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是少开会、开短会、开务实管用的会，对于主题、内容、出席范围相近的会议，有时进行合并或相对集中在一个时段召开。以前不少偏远地区的基层干部可能一天都在开会或在开会的路上，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镇长梁世文说。






在广西各地，很多干部切身感受到减负新变化。近年来，广西将为基层减负作为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出台《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工作措施》等文件，就减文控会、改进问责方式等进行明确规定，着力推动检查考评从看材料痕迹向看工作实绩、看群众评价转变，部分部门单位实行“无会日”制度，进一步精简规范会议。


在北流市，除涉密工作外，当地各级各部门通过微信、短信等快捷方式，传达上级会议、文件、通知精神或者布置工作，尽量少开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会议时，北流启用镇一级视频会议系统，在镇一级设置分会场，减少基层干部到市里开会的时间。


“现在会议数量和时长明显减少，我们一般可就近在乡镇分会场参加电视电话会议，或由乡镇主要负责人参会后再传达部署。现在有了更多时间走街串户了解村民需求，解决大家反映的问题。”北流市新圩镇河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杨涛远说，如今河村专注于乡村风貌改造和产业发展，依托传统古村落，走出一条“文化+旅游”的新路径。


为进一步推动基层减负，桂林市严格发文计划管理，强化过程监控，今年以来，发文计划、会议数量等比上年度同期大幅减少；同时，制定《2021年桂林市督查检查考核计划》，计划开展督查检查考核事项23项，较2020年减少18项。


梧州市蒙山县纪委监委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全县党员干部的微信、QQ工作群合并清理，督促整治工作群不规范问题，解散不合规范的工作群，清除重复报送、多头报送资料事项，统筹检查考核事项等。“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既要‘当下改’，又要‘长久立’，我们在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的同时，还要着力建设长效机制，出台具体措施，使基层干部真正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放在干实事上。”蒙山县委常委、纪委书记莫阳森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伟大建党精神肇始于百年前先驱者们的上下求索，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代代赓续的红色血脉，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密码。


（一）


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之所以称之为大事变，是因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1918年，李大钊豪迈展望：“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宣称，我们不应该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1920年春，陈望道在故乡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屋里翻译《共产党宣言》，“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本便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的立场与振聋发聩的文字点燃了革命的火种，成为党的先驱者们共同的精神家园。1920年，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逐渐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刘少奇回忆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


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对其“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明确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真理之光如灯塔、如磁石，召唤同路人并肩前行。1922年，36岁的滇军名将朱德放弃高官厚禄，到北京、到上海、到巴黎、到柏林，一路追寻共产党的足迹。他在延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中陷入苦闷疑惑，而新生的共产党让他看到了希望：“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了……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派我做什么都行。”11月，在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危亡之际，诞生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洪流和民族解放大潮中，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封遗作概括了李大钊“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的一生。在38年短暂却光辉的生命中，他把一切都献给了这项事业。1915年，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大声疾呼：“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1916年，他在《青春》中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十月革命后，他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播撒革命火种、传播真理之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泯灭的初心、永不言弃的使命。1927年6月，方志敏在与缪敏婚礼上致誓婚词：我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为了救可爱的中国，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俩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1935年不幸被捕后，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畅想未来：“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陈列着一件编号为0001号的一级文物，这是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他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从容镇定，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刽子手们用残忍的“三绞法”对他实施长达40分钟的绞刑，比其他人时间长一倍。临刑前，他慷慨宣示：“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赵世炎大义凛然：“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1928年3月，向警予不幸被捕，她坚贞不屈，对党的秘密一字不供，被杀害时年仅33岁。三年后，36岁的蔡和森为理想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对革命伉俪曾在结婚照中捧着一本《资本论》，象征二人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为这份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生命，可谓“向蔡同盟称盛事”“豪情惊世界”！


毛泽东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毛泽东自己就有6位亲人为中国革命事业牺牲。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和豪情壮志谱写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誓言。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李大钊敏锐地预见到世界的新潮流将是“庶民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五四运动使董必武认识到，旧的革命方法行不通，“要得自由解放、和平统一，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中国共产党的基因里始终铭刻“人民”二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从来都是一致的。


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被捕，敌人希望从他这里打开缺口，将中共江苏省委乃至上级机关一网打尽。陈延年厉声回复：自从我参加革命起，就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丝想要的东西。1933年，在狱中，国民党试图利用邓中夏受到王明路线打击的事挑拨他与党组织的关系，却被怒斥回去：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他对狱中战友说：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


“心底无私天地宽”。为了践行不负人民的初心宗旨，中国共产党以最坦荡的精神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毛泽东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内涵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全面理解和深入挖掘“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2020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谈到，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一、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精神。爱国主义是一种深厚的情感,是一种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和民族所怀有的深切的依恋之情。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情感积淀，已成为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里的精神基因。


爱国主义不仅是精神上的，它也是具体的，现实的，体现在对祖国、对事业的无私奉献。“两弹一星”的研制者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去。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到祖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拼搏，为新中国的尖端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甘当无名英雄，很多人甚至直到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许久，才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广大科技人员要牢固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思想，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


二、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不惧怕任何困难挑战，奋发图强，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顽强斗争，是新时代对艰苦奋斗传统美德的升华。新中国成立不久，“两弹一星”的研制者们，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使中国科研能力实现质的飞跃。从过去到现在，尖端技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即使有的一时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消化和新的创造，最终还是会受制于人。


自力更生并不排除外来的帮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一大批留学人员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怀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留学人员远赴苏联、东欧学习，成为我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力量。历史同样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留学人员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强调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指要集中力量，团结协作，共同攻克难关。科技创新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生活各个方面无不打上了工程科技的印记。随着时代发展，今日科技进步远非以前科学家依靠个人发明创造就能取得成功，科技创新越来越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尤其是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更需要国家的高投入，同时也要承担高风险。


大力协同还意味着当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能主动舍弃自己的或小团体的利益，要敢于牺牲，勇于献身，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因为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合力攻关。“两弹一星”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当时，这项工程集中了全国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家科研院所和工厂的无数精兵强将与优势力量，大力协同，不惧挑战，一起向科技高峰发起冲锋，才能实现一项又一项的科技登顶。


“两弹一星”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在“两弹一星”工程的基础上，创造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系统等为代表的辉煌成就，“两弹一星”精神积淀发展为深厚的航天精神、北斗精神，推动我国航空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继续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为建成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奋斗！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各地干部群众坚定表示，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道路，努力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干劲倍增：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光潋滟，绿草茵茵，水鸟嬉戏，藏野驴成群……近年来，随着一系列生态修复和治理项目的实施，一度遭遇生态危机的青海三江源地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呈现一派生机。


“风沙小了，草长高了，雨水多了，野生动物多了。”从小在草原上放牧的索索表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心潮澎湃、干劲倍增，“生态保护和修复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


今年5月26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0年和“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重点目标任务均圆满超额完成，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蓝天更多，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提高至87%；河流更清，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提高到83.4%；家园更美，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达到1.18万处……


一个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渐行渐近。


绿色引领：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国家AAA旅游景区——福建三钢集团三明厂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很难想象，数年前，这里一度污染严重、集团持续亏损。“绿色发展、转型升级是唯一出路。”三钢集团董事长黎立璋说，作为不沿海、不靠近矿产地的钢厂，要想活下去、活得好，就必须坚持走环保与效益并重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淘汰落后装备，重金投入环保治理……通过持续投入和技术创新，目前三钢集团环保设备和工艺水平，大高炉、大转炉、大烧结机的工艺等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钢产量由过去的年产100万吨上升至年产1200万吨，实现了增产不增污、增产不增废、增产不增能耗的目标。


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各地用实际行动探索出一条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发展之路。


先植绿，后建城。盛夏时节，雄安新区一片欣欣向荣景象。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高级业务主管石其旺说，新区在大规模开展城市建设之前，率先启动“千年秀林”建设，为新区规划建设打好生态本底，以实现新区建设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目前，雄安新区已累计植树2000万余株，造林40多万亩。


近年来，南昌市红谷滩区坚持生态建城理念，把一个城郊荒滩打造成了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热土；这片约占南昌市面积2%的土地，贡献了江西省60%以上的金融业增加值……南昌市红谷滩区委书记周亮说：“未来，我们将继续逐绿前行，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红谷滩答卷。”


守望绿色：以自觉行动实现美丽蓝图


炎炎夏日，地处闽北山区的武夷山市洋庄乡大安村又开始热闹起来。前来游玩的游客日渐增多，村民生活越来越红火，大安村党总支书记江秀萍心情格外舒畅。


“过去村民以砍树为生，现在大家以植树护林为荣。”江秀萍说，几年前，大安村还是一个交通不便、空巢化现象严重的村庄，近年来，得益于护林带来的好山、好水、好空气，每年夏天游客争相到大安村避暑度假。


乡村旅游兴起后，很多村民开起了农家乐、采摘园，办起了民宿，钱袋子越来越鼓。“2012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只有7269元，2020年已增长到12754元。”江秀萍介绍。


在全国，像大安村这样点“绿”成“金”的案例不胜枚举。


20多年来，“七一勋章”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一直致力于保护草原生态，带动牧民增收致富。“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让草原更绿，牧民更富。”廷·巴特尔说。


全民义务植树如火如荼展开；生活垃圾分类成为新风尚……如今，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建设美丽中国正在转化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自觉行动。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大家坚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美丽中国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003年6月24日，一个被载入史册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标志着我国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18年前的那个春天，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冲击，党中央从容应对、指挥若定，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艰难复杂局面中一手抓防治工作，一手抓经济建设。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伟大的抗击非典精神鼓舞全国人民筑起阻击疫情的钢铁长城，书写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英雄篇章。





2003年6月23日，登上列车的沈阳军区医疗队员与赶来送行的康复患者隔窗告别。当天，首批990名在北京小汤山医院圆满完成“非典”患者救治任务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医务人员离京返回部队。新华社记者王建民摄


与疫情赛跑为生命接力——团结一心筑“长城”


2003年伊始，非典疫情不期而至，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大大超出人们想象。


当年2月中下旬，疫情在广东局部地区流行；3月上旬，在华北地区传播和蔓延；4月中下旬，波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确诊数字不断攀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旅游、餐饮等行业遭遇极度“严寒”，担忧恐慌情绪在部分群众中蔓延。


“一定要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2003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坚定发声。


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建立、完善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实施群防群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及时有效的举措，为科学有序阻击非典、消除恐慌情绪发挥了重要作用。


危难时刻，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义无反顾投身于抗击非典的战斗中。


“我是党员，让我去！”各地共产党员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无数积极分子火线递交入党申请书，在抗疫一线庄严宣誓。


邓练贤、叶欣、陈洪光、梁世奎、李晓红……医务人员以生命之躯迎击病魔，不惜献出生命。


与疫情赛跑，为生命接力，全国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合力攻关，不到10天时间启动80多项科研攻关项目。


全民共同参与群防群控，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成效卓著，受到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2003年7月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最后出院的3名“非典”患者之一（右一）向白衣天使们表示感谢。新华社记者陈学思摄


非典期间，生命之爱、同胞之爱、祖国之爱在世间涌动——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有谁能置身事外？”


“这是非常的考验，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何惧灾难险阻！”


处处真情涌动，全国团结一心。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华民族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筑起抗击非典的钢铁长城。


和衷共济八方支援——迎难而上创奇迹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春天。


“北京，我们支持你！”非典期间，河北向北京运送救援物资的车上贴着这样的条幅。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河南、海南……一条条生产线开足马力，不舍昼夜生产援助物资。


一位在医院坚守的医生收到女儿的来信，让她放心。女儿放假在家，老师和邻居经常前来看望，还送来水果和饭菜；有的同学专程赶来，陪她女儿打球聊天。


在广州，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献钱物，慰问医护人员，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帮助康复患者调整心态，对非典患者家属进行心理辅导，为刚刚解除隔离的家庭子女补习功课，有力地支援了非典防治工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实施封闭隔离当天，隔离带外的人行道旁，挂满了中国结、黄丝带、千纸鹤和卡片，寄托着人们对早日战胜疫情的希冀和祝愿。





2003年6月2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重症监护病房的医护人员听到世卫组织对北京“双解除”的消息后，露出胜利的笑容。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取消对北京地区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有疫情传播地区的名单上去除。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摄


2003年4月24日，4000名施工人员、500台施工机械开赴北京小汤山，仅7天7夜，便奇迹般建造起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当时全国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为世人所惊叹。


从4月15日到4月19日，短短几天时间，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就研制成功1小时检测试剂盒。


远在挪威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为祖国的抗疫故事所感动，在一封来信中写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但有鲜花和掌声，更会有荆棘和风雨。祝祖国百折不挠、愈挫愈勇。


弘扬精神赓续魂灵——凝聚力量赢胜利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非典期间彰显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伟大精神，不仅鼓舞中国人民携手共克时艰，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并在此后继续迸发出磅礴的精神伟力。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参照当年“北京小汤山”模式，武汉火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中国奇迹”再次震惊世界。





2003年5月7日，北京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的两名后勤保障人员在向隔离病区运送物资。新华社记者王呈选摄


舍生忘死，义不容辞。危急时刻，伟大精神之光再次闪耀大江南北。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无数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不少参与过小汤山医院救治工作的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毅然奔赴武汉，誓言“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神州大地，一个个英雄故事催人泪下。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跨越时空的抗击非典伟大精神，为中华民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积聚起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大力弘扬这一伟大精神，将引领我们不断披荆斩棘、攻坚克难，赢得一个个新的胜利。

2021年7月，台风“烟花”在嘉兴平湖二次登陆，全市1.5万党组织坚守一线，每个村成立10人左右的党员突击队，一夜转移18万群众；2020年1月，新冠疫情来袭，浙江嘉兴迅速划分出9.2万个社区治理微网格，20余万党员全员联户，筑起基层防疫堡垒……


作为红船起航地，嘉兴正在全面推进“七讲七比、争先攀高”党建高地创建行动，努力让每一寸土地都有党组织精心守护，每一户人家都有党员贴心服务。


从建党圣地到党建高地——


走进嘉兴各级党委政府、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的党员活动室，总能看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南湖红船”的模型雕塑；嘉兴的绝大多数党员都会日常佩戴党徽，每天通过掌上“微嘉园”查看群众上报事项是否妥善解决；“红船突击队”“党员先锋岗”“红色楼道长”……一个个党建品牌串联起城市的亮丽风景。


什么是党建高地？嘉兴为什么要打造党建高地？


“党建高地，是建立在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嘉兴市委书记张兵说，骨干支撑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每一位党员都是筑成高地的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嘉兴创建党建高地，是历史赋予的必然使命，也是时代赋予的必然要求。“作为建党圣地的嘉兴，有更好的条件和基础来创建党建高地。实践又充分证明，无论是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还是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党建都是根本保证。”


2021年年初，嘉兴市委出台了党建高地创建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通过明确“1154”的基本脉络，构建起党建高地建设的“四梁八柱”。


嘉兴市委组织部部长龚和艳说，第一个“1”是以红船精神为引领；第二个“1”是深化“网格连心、组团服务”这一新时代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5”是打造五个高地，即理想信念铸魂高地、组织体系建设高地、选贤任能示范高地、党群关系融洽高地、政治生态纯净高地；“4”是形成四个局面，即党建统领定格局、整体智治带全局、唯实惟先促大局、共同富裕开新局。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玻璃窗前，看书的年轻人与品茶的老人各得其乐，间或有清洁工、快递员轻轻地走进来，擦把汗、喝口水、歇个脚。嘉兴目前共有2400余座这样的红色城市驿站，作为基层党建服务点，着力解决了市民和一线城市管理服务人员饮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问题。


“服务体现初心，细节感受温度。”一位游客在南湖旁的驿站留言簿上这样写道。


嘉兴党建高地创建行动的实践充分证明，党建工作抓实了就是生产力、抓细了就是凝聚力、抓强了就是战斗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就要注重党建工作的先进性、全面性、融合性和典型性。


“支部+协会”“支部+合作社”“支部+电商”……在嘉兴市嘉善县，能充分感受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迸发的创新活力。嘉善县委书记洪湖鹏说，嘉善所有村集体经济年经常性收入破140万元，坚强后盾正是产业链上新建的一批批党组织，党员干部与群众抱团共生的“党群致富联合体”。


“党建高地建设，可不是党委政府推一下基层应付一下，而是要真正发挥各行各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嘉兴市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执行会长廖帮明说。


雅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嘉兴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公司党委书记仇瑛的手机里有个特别活跃的微信群，汇集了公司管理层和140名党员职工。“每次下达任务指令，都是党员先带头，一呼百应。公司要进行学习型组织建设，行政部门抓不动，党委来抓效果很好，董事会就特别服气。”


激发每个党员“细胞”的内在活力——


嘉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钮月终说，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关键在“人”。嘉兴通过“七讲七比、争先攀高”建立赛马制度，在市、县、镇、村各层级和国资、教育、医疗等各个行业领域，广泛开展党员干部能力比拼活动，在互学中取长补短，在互促中不断超越。


如何让基层党建工作与特殊群体的精神帮扶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嘉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青年党员李梦瑶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她日常联系的基层群众中，不乏家庭问题比较突出的青少年儿童。“我们要做的，不是帮他们解决一件事、几件事这么简单，而是要去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去努力帮他们树立信心。”


在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祝伟宽的努力下，2020年5月，嘉兴第一个基层派出所“辅警党支部”正式成立。“基层派出所是离民情民意最近的地方之一。通过建立专门的党支部，辅警队伍面貌焕然一新，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幅提高。”祝伟宽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正是通过深入开展“七讲七比、争先攀高”党建高地创建行动，嘉兴各地不断涌现出敢于担当的先锋党员、甘于奉献的平民英雄，他们如群星闪耀，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谱写出红船起航地新时代的美好图景。


“2年时间，67个城市品质提升项目，没有党建引领，不可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白天、晚上，刮风、下雨，嘉城集团党委书记鉏新良总会到竣工的项目去走走看看。他说，这既是查漏补缺，更是一种回味。“人生贵在用经历创造价值。和平年代普通党员的成就感体现在哪里呢？对我而言，大概就是所有过程的艰辛都化为了最终结果的美好。”

尽管已无法再看到老师的音容笑貌，但每每提及老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见图，新华社发)的学生都会说：求真务实、治学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接续传承。


紧扣时代，把研究工作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


充满使命感、责任感，以理论指导实际问题，这是卫兴华一生的坚持。


1925年，卫兴华出生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目睹日军暴行的他立志抗击日寇、振兴中华。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在解放区正式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出狱后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后，卫兴华先后在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据卫兴华的学生回忆，老师常说：“投身地下革命工作的时候，好多同志牺牲了，而我活了下来，只要我活着，我就要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为祖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我的力量。”


在卫兴华看来，研究工作要始终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


上世纪50年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理论，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改革开放后，他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并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60多年的学术生涯，卫兴华笔耕不辍，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等文章千余篇，出版《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等著作40余部。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迄今仍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看来，卫兴华的著述并非只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脉搏，运用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求真务实，把做人与做学问结合起来


作为教师，卫兴华不喜欢简单地传授知识，他要教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许多学生回忆，“老师常告诫我们，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要坚持四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学风、严密的论证。”


在学生看来，卫老师并不要求学生的理论观点与自己完全一致，而是主张教学相长，鼓励不同意见。“争论是有必要的。理论的发展是不怕讨论和交锋的。”卫兴华这样鼓励学生，而且要求学生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


求真务实贯穿了卫兴华追求学问的始终，他多年来致力于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被误解或错解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有关问题，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桃李天下，把教师看做最珍视的身份


尽管卫兴华有不少荣誉，但他最珍视的仍是教师的身份。


多年教学中，卫兴华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阐释，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实际，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


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卫兴华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批知名学者。


去世前，虽已病得很重，但卫兴华仍坚守在教学一线。在卫兴华的儿子卫宏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上课就在书房待着，“学生登门来探讨问题时，他最开心。”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何召鹏是卫兴华的学生。他回忆，跟随卫老读博期间，卫老已近90岁高龄，依然坚持每隔一到两周上一次专题讨论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2016年，卫兴华将此前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捐赠出来，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在卫兴华看来，“只有大学生真学真信、积极参与，才能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和生机活力。”

济亲不为亲撑腰


——吉鸿昌大义灭亲






吉鸿昌


1927年中秋，西北军19师师长吉鸿昌回乡省亲。一时间，小小的扶沟县城轰动非常，众人有喜、有赞，有妒、有惑也有怨。


一天，吉鸿昌正与继母毛太太共叙天伦。他的侄儿吉星兰带着美貌妖娆的妻子，提着糕点前来探望。吉星兰看望叔父一路高调，有点耀武扬威和沾沾自喜的感觉。当吉星兰很夸张地把手提的糕点摆放在吉鸿昌旁边的桌子上的时候，毛老太太突然紧张起来。吉鸿昌拆开糕点准备与大家一起分享，毛老太太一把从吉鸿昌手里夺过糕点，喃喃自语道：“不能吃，不能吃，可不能吃呀！”吉鸿昌很是惊讶，吉星兰夫妇则很尴尬地退到一旁。


等吉星兰夫妇忐忑不安地离开后，毛老太太才长出了一口气，向吉鸿昌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原来，吉星兰夫妇仗着叔父的势力，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做了不少缺德事。家乡的人，都怕他们，并且还闹出了两条人命。交谈中吉鸿昌才了解到，跟着吉星兰的所谓的侄媳妇原来有个男的叫赵兴运。赵兴运一家租用吉星兰的房子卖凉粉。吉星兰与那女的勾搭成奸，竟然干出勾奸夫害本夫的勾当。他们把砒霜和面里蒸馍，毒杀了赵兴运和他的老娘。赵家人知道吉星兰是吉鸿昌的侄儿，有权有势，只得自认倒霉，没有告官，官府对这事也是民不告官不究，睁一眼闭一眼。当地人私底下议论纷纷，关于他们各种版本的故事，在民间开始蔓延。


吉鸿昌听完继母的叙述，气得猛拍桌子。他立刻取来纸笔，给扶沟县长杨宗敏写信，要秉公处置吉星兰二人，伸张正义。面对继母的劝说与担心，吉鸿昌斩钉截铁地说：“母亲，为民请命，匡扶正义是我的本分，不论是谁，再大也大不过国法。这事，正因为他是我的侄儿，更应严惩。至于哥哥与嫂子那边，我自有安排。”


精于官场和时局的杨宗敏拿着吉鸿昌的信犹豫不决。经过一番细细思量，他把吉星兰夫妇请进县衙，谨慎、客气地看管照顾，对外宣称已经把他们秉公收监问审。就这样，在观望和推延中又一年过去了。


1928年秋，吉鸿昌再次回乡省亲，当他听说吉星兰仍然没被处置，简直是怒火中烧，立马带人赶到县衙。杨宗敏卑谦地迎接着吉鸿昌，一边察言观色，一边把自己对吉星兰夫妇的处置情况向吉鸿昌报告，还颇有些邀功请赏的意思。吉鸿昌冷冷地问：“如果吉星兰不是我的侄儿，你该如何处置？”杨宗敏有点尴尬，只是打哈哈地苦笑、干笑。吉鸿昌拍拍杨宗敏语重心长道：“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伸张正义，为民请命！”然后提议，当场提出吉星兰夫妇当众训教。


吉星兰夫妇一见到吉鸿昌很是惊诧，双双扑通跪倒，一个劲地叫叔父。当着众人的面，吉鸿昌与吉星兰叔侄辨清了事实真相。吉星兰夫妇承认了毒死赵兴运母子的事实。围观的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杨宗敏也紧张地擦了几遍头上的汗水，看吉鸿昌如何处理自己的家务事。


吉鸿昌紧缩双眉，沉默了一会，冲吉星兰夫妇摆摆手说：“走吧，你们走吧。”吉星兰夫妇慌忙连连磕头道谢，然后如释重负地爬起来，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吉鸿昌久久地注视着吉星兰夫妇的背影。突然掏出手枪，对着吉星兰二人砰砰两枪，二人应声倒地。众人惊慌失措。吉鸿昌用发热的枪口指着杨宗敏说：“你可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伸张正义，扬善除恶？”杨宗敏唯唯连声：“卑职明白，卑职明白。”


远处，众人对着吉鸿昌纷纷跪下，发自内心地呼喊：“吉师长当代青天，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怅然若失的吉鸿昌，对着众人、警卫和杨宗敏道：“今晚我要款待哥嫂，亲自赔罪。为大家送一场包公戏，《铡包勉》！”


当晚，观者如潮，看包公戏《铡包勉》。吉鸿昌跪倒在哥嫂面前泪如泉涌：“我吉鸿昌为哥嫂养老送终！”哥嫂羞愧地拉着吉鸿昌的手，用印有老父亲遗训的“当官即不许发财”的瓷碗碰杯饮酒，互道珍重。

大革命时期，在入党宣誓仪式的人员组成上，一般有主持人、介绍人、新党员。主持人一个，介绍人一至两个，新党员可多可少。

这时，入党宣誓仪式上已经有了简明、规范、带有中国特点的入党誓词。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入党誓词是：“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叛党。”字字珠玑，铿锵有力，充分体现了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具有中国的特点。曾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的管文蔚在回忆入党时，写了这样一段话：1926年9月21日，是中秋佳节。我在丹阳二高的一间屋子里宣誓。墙上挂着一面很小的党旗。参加我的入党宣誓仪式的人有夏霖、黄竞西、姜寄生、戴盆天4人。其中，除黄竞西外，都是我过去的老师。一开始，夏霖宣布开会，我们5个人全体起立向党旗致敬1分钟。接着，夏霖、黄竞西作为介绍人，说明介绍我参加党的理由，并叫我讲了自己的历史和入党的志愿。×后我高声宣誓：“实行革命，严守秘密，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纪律，誓不背党。”

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随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的提出，宣誓仪式因此也从城市走向农村。虽然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保守秘密取消了举行宣誓仪式的硬性规定，但在革命实践中，各个地方为慎重起见，“只要在情况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基本上都采取宣誓仪式吸收党员。这时期的宣誓仪式是沿着军队和地方两条线路发展的。

相较于大革命时期，宣誓仪式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入党前，个人开始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申请书是由大革命时期组织要求填写的表格发展而来的。第二，宣誓时创造性地形成了“宣布会议开始—介绍人介绍新党员简历—主持人讲话—握拳宣誓—鼓励、教育或指示—唱《国际歌》”这一入党程序，使入党仪式更为严谨规范。

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毛泽东为健全“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深入连、排做发展党员的工作。10月15日，他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村叶家祠主持了陈士榘、赖毅等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并亲自撰写、领誓入党誓词。宣誓仪式结束后，他提出，举行入党宣誓还应加上唱《国际歌》一项议程。他还叮嘱参加宣誓仪式的各连党代表，以后都要像今天这样，分批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1927年10月，陈云在家乡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主持小蒸地区××次党员大会，向党员讲解党的任务和性质，并带领全体新党员，面对用红纸做成的党旗宣誓。

这一时期的入党誓词，体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核心概念的沿袭，如“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有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承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同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是首先从阶级斗争学说入手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的入党誓词内容（特别表现在向被接收入盟的人所提的五个问题方面）为直接理论来源，密切结合不同阶段革命政治任务而进行了创新性发展。或者说，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对五个问题给予了中国式回答。具体体现为：（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二个问题：“你认为要尽快地实现这些原则，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同盟是必要的吗？你愿意加入这样一个同盟吗？”（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三个问题：“你相信财产公有的原则是真理吗？”“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吗？”（三）“××叛党”或“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三个问题：“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吗？”（四）“严守秘密”或者“保守党的秘密”，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四个问题：“你保证对同盟的存在及其一切事情保守机密吗？”（五）“服从纪律”或“遵守党的纪律”，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五个问题：“你保证服从同盟的决议吗？”

同样，对于以《国际歌》为载体的声音政治符号，伴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提议而逐渐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宣誓仪式中被广泛采用。《国际歌》歌词内容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此种声音政治符号的沿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由抽象性向通俗具体性转化，进而以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真真切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群众中。

在有些地方，是面对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肖像进行宣誓的。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志民在回忆入党宣誓场景时说：“我是贫农出身，没有候补期，经浏阳县委批准为正式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是在船仓区公所的祠堂正厅秘密进行的。张连鸿、詹连吾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两人讲完话后，詹连吾把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像的那本书恭恭敬敬地竖立在一张方桌上，让我向马克思像行三鞠躬礼，然后进行宣誓。”彭德怀也提到入党宣誓时悬挂马克思像的场景：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邓萍、张荣生参加仪式。张匡带领我宣读入党誓词，并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悬挂马克思、恩格斯肖像，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但对这一政治符号的沿袭，除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无比热爱和崇敬的情感外，更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意识形态的明确指向。

军校学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四■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中共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随着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为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入党的队伍，把好入党关口，严格入党手续，加强党员教育就变得尤为必要。在此背景下，有些地方开始重新把宣誓仪式作为入党的必经程序来看待。

虽然在地方的实践中，宣誓仪式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并逐渐发展成熟，但长期以来中共中央还只是把它看作进行教育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入党的必要程序。1949年4月，《中央组织部关于入党手续和入党仪式问题给华北局的批复》中明确表示：“入党仪式及入党誓词在党章中没有明文规定，亦不适宜再作明文规定，入党仪式仅是教育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含有其他意义。”也就是说，中央已经注意到入党宣誓仪式的教育价值，但并没有把它当作入党的必要手续来看待，对其程序和仪式也没有统一的规定。

在笔者收藏的195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编著的《党员课本》中，对入党宣誓仪式等方面有明确规定，强调“新党员入党，是件大事，要举行入党仪式”，并在附录中规定了宣誓仪式的程序和形式。

首先，关于程序，它确立了11个步骤：“一、宣布开会；二、唱国际歌；三、向党旗及革命导师致敬；四、向为党的事业奋斗英勇殉难的同志敬默三分钟；五、主席报告；六、宣誓人报告简历及入党志愿和决心；七、介绍人报告介绍理由、经过及意见；八、解释誓词内容；九、宣誓；十、上级党委代表讲话；十一、散会。”其次，关于入党形式，书中说，会场布置需严肃郑重，墙壁上挂党旗，党旗下面挂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相片（有的农村没有马、恩、列、斯相片，也可单挂毛主席相片），再往下挂誓词，誓词右边挂仪式程序。除郑重写几条有关标语口号外，无需其他设置。仪式由党委员的书记主持（支书或区书）。再次，关于誓词，也有明确规定。誓词如下：“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劳苦群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自入党以来，努力工作，实事求是，顺从组织，牺牲个人，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叛党，如有违背，愿受党纪严厉制裁，亲此宣誓。”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宣誓仪式，不管从程序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成熟的。

对于全党的入党宣誓仪式的规范，则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的。随着党的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了新的党章，为规范组织发展，把宣誓仪式作为入党的必要手续提了出来。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章第六条明文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并确定了统一的入党誓词，即“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叛党”。在党的历史上，这是××次把宣誓誓词写入党章。随后，在编写的党员教材里，宣誓仪式程序及形式都有了较为统一的规定。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使用手册》中，明确了室内入党宣誓和室外入党宣誓的标准规范。

举行入党宣誓，是党组织对预备党员进行党的教育的一种好形式，是党的优良传统，它表示入党的庄重性和严肃性，也是预备党员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中共十二大把入党誓词明确写入党章，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入党誓词的重视，也使誓词具有了党法党规的性质，对每个党员都有约束力。入党誓词概括了党对党员的要求，也概括了党员对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举行宣誓仪式，一方面表示党组织对党员有严格的要求，以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一方面可以使党员向党倾吐肺腑之言，表示自己愿意承担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表示对党的坚定信念及忠诚、守纪、奉献的决心。

预备党员面对党旗进行入党宣誓，是发展党员工作的必经程序之一。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入党宣誓仪式，并非“只是走走形式”，它能够有效地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使其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一心一意为人民，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付诸行动。

入党宣誓大会会场要布置得庄严、朴素、整洁。主席台正中悬挂党旗（单面党旗横挂，镰刀锤头图案在左上角），党旗上方悬挂一幅“入党宣誓大会”字样的横幅。主持人宣布入党宣誓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唱《国际歌》；主持人致开会词。入党宣誓开始后，预备党员面向党旗，持立正姿势，举起右手，齐肩握拳，表示自己的决心和力量；党组织负责同志逐句带领朗读誓词，宣誓人齐声跟读；在读到“宣誓人”时，各报自己的姓名；上级党组织代表担任的监誓人站在宣誓人一侧；党组织负责同志讲话；参加宣誓的预备党员向党表决心；其他人发言，如请出席的老党员讲话，请参加会议的入党积极分子谈感受，对照誓词找出自己的差距，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表示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的决心；等等

“中国共产党”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渐渐形成的一个伟大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其确立前，曾有过不同的称谓。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也有直接关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五四运动加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进程■


1919年，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使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助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速了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开始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进程。


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乘骡车前往天津。途中，两人商谈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


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维经斯基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其到上海找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举行了多次会谈。通过会谈，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同意走俄国人的道路。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支持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激进知识分子，自1920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脚步。






1920年7月，李大钊（右三）、张申府（左四）、邓中夏（左二）等合影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的名称，目前存在着六种观点■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寓所）成立。


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首次以“社会党”自称：“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基于此，便有了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刚成立时叫“社会党”，随后改称“共产党”。持这个观点的人主要依据当事人张申府在1982年3月的回忆：“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在1920年8月上中旬正式成立，当时叫的是社会党。1920年8月中旬，李大钊和我接到了陈独秀的信，告之党已经成立了，叫我们发展党员。关于党的名称，他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我商量。”李大钊“叫我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信大约是在8月下旬从北京发出的。我9月16日至上海……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你们的信已经收到了，就按守常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共产党。”


第二种观点认为，1920年8月，负责筹备上海党组织的主要人物陈独秀等人，多次在《新青年》和《劳动界》等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公开以“吾党”自称，这说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已经正式建立。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都是于1920年11月先后问世的，所以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准确时间应在这个月。


第三种观点认为，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共产党的人。1920年7月，他首提“组织共产党”。8月13日、9月16日，他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有“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第四种观点认为，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有了中文全译本。共产主义，这个当年在欧洲游荡的“幽灵”，终于跨过70多年艰难坎坷的历程，来到了渴求真理的中国大地。陈望道费尽心血的这一译本，也为新型的政党成立带来了一个好名字——“共产党”。


第五种观点认为，当时叫“社会党”有两个缘由：一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将俄国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党”，并加以效仿；二是因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初期人员混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用“社会党”的名称大家都能接受。1991年，人们发现了俞秀松的日记。俞秀松是党的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他在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就是说，当时在上海成立的中共发起组，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对于这一名称的提出，也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是为了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相区别；二是因为当时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改称“共产党”了。所以，中国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叫作“中国社会共产党”。


第六种观点认为，1920年11月7日，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共产党》月刊问世，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共产党”的大旗。1956年12月，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交给中共中央。档案中有一份张太雷于1921年12月10日根据英文稿译成的中文稿《中国共产党宣言》。其中说，“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由此可知，这时的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了。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



■中国共产党名字的确定与共产国际二大密切相关■


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名字的确定，仅仅从某个人的回忆录着手，还是不够的。我们应从那一时期共产国际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制定和通过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联系起来，进行全盘的考察和研究。


我们从前文谈及的六种观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时间没有早于1920年7月。这也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因为在这次大会上，内容之一就是通过一个重要议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条件》文本内容有21条。其中有几条，对党的创始人在确定自己政党的名称时有重大作用和影响。如：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不断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建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通过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会议通过的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文本，对我们厘清一些问题有极大的帮助。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维经斯基，曾在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加入过美国社会党。基于维经斯基这样的背景，陈独秀等在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与维经斯基接触后，便从1920年9月将《新青年》杂志自第8卷第1号起，把封面变成了和美国社会党党徽一样的图案。茅盾回忆：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相握。但党的上海发起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已经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那他又为什么于1920年11月7日再创办《共产党》月刊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第1、第12条明确提出的：“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新青年》虽然于1920年9月被改为党的公开的机关刊物，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不可能鲜明地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因而需要创办一份秘密的政治性更强的刊物。因此，党的上海发起组又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秘密性的党刊《共产党》月刊，并由党的上海发起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达任主编。


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不知道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几乎与他们同时提出要在中国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法国的蔡和森和在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几乎同时看到了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文本。


党的上海发起组建立之初叫“社会党”，不久改称“社会共产党”，再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其原因就是《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的第18条明确规定的：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十分清楚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的命名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列宁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有关。而从前文列出的六种观点来看，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提出用“中国共产党”名称的观点，更接近史实。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记录有蔡和森与毛泽东关于建党命名问题的谈论



■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并首先见于文字的人■


蔡和森，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字润寰，号泽膺，又名龢仙，1895年3月30日出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蔡和森少年时代家境比较贫寒，备受生活的煎熬。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与毛泽东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蔡、毛二人品学兼优，成为进步青年的表率，受到杨昌济老师的器重。杨昌济曾给友人写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邀集进步青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在蔡和森家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萧三、何叔衡等13人。他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学会宗旨。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民学会会员已发展到近80人，成为有重大影响的社团之一。


1918年6月，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联系与筹办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他见到了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老师和北大校长、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蔡元培。8月，毛泽东、罗学瓒等新民学会会员也来到北京。他们组织留法预备班，在北大听课，阅读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的书刊，并见到了李大钊。1919年4月，在送走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毛泽东经由上海回湖南，蔡和森继续留在北京组织此项工作。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和森领导湖南在京青年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1919年12月，蔡和森和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等30余人启程赴法。由于蔡和森、毛泽东等人的组织和推动，在全国各省的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湖南的人数最多。


蔡和森等人到法国巴黎附近的蒙达尼求学。他们住在简陋的中学宿舍里，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们一边学习法文，一边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经过分析比较，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5月，蔡和森与向警予在法国结婚。


为了团结教育新民学会会员，组建一个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团体，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与部分工学励进会会员共20余人，在蒙达尼召开会议，史称“蒙达尼会议”。“蒙达尼会议”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向警予首先提出以后会务进行的方针在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蔡和森还极力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从1920年8月起，蔡和森在法国与国内的毛泽东通信，商讨建党问题。他们讨论的内容极为广泛，观点相当鲜明。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筹建早期党组织。8月13日，他收到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一封内容极为重要的信件。蔡和森在信中同毛泽东郑重其事地商谈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这四种利器中，“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十月革命”。最后，他极简地概括说，“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9月16日，蔡和森又从法国寄给毛泽东一封长信，信中具体论述了他对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信中相当明确地提出了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复信中对蔡和森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7月，蔡和森与留法学生的革命团体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周恩来任总支书记。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然而，旅法支部并没有得到消息，也没能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1年12月，蔡和森回国后，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工作。


以时间为序，以史实为据，以档案为准，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并首先见于文字的人。


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时，蔡和森年仅25岁。蔡和森有如此卓尔不凡的思想，这主要归功于其赴法勤工俭学的经历，“走出国门，接触新思想，使他的眼界迅速开阔”。


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蔡和森被捕牺牲，年仅36岁。毛泽东曾评价蔡和森：“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时光荏苒，而今，距蔡和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已经过去100多年。中国共产党现已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008年5月12日，8.0级汶川特大地震骤然发生，造成近10万同胞罹难或失踪……

面对严重灾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展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迸发出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赢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2008年“六一”儿童节当天，援川干部崔学选（前左）在北川县桂溪乡看望受灾儿童。新华社发

以人为本、血肉相连——凝聚不屈的力量

绵竹汉旺广场的塔钟，永远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的14时28分。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在第一时间把抗震救灾确定为全党全国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迅速组织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

72小时内调集14.6万陆海空和武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拨，保障灾区群众生活物资急需；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广大干部群众紧急动员、迅速行动……

在四川省北川县灾区，武警战士在救援受伤者（2008年5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陈燮摄

与时间赛跑，与死亡竞速。8.4万多名群众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149万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430多万名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1510万名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震后第11天，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启动。3年内，中央共调度、安排了各类政府性资金和公益性资金3000多亿元，确保灾后重建顺利进行。

今日汶川，新楼耸立，水绿山青，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昔日满目伤痕的地震灾区浴火重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中国奇迹”。

郑州市委干部肖静在流动献血车上献血（2008年5月14日摄）。2008年5月14日，数百名郑州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援助活动，并为汶川地震灾区的受灾群众献血。新华社记者赵鹏摄

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共产党员以舍生忘死、冲锋在前的精神，书写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感人篇章——

地震发生那一刻，东汽中学教师、共产党员谭千秋张开双臂将学生掩护在自己身下，用生命诠释责任与师魂。

张关容在擦拭丈夫谭千秋的遗体（2008年5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时任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兰辉强忍地震失去3名亲人的悲痛，不眠不休地投入救灾工作中。担任北川县副县长时，他勇担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繁重、艰难的灾后重建工作任务，为保证群众走上“放心路”奔波于途，最后殉职在路上。

地震发生后，1万多支“党员抢险队”“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党员先锋队”始终战斗在救灾第一线。

在四川省北川县灾区，救援人员从应急车前走过（2008年5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焦卫平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建家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场举全国之力的抗震救灾，为灾区人民战胜灾难、重建家园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地震发生后，邹凌从天津赶到映秀灾区。从抢险救援到灾后重建，再到脱贫攻坚，他一直留在映秀。如今，他担任映秀镇渔子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邹凌个人出资捐建了渔子溪大院、矿泉水厂等集体企业，将企业收益无偿赠送给全村老百姓，让村民变股民。看着村民们的笑容，邹凌很欣慰。

在四川省北川县灾区，救援人员抬着一名受伤者从乱石堆中穿过（2008年5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毅摄

一对一、一帮一。汶川地震发生后，按照中央作出的对口支援的决策，19个对口支援省市，带着700多亿元援建资金，肩负着庄严使命，迅速奔赴灾后重建的战场。

时任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指挥的崔学选，冒着余震造成的滑坡和飞石危险，带领援建人员踏遍了北川县桂溪乡的山山水水。2009年7月13日，因连续超负荷工作，他倒在了援建路上……

援建者们不畏艰难、忘我工作，告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希望。灾区群众擦去眼泪、撸起袖子，发扬自力更生、互帮互助精神，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正是在这场举世罕见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在四川省汶川县灾区，直升机向汶川地区运载救援物资后搭载伤员离开（2008年5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弘扬精神向前进

民族精神的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得到丰富、在一次次重大考验中不断得到升华。

2013年4月20日，汶川地震灾区旧伤初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又发生7.0级大地震。汶川地震所凝结的抗震救灾精神再次体现在芦山救灾工作中。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抗震救灾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

四川省北川县灾区，武警战士抬着刚救出的伤员（2008年5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焦卫平摄

越是艰险越向前——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甸，在一次次地震灾难中，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不断升华，中华民族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这种精神力量不仅是灾区重建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面向未来的胜利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震减灾、抗震救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应急能力明显增强。

武警水电部队官兵把红旗竖起在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前沿（2008年5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刚摄

今年5月14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四川省政府在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联合举行“应急使命·2021”抗震救灾演习。演习结束一周后，相继发生云南漾濞6.4级地震、青海玛多7.4级地震，应急管理部协同相关地区迅速部署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演习成果得以运用，对于及时有力应对地震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发挥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提供保障等作用，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局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坚持以防为主、综合减灾，注重将防灾减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化源头预防。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绽放的强大精神动力，必将激励我们在经受各种考验挑战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在神州大地传唱半个多世纪。以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为一代代中国人崇敬、追随。


2018年9月28日，在东北三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参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他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并强调，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2016年3月2日，观众在辽宁抚顺雷锋纪念馆内参观。新华社记者姚剑锋摄


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陈列着雷锋生前在部队开过的13号汽车。驾驶位上，端坐着雷锋的塑像，手中捧着一本《毛泽东选集》。


雷锋纪念馆馆长任广友介绍：“雷锋生前经常在车中学习《毛泽东选集》，他将《毛泽东选集》比作粮食、武器和方向盘，还在日记中写道：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雷锋生前在日记里写道：“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正因为拥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雷锋把平凡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所有。





2019年3月5日，一名小朋友在湖南雷锋纪念馆参观。新华社记者陈泽国摄


从1961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有了“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赞誉。一次雷锋在沈阳站换车，用自己的津贴费为一位丢了车票和钱的中年妇女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这位妇女含着眼泪问：“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回答：“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22年短暂人生的真实写照。


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每一项工作中去，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真正做到了像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雷锋精神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实践中，也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结合的产物。


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它指引人们把崇高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激励人们把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





2021年3月5日，小学生在上海红色少年主题邮局参观，开展以“学雷锋”为主题的红色研学活动。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从一个名字到中国人的道德标识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全国各条战线、各个行业迅速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此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雷锋日记、雷锋事迹、雷锋形象，伴随着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成长。


目前，仅辽宁省就有7个雷锋主题纪念场馆，有一大批以雷锋名字命名的学校、车间班组、公交车、公共服务窗口等，有各级各类学雷锋标兵2000多人、注册志愿者641万人。


“雷锋”，早已从一个典型人物衍生为一种社会文化；从一个年轻战士的名字，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标识。在雷锋精神感召下，新的时代楷模不断涌现。





2021年3月5日，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街道的志愿者为社区内的老人理发。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2020年12月2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南社区年过八十的党员靳国芳为社区居民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建南社区年过80的靳国芳被称为“雷锋奶奶”。1992年退休后，靳国芳志愿为社区居民服务28年，从照顾困难家庭、调解邻里纠纷、为小区加装天然气管道、协调规划停车位，到成立政策法律宣传、环境卫生、空巢老人帮扶等11支服务队，靳国芳“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成为石家庄响亮的城市品牌。





2019年3月5日，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文化广场举行的辽宁省“跟着郭明义学雷锋”爱心奉献集中活动现场，郭明义（前排中）与志愿者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雷锋当年是从鞍钢入伍的。1977年1月，又有一位鞍钢青年入伍，他叫郭明义。2010年以来，“跟着郭明义学雷锋”成为当地学雷锋活动的新载体。如今，郭明义爱心团队在全国有分队1000多支，成员200多万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中这样写道：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2020年3月5日，杭州海关青年关员在献血车上献血。新华社发（赵凡瑜摄）


那些为人民服务的人，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雷锋；社会风气出现问题之时，人们呼唤着雷锋……雷锋精神，已深深扎根人民心中，成为亿万中国人衡量生命价值、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尺；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锋精神始终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





2019年3月5日，在石家庄站广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京铁列服公司石家庄分公司高铁餐吧部的工作人员引导一名旅客前往候车位置。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精神永恒代代传承


抚顺雷锋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肖宇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雷锋纪念馆参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所作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雷锋精神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指出了“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的历史必然。“雷锋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相结合的时代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涌现新的时代楷模，必须继续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雷锋精神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引导人们弘扬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的理念，自觉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彰显价值、作出贡献。2019年，辽宁整合全省学雷锋文化资源建立了雷锋学院，作为全国党性教育基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地。雷锋学院成立一年多时间，培训了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市的600多个班次、4万余名学员。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不断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学雷锋与志愿服务一体化，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学雷锋、人人做雷锋的生动局面。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中送温暖、献爱心，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树新风、育新人，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扬正气、促和谐。据统计，目前全国实名注册的志愿者超过1.6亿人，志愿服务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


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要紧贴时代，增强雷锋精神感召力。要把学雷锋更好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每一次大的突破、每一次大的考验中，自觉用雷锋精神旗帜鼓舞斗志、凝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