇上的农家书屋，或读书，或看报，有时还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我觉得自己的文化生活丰富而多彩。


近年来，我们金庭镇大力推进农家书屋惠民工程。目前，全镇有农家书屋14个，藏书近2.3万册，实现了村居全覆盖，而且全天候开放。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镇的农家书屋和嵊州市图书馆形成了常态化的换书机制，定期开展“书来书往”图书互换公益活动。今年，嵊州市图书馆已和金庭镇农家书屋互换图书2000余册，延伸了图书流通渠道，拓宽了图书馆的服务空间，丰富了基层图书室的文献内容。

每年寒暑假及其他节假日，镇上都会邀请退休教师跟孩子们在农家书屋开展“翰墨金庭——博雅读书会”活动。镇里有一些留守儿童，之前一放假，就处于“放养”状态。自从有了“翰墨金庭——博雅读书会”，这些孩子们节假日都可以来农家书屋，在退休教师们的照看下看书、做作业，这帮留守儿童的家长解决了一大难题。我很高兴也参与到了“翰墨金庭——博雅读书会”活动中。每逢节假日，我都会到农家书屋带领孩子们读他们喜爱的书，引导孩子们潜心阅读，快乐成长。

如今，走进农家书屋阅读的村（居）民越来越多，一些人还通过阅读掌握了发家致富的技巧。镇上下任小吃店店主唐小娟比较喜欢看面点制作及餐饮管理方面的书。她说，希望通过阅读多学些餐饮知识，提升小吃店的管理水平。灵鹅村桃形李种植户吕玉彩种植七八亩桃形李，每次遇到桃形李病害，她就走进农家书屋，挑选《果树繁育与养护管理大全》等书籍，查找医治果树病虫害的方子。她跟我说：“书上的方子，管用！”

如今，农家书屋不仅成为我个人闲暇时的好去处，更成为全镇百姓的文化“加油站”、知识“充电站”。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借力智慧农业，通过土地流转、集约化种植、良种补贴、订单收购等方式，推进马铃薯种植特色产业集中集聚发展，实现县域经济持续增长，农民稳定增收。

近日，呼和浩特市委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呼和浩特市2022年乡村振兴示范县、乡、村创建实施方案》。据此，今年呼和浩特市将以武川县为重点创建县级示范，其他旗县区同步推进，每个旗县区打造1个示范样板乡镇，每个乡镇打造1至2个示范样板村，共打造10个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乡镇，63个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村。


此次样板打造选择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特色产业具有一定优势且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的乡、村作为示范创建的样板，先行先试，重点打造。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各地区将结合自身实际，规划先行，整合地区、部门、单位及社会资源，向示范县、示范乡、示范村倾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此次样板打造重点围绕持续开展防致贫返贫监测和帮扶，积极培育乡村各类人才、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加强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四个方面24项具体内容进行创建。到2022年底，样板打造将取得明显成效。样板地区将做到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公共服务功能完善，村容村貌整洁有序，房屋建筑特色鲜明，农村环境优美宜居，民主管理制度健全，乡风习俗文明健康，特色产业优势明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人口和产业吸纳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农民生活幸福安康。通过示范样板引领带动，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全面发展。（记者刘洋）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1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显示，2021年，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2000年以来最高，草原产草量为2000年以来最高，北方荒漠化区大部地表生态持续向好，西南石漠化区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最高。

监测结果表明，2021年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68.8，较常年(2000—2020年均值)提高7.7%。与2020年相比，2021年植被生态质量指数提高0.4%，其中植被覆盖度增加0.6个百分点，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增加0.7克碳/平方米。

针对森林、草原、农田、荒漠等主要生态系统的气象影响评估显示，2021年生态质量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评估显示，2000年至2021年，东北地区水热条件较好，森林和重点湿地服务功能提升；2021年，秦岭大部地区降水偏多，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和覆盖度都高于常年，且2000年至2021年降水量呈增多趋势，植被生态质量正逐步提升；2000年至2021年，武夷山区水热条件都利于植被生长，水源涵养功能得到提升。

“这表明我国植被生态质量越来越好。”国家气象中心生态和农业气象室高级工程师钱拴说，我国实施诸多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促进了涵养水源和保持土壤等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为生态质量指数升高提供了重要支撑。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3月30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提升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巩固和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为推动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林草兴则生态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累计完成造林9.6亿亩，全国森林覆盖率提高2.68个百分点，达到23.04%。我国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森林资源总体呈现数量持续增加、质量稳步提高、功能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为维护生态安全、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林长守护每片林木

为山川增绿，促农民增收

“老唐，快来看看！完璧村民组有3棵树被破坏了！”下午5点半，唐启明正在油茶林里查看剪枝情况，村里护林员李成花的电话让他心头一紧，跨上三轮摩托车就往山里赶。

唐启明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首车镇中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去年9月，湘西州建立州、县、乡、村四级林长体系，老唐由此多了一个身份——村级林长，肩负护林护绿的任务。

群山环抱间的中坝村路窄林密，唐启明到达完璧组后山那片茂盛的杉树林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只见3棵“脚杆粗”、约10米长的杉树倒在草丛中，用手摸摸树桩的横切面，仍是湿润润的。他判断，这些树是当天被人锯断的。

唐启明立马联系基层执法员黄长、向成创，请他们来现场勘查。两名执法员到达现场后，将违法采伐的林木就地封存，向村民多方了解情况，很快就锁定了采伐人。执法员对采伐人当面批评教育，并要求他们进行复绿、补植补造。

几天后，在唐启明的监督下，采伐人在这片山林种下5棵杉树苗。

“和过去‘管不着’相比，村干部有了‘村级林长’头衔后，参与护林的工作机制更顺畅了。每当护林员发现破坏树木的行为，都会第一时间向村干部报告。”唐启明告诉记者。

在中坝村，除了唐启明，还有5名村干部担任村级副林长。村级林长、副林长每周至少巡山一次，并对护林员的日常工作开展监督考核，防范森林火灾等危害森林资源的事件发生。截至今年2月，湘西州共设四级林长(含督察长)4931人，还有1288名基层监督员、510名基层执法员、9049名护林员，织密森林资源保护网。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林长制建立后，当地围绕森林资源做文章，加快林业产业发展，下大力气发展油茶产业、林下经济产业和森林旅游产业等，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油茶林既能增绿，还能为乡亲们增收。”唐启明说。从2017年起，中坝村在一个个荒废的山头陆续种下2500多亩油茶林，其中约2000亩为村集体所有。油茶树的间隙还套种了花生、中药材等林下经济作物。

“油茶产业和林下经济产业欣欣向荣，给乡亲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靠着在油茶林务工，有的村民一年能挣1万多元。护林，既守住了青山，又做大了‘金山’，一举两得。”唐启明说。

林长制促进了山川增绿、农民增收。去年，湘西州完成营造林5.5万亩、封山育林12.21万亩，全州油茶基地总面积达到124.56万亩，木本药材基地面积达到15.45万亩。全州森林覆盖率增加到70.24%，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目前，31个省份基本建立林长制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出台实施文件，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总林长，建立起省、市、县、乡、村各级林长体系。各地明晰责任主体权限，建立激励问责机制，推动履职担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在制定林长制督查考核办法，将把结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奖惩的重要参考，做到定责、履责、督责、问责环环相扣、形成闭环，进一步促进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提升。

绿化遵循自然规律

数量质量并重，共享绿色空间

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是首都南部生态“绿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青枝吐绿、百花争艳。

“今年‘五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先行启动区将集中连片开放1404亩，附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逛公园。”丰台区园林绿化局湿地办工作人员李浩亮说。

李浩亮告诉记者，目前，湿地公园项目已启动4个地块建设，总建设面积约2595亩，是丰台区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任务重要组成部分。

家门口建起森林公园，正是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给市民带来的福祉。2012年，北京首轮百万亩平原造林绿化工程正式启动。在项目圆满完成的基础上，2018年3月，北京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年新增绿化面积100万亩。

“一屏、三环、五河、九楔”，围绕这一空间布局，北京持续推进造林项目，新造林与原有林地连接成片，一片片蓊郁苍翠的林海为京城增绿添彩。2012年至2021年，两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累计实施造林绿化202万亩，植树约1亿株，在平原地区形成多处近自然的森林生态空间。

从“绿起来”“美起来”再到“活起来”，北京绿化造林理念不断深化，大范围推行师法自然、力求生物多样性的做法。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科学、节俭、务实的要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森林湿地公园规划建设“新旧结合”，保留原有林地树木，结合“林窗”空地，灵活布局道路场地和溪流泡子。同时，因地制宜，对渣土山进行了生态修复，营造近自然山地风景林和登高观景台。

“在选择绿化树种时，我们遵循乡土、长寿、抗逆、食源的原则，以油松、白皮松、国槐等为主要树种，科学营造复层、异龄、混交的近自然林。”李浩亮表示。

2019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下发关于推进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在生物多样性提升等方面提出13项具体技术措施。把小动物的生存需求纳入绿化造林工程考量，这在北京造林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背后是城市发展理念的重大变化。“现在，我们更强调生物多样性，通过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让小动物和人共享绿色空间，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金增说。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划建设者综合历史记录和常见动物，提出游隼、东方角鸮等20种可能在公园栖居的目标物种，构建森林、灌草、水域、林园4大类和11小类生境，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未来公园鸟类可达150多种。”李浩亮说。

按照规划，今年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全部完成后，北京森林覆盖率将超过4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6平方米。“北京将统筹造林绿化和城市有机更新，推进平原区重点区域造林、绿隔公园建设和疏整促留白增绿、战略留白临时绿化，兼顾绿色空间扩容和城市织绿补强，整体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王金增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深入实施重点生态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整个绿化工作将由过去注重数量向数量和质量并重转变，科学推动大规模国土绿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说。

退化草场生态修复

植被盖度增加，草原生机勃发

4月份，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金黄色的牧草如波浪般蜷伏着。随着天气转暖，冰雪消融后的潮湿土壤中，新的生机正在萌发。

“过去的风蚀坑经过生态治理，比一般草原上的草还高。”在位于锡林郭勒大草原腹地的毛登牧场，牧民董连宝对人工种草生态修复项目赞不绝口。毛登牧场是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之一。

历史上的毛登牧场是水草丰美之地。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掠夺性经营等因素，草原严重退化。

近年来，毛登牧场清退牧场范围内的非牧户，生态严重退化地区的牧场职工和牧民搬迁到新建的奶牛村，从事奶牛养殖产业，清理出40万亩草场进行围封，初步建成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内的26万亩草原被纳入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占毛登牧场可利用草场面积的35%以上。

2019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的退化草原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在锡林浩特市实施，投资3710.8万元，用3年时间，对7.6万亩退化草原进行治理。毛登牧场6.5万亩退化较严重的草场被纳入试点范围，实施生态修复。

“人工种草修复的草原，生态明显好转。”毛登牧场副场长任志杰告诉记者，3年来，通过补播、施肥、切根、轮刈等综合施治，草原生态状况发生了转变，牧场经济效益显著提升，“这是我们第一次对草原进行这样系统的人工干预，成效非常好。”

任志杰说，毛登牧场在项目区内选用本土草种进行补播，所有肥料都是牛羊粪便等掺加矿物质发酵制成的，加上切根、轮刈、平整治理等措施，即使是风蚀区的牧草，平均每平方米出苗也达到430株左右，高度普遍超过1米，好于未经治理的自然恢复草原。

锡林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测算，3年来，在毛登牧场的6.5万亩生态修复项目区，植被盖度平均提高15%—20%，干草产量平均提高20%—40%，牧场收入增加近三成。

去年10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发布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从全国精选出18个典型案例，“锡林浩特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成为唯一入选的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一场春雨过后，望着自家被纳入项目区的草场，董连宝禁不住盘算起收入账：“3年前，承包的1769亩草场还不够自家牲畜自给自足。去年，仅凭打草我家就收入了13万元。只要雨水足，今年收成还能进一步提高。”

目前，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5%，比10年前提高5个百分点。内蒙古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现有14处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的新阵地，加快退化草原植被和土壤恢复，提升草原生物多样性。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黄河水量的80%、长江水量的30%来源于草原地区。“十三五”时期，我国实施退牧还草等工程项目，累计种草改良1.7亿亩；实施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草原禁牧面积达12亿亩、草畜平衡面积达26亿亩。近年来，我国在内蒙古、河北等11个省份开展国家级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建设。通过持续努力，“十三五”末，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6.1%，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