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固者，华实必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必须下气力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这是对基础研究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对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工作的重要部署。


人才聚，国势兴。基础研究人才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坚持以全局思维和系统观念培养造就大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是不断夯实我国人才发展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战略擘画。


壮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力量


强调“从0到1”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事关国家兴衰、人民福祉，而人才是基础研究中最关键的因素。


基础研究人才的厚度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16世纪以来，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及其导致的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急速工业化和现代化。从引发天文学革命的哥白尼、构造近代物理学的牛顿，到提出电磁感应说的法拉第、建立麦克斯韦方程组的麦克斯韦，再到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开创量子力学的狄拉克等，一大批灿若群星的基础研究科学家，以科学革命催生技术革命，带动产业革命，助推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等方方面面的革命性变化、颠覆性变革。


基础研究人才的密度决定科技自立自强的高度。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只有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我们要服务“四个面向”战略需求，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有一大批门类齐全、布局科学、结构合理的高质量基础研究人才。


新时代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年均增长近15%，2022年达1951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的6.3%。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为42.68万人年，占研发人员的8.15%。2022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上升至全球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开启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阶段。但也要看到，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存在“人才总量突出、领军人才缺乏”的结构性问题。2021年，我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量仅为539人，低于高收入国家3036人的平均水平，更难以与日本的5078人、美国的3496人相比，加强我国科技人才力量储备迫在眉睫。


打造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平台


近年来，高校、企业和大科学装置，已成为创生科学新见新知之枢机，孵化基础研究人才之庠序。


要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现代大学培养人才、激发思想、创新技术，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要以人为本，担当为国育才的时代重任。


要构建多层次、全链条、体系化培养平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延长培养链条，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要形成体系推进，加大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挑战杯”等实施力度；要协同多方主体，强化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要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


要激发“大科学”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导向作用。“大科学时代”不仅力图寻找人类下一个知识增量的引爆点，更着眼于以规模化、工程化和高度组织化为特征的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模式。要强调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增进人才使用与培养的高度一体化协同，不断孵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


形成全方位体制机制优化的最好环境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人才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最好的环境是良好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各部门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人才政策140余项，各省区市出台改革政策超700项。用人主体自主权更大，国务院连续7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433项；不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不对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搞“一刀切”，深化职称制度和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政策；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经费使用机制；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等，都是力求“改到真痛处，催生真活力”。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人才首先是人，有对自由和尊严的守护。有了“万类霜天竞自由”，才能有“天下英才聚神州”，更能有“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情感可以挽留人，事业可以激励人，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宽松的社会氛围、宜居的生活环境，以及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社保、科技转化、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水平、公平正义等。以公共服务为基础的人才创新创业优质生态圈，才是引才“强磁场”。


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周期长、投入高、见效慢，但却事关民族兴亡、文明枯荣。积极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境，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既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支撑，也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切中时代脉搏，赢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赞同，成为全球网络发展的普遍共识。当前，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应着重关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网络空间治理、网络文化交流互鉴等问题，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


让数字领域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新动能，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能够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够不断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各类主体加强互联互通与开放合作，进而推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推动世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各国“牵手”合作而不是“筑墙”。近年来，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交流与数据共享不断推进，数字化变革成为很多国家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数字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各国都在加快共享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数字经济的发展还突破了国际贸易的时间和空间约束，推动全球贸易由线下走到线上，由实体走向虚拟，大大提升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但也应看到，当前世界数字经济领域仍存在着“数字鸿沟”“赢者通吃”等情况。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地位，人为设置技术壁垒，封锁技术传播，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蒙上一层阴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提倡国际创新合作，超越疆域局限和人为藩篱，集全球之智，克共性难题，让创新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进行技术攻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日益规范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不仅实现网络技术自主可控，有效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转型升级，而且通过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推动互联网健康发展，让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全球网络空间由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失去保护国家网络主权的基本权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始终旗帜鲜明反对网络大国的垄断，强调要关注多方利益，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不搞单边主义，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一起说了算”。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各国应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研究制定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更加有效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实现网络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有利于世界各国的人民平等分享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好处，有利于全球互联网资源合理分配，通过深化网络空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实现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变革。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对话交流，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


借助互联网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互联网在推动全球多元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具有诸多优势，赋予全球多元文化交流合作新动能。互联网是文明交流、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是世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取长补短的重要纽带。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应用层出不穷，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互联网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化不断繁荣壮大，对外交流越来越活跃，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网络文化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得到广泛传播；网络内容生产和创新空间不断拓展；不断出现的新业态丰富拓展了网络文化的表现形式；网络文化在多元群体带动下迸发出更大生机活力。面向全球，我们应进一步发挥好互联网传播平台作用，积极推动各国的人文交流，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增加相互了解、相互包容，消除偏见、消除隔阂，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既要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华优秀文化，也要让中国人民了解各国优秀文化，共同推动网络文化繁荣发展，丰富各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碳权利，倡议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和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身碳权利的同时积极承担碳责任，承诺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从碳达峰量变到碳中和质变的颠覆性改变，并通过绿色“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非气候变化合作宣言等渠道，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维护和推动全球气候正义作出独特贡献。








近年来，青海省贯彻生态优先发展理念，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图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皇城蒙古族乡祁连山腹地的草场。新华社发


1.全球气候正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多个条款中隐含式地讨论了气候正义。《京都议定书》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特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为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虽然《巴黎协定》第一次将气候正义纳入正式文本，但相关条款并没有法律约束力。2022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次将损失与损害议题纳入大会议程，并就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帮助气候脆弱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灾难达成协议。2023年3月，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关于气候正义的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提供咨询意见，为维护气候正义，特别是损失与损害赔偿提供法律支持。


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分歧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冲突，往往会演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如何分配碳权利、承担碳责任和进行碳赔偿等方面展开的外交博弈。发达国家以本国利益为基础考量气候变化问题，尽可能逃避历史碳排放责任，争取更多的碳排放权利，以及提供更少的碳赔偿。发展中国家则要求享有均等的发展权利，保障其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认为发达国家应减少“奢侈性碳排放”，更快实现碳中和，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性碳排放”留出空间，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气候投融资和技术援助，满足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需求，并对其遭受的气候损失与损害进行赔偿。


2.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减排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善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功不可没，中国人民功不可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承担自身减排责任，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成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自身碳责任的典范，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强大动力。2022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1.2%，相当于累计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63.33亿吨，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连续30多年实现“双增长”，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新增森林蓄积量已提前完成2030年目标。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经连续8年领跑全球，光伏、风电等关键零部件占到全球市场的七成，有效支撑了全球其他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与此同时，中国探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将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新范式。


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积极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序的“1+N”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一是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严格控制并逐年收紧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双高”行业准入门槛。二是组织实施工业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内燃机系统节能、电机系统节能改造、余热余压回收利用、热电联产等九大重点节能工程，全方位提高“双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三是通过完善绿色采购、绿色信贷、绿色税收等激励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与企业主导的三位一体绿色低碳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引导供应链相关企业提升工艺水平、优化用能结构，基本实现了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四是通过税收、补贴和绿色基金等方式引导企业积极采用绿色低碳技术，鼓励银行和担保机构丰富绿色债券与绿色保险产品，为中小企业绿色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供担保服务和信贷支持。五是积极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重点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改变，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有效促进了能源结构优化和生态保护补偿。


推进和实施适应气候变化重大战略，努力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主动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强化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努力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水平。推进和实施适应气候变化重大战略，编制完成《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开展重点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制定《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等专项文件；推进农业、林业、草原、水资源和公众健康等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强化自然灾害风险监测、调查和评估，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和综合风险防范体系。近年来，中国选取28个城市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完成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5000多项，实现基层气象防灾减灾标准化全国县（区）全覆盖。


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推动能源转型。中国把推动能源发展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实施能源扶贫工程，发挥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服务在扶贫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与扶贫减贫融合发展，将产业振兴与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相结合。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10万个村拥有村级电站，全国光伏扶贫量达到1865万千瓦，村庄平均收益20万元左右，为设立公益性就业岗位、实施小型公益项目以及开展小微奖励补助提供重要保障。中国牢固树立能源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用能、贫困人口用能作为能源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强能源民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推动能源转型。


3.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增强全球气候治理凝聚力，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凝聚基于碳权利、碳责任和碳赔偿有机统一的行动共识，将气候正义关切转化为实际的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作为《巴黎协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相关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开展气候变化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和77国集团共同推动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标志着气候正义的进程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积极协调“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非洲集团”以及“77国集团和中国”立场，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对话沟通，督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并设定新的筹资目标。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中国积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推进低碳示范区建设，帮助有关国家提高预警监测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降低气候变化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和风险。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8个发展中国家签署45份气候变化合作文件，实施3个低碳示范区建设项目，开展42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培训。

“发令枪响，全速起跑！”跑起来，争一流。2023年广东省深圳市各区首批266个总投资约3295.3亿元的重大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市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这项首要任务，到处呈现火热的干事创业景象。


放眼深圳光明科学城，20多个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动能澎湃；俯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远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机场第三跑道建设争分夺秒。


“多亏了‘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的平台，我们今年产业化进展顺利，预计今年营收能从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左右！”深圳市赛特罗生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冬梅面露喜色。


“虽然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还没有完全建好，但等待合作的企业已经排起了队。”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副院长袁海话语中满是期待。


这是创业者和科研工作者们对各自领域发生变化的切身体会。得益于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创新这三大法宝，深圳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全面部署，在党的二十大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正不断续写勇立潮头、奋楫争先的新篇章。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如火如荼。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供图








扎根深圳市宝安区30年的航盛电子致力于在汽车电子行业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向上突围”。资料图片








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在1.45平方公里的商圈范围内聚集了小微企业6.5万家、个体工商户4万家、专业市场35家。资料图片


1.改革释放巨大创新潜能


“对初创企业来说，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尤其生物医药行业离不开很多昂贵的仪器设备。现在中心提供了开放共享的实验室平台，还创造了极好的外部环境，让企业潜心做技术研发。”张冬梅说，“楼上是实验室，楼下是入驻企业的办公室，楼上楼下的一次串门，可能一个科研创意就被激发，一个转化堵点就被打通。”


这正是光明科学城的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为了解决以往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在全国首创的“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楼上产业应用研究，楼下企业孵化聚集。此模式被国家发改委列入47条“深圳经验”推广清单。


“通过建设基础科研设施，培养科研队伍，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产生产业成果的转化落地。”深圳合成生物创新研究院产业创新与转化中心主任罗巍说，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路线坚持产业导向、开放共享，极大缩短原始创新到产业转化的时间周期。


锚定高质量发展，各种为企业打通创新路径的改革探索在深圳源源不断。2023年3月，河套合作区首次面向全球产业前沿企业开展的“揭榜挂帅”重大技术需求征集工作有5个项目顺利揭榜。


“需求方出题，科技界答题”，通过这一科技体制的改革，政企资源得到整合，建立起“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研生态，从科研管理制度层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从而释放巨大创新潜能，一些行业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共性、前瞻性技术难题有望得到解决。


牢牢抓住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法宝，深圳已推动综合改革试点首批40条授权事项全部落地，4方面18条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获国家发改委推广，在营造“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氛围等方面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形成。


3月30日，深圳市统计局发布最新统计数据，彰显深圳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2023年1月至2月，全市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2.2%，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态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8%，工业投资增势强劲，增长39.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48.6%。市场预期加快好转，经济呈现平稳向好开局态势。


2.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


海上巨轮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岸上龙门吊起起落落忙忙碌碌。2023年以来，位于前海的蛇口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原来，由于“大湾区组合港”创新通关模式应用，利用区块链技术，将珠江内河各港口出口的“二次申报、两次放行”的限制，转变为“一次申报、一次放行”，有效实现物流资源的高效调度和衔接，优化了跨境贸易通关时效，为进出口贸易商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通过‘组合港’平台，出口贸易中转时效由原来平均4.5天缩短至2天以内，湾区内流转时间节省50%。同时，码头企业可以更合理安排国际班轮与内河驳船之间的衔接，减少货物在港口停留时间，将平均堆存期5.7天缩短至2天以内，大幅提高码头场地和集装箱周转效率，大幅压缩通关时间和成本。”金融壹账通南区总经理方红表示。据了解，目前平台已经服务大湾区进出口企业超5000家，吞吐量超31万标箱，每年可为企业节省2400万元报关成本，为班轮公司减少集装箱成本超4500万元。


这是深圳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个缩影。当前，深圳正加大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力度，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支持重点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有力应对西方某些国家针对中国的经济科技“脱钩”等挑战。


2022年，前海综保区进出口总额2352亿元，增长48.8%，单位面积产值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口岸进出口总额2.58万亿元，增长48.6%；实际使用外资58.7亿美元，占全省21%。


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全国首家“双牌照”银行、大湾区首家外资独资基金销售公司、大湾区首家金控公司招商金控等落户前海。港交所前海联合交易中心上线大豆品种，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结算，累计交易额11.6亿元，成交量25.6万吨。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出台金融支持前海30条意见，全面提升前海国家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功能。


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支持和保障前海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适用域外法律、跨境司法协助等实现突破。深圳国际仲裁院2022年受理案件总争议金额达人民币1272亿元，跃居亚洲第一、全球前三。以业务合作方式引入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等境外知名仲裁机构。


3.科技创新是不竭的动力


“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在科创方面必须海纳百川，吸引全球优秀人才聚集，同时为年轻人才提供更好的科创环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深圳可以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夯实科技创新基础，结合新兴产业与制造业发展，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光明科学城正是深圳夯实科技创新基础的“大手笔”。在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10台功能岛正在昼夜不停地工作。生物实验常用的移液工作站、离心机、封膜机等，全都集成在功能岛上，机械臂代替了人力，不但速度快，而且能确保实验数据的标准化，大大提升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可复制性。


“这是全球在建的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合成生物平台，我们一方面希望利用这些设施实现重大科学发现，另一方面希望能支撑起产业的集聚与发展。”袁海介绍，除了具备高端科研仪器设备平台，设施也正在搭建一整套运营服务体系以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方案设计、工艺开发、检测服务、数据服务等，不仅面向科学用户，同时也面向产业用户开放，因此平台一经启用，前来寻求支持与合作的企业、创业者会络绎不绝。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深圳）（以下简称“光明实验室”），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郭锴和团队成员正研究如何利用遥感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碳评级排放，来解决碳汇指标监测、评估的问题。


“科学城科研机构资源密集。”郭锴说，光明实验室作为开放的平台，可以支持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也可以广泛结合企业、产业的应用性需求，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让科技成果更加丰富。


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2022年，深圳基础研究经费投入122亿元，同比增加49.13亿元，增长67.4%。仅华为一家企业2022年的研发费用支出就约1615亿元，占其全年收入的25.1%。近10年，华为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9773亿元。2022年年底，华为的研发员工超过11.4万名，占员工数量的55.4%。压强式研发投入，确保了高质量的业务发展，提升了产品竞争力。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表示：“面向未来，我们有压力，更有信心！”


2023年，深圳正推动重大创新平台产出更多引领性成果，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有开局之势，新征程上的深圳将继续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再次以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迎头赶路，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当好排头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书写“深圳答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气象部门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气象事业的科技型、基础性、先导性社会公益事业定位，坚持科技创新在气象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全力做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一、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气象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内涵新动力


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要加快科技创新，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十年来，气象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迈进到跟跑并跑并存新阶段，气象“芯片”数值预报模式基本实现自主研发，气象雷达基本实现国产化，气象卫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气象预报业务整体实力接近同期世界先进水平，气象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气象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进一步建好、用好世界上最大的气象服务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统筹发挥气象趋利避害作用，全域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传承气象文化，为坚定文化自信作出气象贡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发挥气象基础性科技保障作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决定了我们要主动参与全球气象治理，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气象部门将奋力实现《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明确的发展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支撑。


二、奋力开辟气象科技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实现气象高质量发展，必须具有强大的气象科技实力和创新发展能力。


立足科技型事业，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围绕气象雷达、气象卫星、数值预报、气象信息等，集中力量打造关键核心技术“国之重器”，在地球系统数值模式、气象卫星深度融合应用、数字孪生地球等重点方向靶向发力。发布“揭榜挂帅”项目，扩大气象联合基金规模，引导高校、企业协同攻关。


立足基础性事业，强化气象基础研究。开展了三次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试验，积极参与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以高原大气科学研究为基础，强化对国家安全屏障的气象保障。开展无人机气象观测、近海台风立体协同观测、人工引雷等观测试验，以新发现新技术更好服务人民生产生活。


立足先导性事业，紧盯世界科技前沿。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强对流天气预警、数值天气预报、气候预测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推进量子探测、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在气象领域超前布局，为我国气象科技“弯道超车”提供更多可能。气象联合基金为抓住前沿技术发展、颠覆性技术突破的主动权提供项目保障。


三、不断塑造气象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气象部门深刻领会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的战略要求，始终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成立全国气象科教融合创新联盟，持续优化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深化使命导向的科研院所改革，培育壮大气象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中国气象局成立青岛海洋气象研究院、青藏高原气象研究院等重大创新平台，优化布局一批部级重点实验室，一体化配置项目、平台、人才、资金、编制、政策等六类科技资源，力争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气象”创新体系建设经验模式。


强化业务单位技术创新能力，塑造气象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举全部门之力组建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大力发展自主可控的气象“芯片”。启动新型业务技术体制试点改革，建立科研与业务联动互动的业务技术创新体系，一批业务骨干入选气象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计划。


深化气象科技评价改革，激发人才驱动的内生动力。紧盯国家使命、业务需求，出台深化科研立项评审、科技成果评价、科研机构平台与人才团队评估改革的实施意见，建立气象科技“三评”新导向。面向气象行业开展科技成果评价，突出“质量、绩效和贡献”评出“十三五”以来百项优秀科技成果。


深入实施人才强局战略，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化气象人才。抓好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选拔，组建以战略科技人才为龙头的重点创新团队和以青年科技人才为骨干的青年创新团队，面向“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加速形成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气象人才的工作格局。


四、学深悟透笃行二十大精神，创新驱动气象高质量发展


气象部门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贯彻落实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紧密结合起来，把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气象贡献。


落实首要任务。牢牢把握国际竞争形势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地球系统科学的紧迫性、防范气象灾害重大风险需求的复杂性。深刻把握“两个大局”，需要全体气象工作者学深悟透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运用好“六个坚持”，奋力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


强化作风养成。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要求，气象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要部署同步并适度超前，气象全方位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能力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气象部门将弘扬“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高水平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自立自强。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气象部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气象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关系，加快培养高层次人才梯队，努力实现气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是新时代气象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强国建设、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与使命所在。

作者：牛涛（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要求加快发展农村金融服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作出重要部署。保障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总量，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结构，有助于降低农业交易成本、分散农业经营风险，为三农事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金融服务，释放乡村发展的巨大潜力。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相关制度安排日益健全，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断面临新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以有效金融供给保障粮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粮食安全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乡村金融应当主动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在种业振兴、粮食流通收储加工等方面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供给，全力做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产销的金融保障。在具体的工作机制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粮食安全的顶层设计、组织协调和监管指导，站在全局高度系统谋划、合理统筹各种资源，通过货币、信贷等政策工具积极引导资金流向良种培育、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推进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以差异化担保机制、农业企业债券等创新性金融产品的供给不断满足粮食生产领域的融资需求，进一步完善农资稳价应对机制和农业保险体系，降低生产风险，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完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推进农村产业振兴


农业双层经营体制的实质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统分结合并动态调整，在保障公有制主体的前提下激活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金融工作应契合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支持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以有效的金融支持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向，依托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推进农业产业振兴是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农村金融服务应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开展具体业务，积极支持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新三板挂牌和融资、并购重组，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利用好资本市场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贯通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在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中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进农村产业振兴。


以绿色金融促进生态低碳农业的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业务时，必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充分考虑到乡村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可持续性，因地制宜开发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有选择地扶持绿色化、生态化农业项目，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统筹协调起来。


通过绿色金融服务的创新，有力保障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生态修复和治理等项目的资金投入，优先支持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有助于农村资源环境及生态保护、节能增效、资源可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可以针对具体情况提供专属政策优惠，以信贷、保险、融资担保等方式支持农民结合本地实际发展畜牧、水产、林业、茶叶、中药材等绿色低碳农业项目，发挥优势开拓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农村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高产出的绿色生产方式，有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推动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金融助力乡村文化建设，赓续农耕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现代化是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植根于特定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农村金融可以在传统文化资源整理创新、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宣传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有效资金保障，助力赓续农耕文明，提升乡村精神文化水平。实践中可以综合运用融资租赁、文化发展基金、商业保险、金融债券等金融工具，结合不同村庄区域自然景观和乡土文化资源开发乡村文化产业。在此基础上，以高效、便捷、优惠的金融服务支持乡村系统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通过墙面画、宣传栏、雕塑、文化礼堂、展览馆等方式宣传乡土文化和乡风民风，弘扬美好品德，传承文化基因。金融机构应当梳理和研判助力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切入点，依托旅游、金融大数据，遴选出一批有发展潜力、有市场前景的乡村休闲旅游市场主体，通过开发文旅贷、特色农业贷等金融产品，形成资金良性循环机制，扶持打造乡村休闲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支持开展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体验活动。


优化农村金融供给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我国城乡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结构，就是通过积极有效的金融保障和资金支持，为农村建设现代化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发展乡村公共服务，提升农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之路，应统筹推进开发性、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等金融业态的组合创新，在财政性存款、存款准备金率、支农再贷款、债券发行等方面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充分调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乡村，提升乡村金融供给能力，完善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基层金融机构要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对农民的信用评级、贷款发放及贷款管理，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等手段，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匹配契合实际的贷款额度、利率、期限，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便捷性。政策性金融机构重点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用足用好贷款利率优惠、再贷款、再贴现、融资配套服务等相关金融政策和工具，为农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支持。

“我们从北京的发展中看到了中国的稳健发展。”“北京这座超大城市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让我们抓住机遇共成长。”“我由衷看好北京高质量发展前景，将进一步投资北京。”


2023年一季度渐近尾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北京市招待晚宴上，40余位跨国公司全球负责人、外国政要、国际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相约春天、重聚北京”，共商合作大计。


北京市民也有自己的乐子。


西城区首批文物活化利用计划中的首个项目——海派弄堂泰安里“变身”文化艺术中心正式运营；前往蓝色港湾“遛娃”的家长们发现，亮马河游船码头总能带给孩子们别样的光影惊喜；“在博物馆里遇见你”，成为年轻人浪漫的邂逅方式……


努力扩大内需，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加快构建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进入2023年的北京，处处彰显着高质量发展的首善气象。


1.京城人气伴春来


回天地区首条商业步行街“五一”开街，与地铁生命科学园站接驳的超极合生汇年底亮相……2023年，北京预计新开23个大型商业项目，约为近4年新开商业面积之和。


近日，《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正式印发，这也是北京优化营商环境的第6版改革方案。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北京将打造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相适应的企业发展生态，实现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始终保持营商环境首善之区的地位。


进入春天，北京亮马河6公里航线复航，乘船可一览二十四桥十八景。2022年9月，北京首次将“水岸经济”写入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意见》。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设计研究所副所长杨丹丹看来，早在漕运时代，北京就兴起了水岸经济。坝河、通惠河这两条漕运河流的终点——什刹海，就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


亮马河、永定河、三里河、北运河等河湖水系的滨水商业和文旅活动方兴未艾，水岸经济赋予古老河流新动力。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京城餐饮业也在加速回暖中。在簋街，走进一些街头小馆，可以看到生意十分火爆，但许多小店不熟悉外卖业务。为帮助更多中小商户做好外卖，东城区相关部门邀请具备专业数字化运营能力的外卖运营师对餐饮商户提供一对一帮扶指导。


针对个体工商户生存发展面临的经营成本、经营场地、招工用工、贷款融资等问题，北京计划出台26条“含金量”高、“保质期”长的具体措施。围绕鼓励发展个体经济新业态，北京将鼓励个体工商户积极参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形态，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


在北京，一批老商场也在加速升级改造。东长安街上，赛特购物中心正加速改造，今年下半年将以“赛特+”的新身份重新开业。针对周边商务办公人群需求，改造项目大幅增加餐饮比例，形成“日咖夜酒”的社交场景，同时还配置了超市等生活服务场所。


今年，北京还将实施新一轮商圈改造提升行动计划，完成崇文门、朝青等重点商圈改造提升，推动王府井、CBD加快打造世界级商圈。


2.以文化城开门红


指挥大师瓦莱里·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一开票就“秒没”。杨丽萍领衔的大型舞剧《孔雀》创造5天连演8场的盛况。很多京外观众专程到北京，为的就是一场好戏……


异彩纷呈的演出为京城文化生活提供了丰富选择，北京演出市场持续升温。仅3月20日至3月26日一周，北京全市138个重点演出场所就开展营业性演出834场，服务观众20余万人次，票房收入4172.8万元。


如今走进剧场，观众能感受到，无论故事创意、舞台呈现、观演模式还是互动体验，都与过去不同了——在北京东城美术馆后街的77剧场中，全景沉浸剧场《大真探赵赶鹅》让观众置身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胡同；前门颜料会馆古香古色的小剧场里，京韵十足的沉浸式话剧《城南旧事之评书传奇》，让人同时感受古建空间和地域文化……


近期的北京演出市场，各种沉浸式演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创新涌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成为令人瞩目的行业现象和文化景观。


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认为，今天的观众，对观剧的视听享受与欣赏体验提出了更多需求，而一个好的沉浸式作品需要长时间的孵化过程，需要根据观众的体验不断调整。沉浸式演出有助于挖掘经典名著、文物古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艺术价值和市场潜力，从而实现文化产品的多维度价值输出。


如今，“在博物馆里遇见你”，正在年轻一代中风靡。


北京历史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是一张金名片。2020年4月，北京将打造布局合理、展陈丰富、特色鲜明的“博物馆之城”，这是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内容。


在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看来，北京“博物馆之城”的打造起步相对晚，但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文化优势，一起步就迈上新台阶。


目前，北京正在推动地标性大型博物馆群落的形成；探索腾退文物建筑、工业遗产、空置厂房等闲置空间及城市综合体的利用，引入博物馆文化功能；推动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形象的现代化博物馆的建设。


3.科创担当强引擎


日前，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结果出炉，北京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26.30%，居全国首位。


北京市科协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北京市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为实现2025年北京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到28%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关村高度关注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一头抓科技型骨干企业，一头抓中小微科技型企业，正不断培育更多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保持创新发展良好势头。


记者从4月2日上午召开的部市共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现场推进会议上获悉，北京将进一步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加快成果转化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好创新平台建设，“三城一区”持续提升创新能级；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统筹推进“一区多园”发展，努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此前两天，作为北京市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创新生态大会的“重头戏”，北京市智能检测装备产业创新中心签约成立，这也是国内智能检测装备领域首个产业创新中心。


“北京将进一步推动智能检测装备产业落地发展。”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彭雪海表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北京将突破一批智能检测装备、核心零部件和专用软件的研发，攻克一批智能检测基础共性技术；在应用示范上，将聚焦3C电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重点优势领域，推动一批智能检测装备示范应用，培育一批优秀场景和示范工厂。


北京市还集中行业各方力量攻克关键技术，解决汽车产业缺“芯”少“魂”难题。


目前，北京不仅有自动驾驶落地的真实场景，还正在孕育我国车用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日前正式通过国家验收。这座创新中心建设的22个专业实验室，除了支撑从虚拟仿真到实车验证的整车开发，还可做到全流程全场景的应用测试——


车辆系统在环实验室里，国内某企业生产的最新款自动驾驶汽车原地不动，却在几个月的测试期里“跑”了几万公里。这一技术从全国真实采集的超过100万个场景，让实验中的自动驾驶汽车“足不出户”即可应对“万变”。


今天的北京，正大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支撑，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政策保障，以更大力度激发创新活力；进一步壮大高精尖产业，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增长极。

2022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教师等实践性强的职称系列不将论文作为职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标，不得简单设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硬性要求，并减少学历、奖项等限制性条件，引起广泛关注。不再“唯论文”“唯奖项”后，中小学教师职称如何评？本文提议：建立以能力开发为导向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


1、职称评审不再“唯论文”“唯奖项”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人才评价中出现“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导向，也影响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并突出表现在“唯论文”“唯奖项”上。围绕这些指标形成的过度竞争，不仅增加了教师的压力，也对教师的本职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以能力开发为导向改革完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





在天津师范大学进行培训的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骨干教师培训班的24名初中物理教师走进该校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开展实践体验活动。刘东岳摄/光明图片


实际上，党和国家政策层面对此是不鼓励的。2015年人社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曾明确提出要“切实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的倾向”，据此制定的《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水平评价标准》中，各级任职资格都没有关于公开发表、获奖等方面的要求。然而，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标准中明确规定了成果发表甚至获奖条件，特别是针对晋升正高级教师、高级教师，要求更为普遍和明确。


为什么政策虽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评审职称中还这么重视论文、奖项呢？一个重要原因是，真正体现中小学教师一线教育教学能力的评价标准既难以量化又操作复杂，还容易受到评审者主观判断的影响；而能在高级别刊物上发表论文、有获奖的教师毕竟是同行中的佼佼者，这些条件在评审中具有较高区分度，如果完全不起作用也不太合理。


现在，按照新文件，评价标准中不得简单设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硬性要求，学历、奖项等限制性条件应该逐步减少。但是，如果没有更加全面的改革措施配套，使得其他评价标准具备同样的可信性和区分度，估计论文和奖项作为“硬标准”在职称评审中的优势就难以被替代，教师对其的追捧和竞争也难免仍然继续。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改革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组成部分，淡化论文要求、减少学历和奖项等限制性条件只是改革的一小步。但这一步的迈出如此受到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牵制，是因为我们过去在教师职称评审权力配置、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审流程上过于注重处理教师之间的竞争关系、适应非学术的管理规则、追求可量化成绩，却忽视了教师劳动过程。而要迈好这一步，需要职称评审制度与教师素养和能力的提升匹配起来，侧重育人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教师形成正面的激励效果。归根到底，是要将教师能力开发作为职称评审的核心价值，评审不能只注重教师的外部要求、角色功能，而忽视教师内在发展需求。建设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以能力开发为导向全面深化改革，科学发挥指挥棒作用。


2、合理设置职称晋升底线要求


建立以能力开发为导向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首先要区分教师晋升的门槛标准与竞争性标准，这是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前提。


“门槛标准”也叫作“硬性要求”，通常具有区分度强甚至可量化的特征，因此在评审中往往变成竞争性标准。目前许多省市教师职称评审规定的论文发表、奖项等要求都属于过高的门槛标准。门槛标准提得越高，评审过程的竞争就会越缓和，评审工作的难度也会越低，但却使评审粗线条、简单化，具有脱离鲜活的教学实践的弊病。


需要强调的是，硬性要求的淡化和消除一方面为更全面考察教师能力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会加剧职称评审过程的复杂性竞争性，需要建立相对明确的新标准并制定新的竞争规则，而这正是改革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在屋顶“空中菜园”进行劳动实践，图为老师正在向学生讲授农技知识。张玉摄/光明图片


从近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要求来看，师德、一线教育教学实践资历、农村学校工作经历是需要守住和强化的底线要求。高尚的师德体现在生动的教育教学实践当中，虽难以准确测量，但却是必须守住的底线。辱没师风的教师不仅不能参加职称评审，而且要清除出教师队伍；一线教育教学实践资历、农村学校工作经历可以量化，根据岗位空缺情况合理确定门槛值，既要奖励勤奋和奉献，又要防止以“量”代替“质”。


3、突出新时代教师基本能力


建立以能力开发为导向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要突出新时代教师基本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育人模式改革在总体思路和主要方向上已经非常明确，即更加重视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更加重视全面育人、实践育人，更加重视家校社协同育人，更加重视数字化手段运用和模式创新，更加重视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更加重视课程整合和学段衔接。2015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基本标准条件》中，针对中小学教师各级职务分别提出了一线教学工作业绩、专业水平和教学风格、教学研究和成果、教师培养等方面的标准，这些标准大多是非量化、可细化的。


基于此，各地各校在修订自己的职称评审标准时，应重视将教师在参与和领导教学改革、引导和关爱学生、实践育人、家校合作、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参与学校公共事务和指导学生社团、知识拓展和更新、课后服务等方面的表现和要求融合进去，明确底线标准和竞争性标准，允许引入代表性成果和典型案例。这样便可以把论文发表和奖项与其他代表性成果并列评价，使其具有可替代性。


4、推广运用新的评价方法和技术


评价方法和技术是做好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重要支撑，在淡化论文等硬性指标的要求下，采取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评价方法成为必然选择。《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为教师职称评审方法改革提供了方向。


在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中，我们可以改变以结果性评价为主的方式，重视常规性教师评价结果的运用，引入增值性评价、过程评价，探索教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将学生、家长的评价作为重要参考。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做法，如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每年都会对教师进行评价，教师通过与校长、教导主任面谈确定自己的教育目标、教学方向，考核期结束后就完成程度做自我评价，在此基础上分别由教导主任和校长作出评估，最后确定等级，作为升职、加薪的重要依据。英国、韩国、巴西等国的教师职务评定过程中，都重视学生评价的作用，例如巴西将学生给教师打分作为教师职业等级评定的一个重要程序。


如今，信息技术已经支持建立教师智能化评价系统，将教师平时表现、工作成效实时录入，系统按照赋予的分值或优先等级进行核算，评审过程也可选取教师课堂教学影像，邀请同行专家进行评价赋分，增强评价的综合性和准确性。使用这些新的评价方法需要在学校和地方层面制定新的评价标准体系，改革评价流程，让评价深入教育教学过程、反映生动的教育教学实践。


5、增加学校自主权和发言权


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既要保证国家和地方关于教师任职资格的统一标准，又要考虑学校实际，体现用人单位需求和意愿。


目前，各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权限分配大体相同又有所区别，总的来看，一般由省级政府部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负责正高级教师的评审，地市级和副省级城市组建的评审委员会负责高级或一级教师评审，县级政府组建的评审委员会负责一级及以下教师评审，有的省（直辖市）已经取消了二级、三级教师职称评审，改为经考核直接聘任。有的省（直辖市）试点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探索高级教师职称由县市组织评审、一级教师职称由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自主组织评审。


总的来讲，我国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权力重心过高，学校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之前论文和奖项等硬指标发挥主要作用的背景下，职称评审过程相对简单；而改革之后更加突出考察一线教育教学实践水平，逐步引入增值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原有评审组织方式的局限性就越发凸显，降低评审权力重心、扩大学校自主权和发言权的需求更加迫切。学校是教师发展的依托、能力开发的主要场所，也是教师评价的主体。只有在学校层面，教师评价和职称评审才能发挥教师发展的导向作用，成为教师职后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才能实时观察教师教学实践过程，对教师作出更为全面的评价。因此，将中级以下的教师职称评审权逐步下放到学校，高级和正高级教师的职称评审加大学校评价的权重，是此次改革的内在要求。当然，这需要建立基于学校的评审指标体系和评审流程，引进同行评审机制，健全评审过程和结果公开、评审者与被评者双向互动机制，增强学校统筹教师评价、职称评审和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的能力，并强化对学校的监督和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6、探讨建立教师职级制度可能性


恢复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体现。经过四十余年的实践，对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师社会地位、激励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高级和正高级职称晋升门槛过高、名额过少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高级职称成为教师专业成长道路上很难逾越的“龙门”。不少教师反映，评一次职称就是一次“伤害”，以致近年教师队伍里时有关于取消职称评审的呼声。


中小学教师的确需要更从容的成长环境、更平滑的职业上升通道。实际上，取消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实行“教师职级制”可以作为一个替代选项。我国事业单位已经建立了统一的一到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体系，正高级、高级教师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一至四级、五至七级。还可以参照的是，校长职级制改革已经在全国推行，公务员职级制改革也基本完成，有的地方正在探索非在编教师职级制管理。实行教师职级制只是一个设想，既要实现教师相对平滑的晋级，也要实行更加严格的筛选淘汰制度。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对新任职教师设置一年以上的考察期，合格才能转为正式教师；对各个等级考核不合格的教师要么降级、要么辞退。实行教师职级制还需要建立教师荣誉制度，对成就突出的教师、在农村和艰苦地区从教一定年限的教师授予荣誉称号，给予一定奖励。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为深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成长，2021年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为“双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双减”政策落地实施取得积极成效，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压减，学生校外培训时长较“双减”前减少了50%以上，作业总量与完成时长明显减少，特别是广大教师更加注重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受到家长与社会的普遍欢迎。


作为“双减”政策实施落地的关键力量，中小学教师面临校内教育教学“提质增效”、课后服务有效组织开展、作业高质量设计、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家校共育指导等多方面的更高要求。同时，我们在调研中也听到不少反映，一线教师短缺问题凸显，教师在校工作时间普遍延长，工作强度明显增大，备课、共同教研时间缩减，专业发展、心理和兼顾家庭等均面临较大压力。因此，为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更好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应对实施“双减”后教师队伍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情况予以高度关注，积极作为，主动优化教师人事制度，以更加健全完善的薪酬待遇、考核评价、职称评聘、用人机制等人事管理制度，为“双减”政策持续有效推进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健全薪酬待遇制度，保障“双减”后教师待遇


及时健全完善教师薪酬待遇保障政策，是“双减”政策背景下优化教师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新形势下教师工作任务重、时间长、压力大等更多付出的有益补偿。


一是指导各地抓紧研制出台配套的薪酬待遇保障政策举措。明确向教师发放适宜并具有一定激励性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彰显对教师劳动、付出的尊重，切实让广大教师感受到政府的关怀，激励教师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履行教育教学责任。


二是落实课后服务经费保障。以财政投入为主，根据学生数向学校拨款，专项用于保障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的教师和相关人员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在尚未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预算管理的情况下，可以设置课后服务专项经费的方式，保障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的待遇。


三是健全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优化绩效工资方案，将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时间和精力付出、工作实绩和贡献度等纳入绩效工资分配要素，并在年度绩效工资分配中加大奖励力度，充分发挥激励功能。适度扩大学校的绩效工资分配权，将用于教师课后服务的补助经费作为绩效工资的增量部分，并予以单列管理；由学校根据教师年度考核结果，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适当增加奖励性绩效工资，自主、合理分配。


健全教师激励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与职称评审等制度


“双减”政策的实施对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分层指导学生能力、差异化设计作业能力、开展主题实践活动能力等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教师的努力更多、付出更大，新形势下应与时俱进，优化完善对教师的考核评价、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制度，积极回应学校、教师的重要关切。


一是健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明确重师德、重工作态度、重教育教学能力与业绩贡献，重点考察教师在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特别是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和健全人格、社会责任感、科学探究精神、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沟通交往与合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努力与成效，将教育教学质量、课后服务活动的设计与组织能力、分层与个性化作业设计能力、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等体现“双减”核心要义的多方面能力与绩效纳入指标体系。


二是完善职称评审标准，将职称评定与考核评价结果密切挂钩。即“双减”政策背景下的教师职称评审应更加聚焦教师的师德素养、教育专业能力，重在教师教书育人的专业性与效果，注重态度和工作业绩、注重全面育人效果。并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双减”、课后服务工作中贡献突出的教师，以明确突出“双减”政策导向，增强教师职称评定的公平性和激励性，引导和鼓励广大教师在教育教学的新任务新要求中不断突破自我、全面提升专业能力，致力全面提升育人效果。


三是围绕“双减”实施中表现与贡献情况，健全评优评先制度。相应地，在已有的各类评优评先中，倾斜考虑在“双减”政策下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课后服务中表现突出的教师。


改革教师管理体制，创新用人机制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推进、课后服务的广泛开展，各地中小学师资短缺问题较过去更为突出，不少地区学校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实践等非学科类教师配备明显不足，仅依靠其现有校内师资力量难以持续有效推动“双减”的深入实施，需要多举措扩充教师和教育资源。


积极改革教师管理体制，提升管理层级。一方面，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依据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筹考虑生师比与班师比，及时、适当地核定增加教师编制；另一方面，更要在编制总量严控的前提下，着重优化教师管理体制，提升教师编制及其管理的统筹层级，由现有的区县为主统筹提升为市级统筹，即由市级政府对市域内教师编制资源进行统筹配置、动态调整，充分盘活市域内编制资源。


创新用人机制，积极探索并统筹使用各类用人方式。通过返聘方式聘请有丰富教育经验和较高专业水平的退休教师，特别是科技类、文体类、艺术类等退休教师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助力满足学生多样化、专业化的课后服务需求，也减轻校内在职教师的工作负担。同时，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人事代理、劳动用工、劳务派遣等编外用人方式，合法规范地聘用校外机构的专业人员，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课后服务教师队伍，扩大优质教师资源供给。


多元扩充使用校外教育资源，增强课后服务吸引力。借鉴我们在一些地区调研得到的有益经验，充分用好“五老”资源即老干部、老专家、老模范、老教师、老党员等，助力课后服务和教育活动开展，为学生提供阅读、演讲、科学探究、文体、艺术、劳动实践等丰富的课后活动，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还可积极用好多类具备优秀素养和资质的专业人员，包括非遗传承人、能工巧匠、优秀运动员、优秀志愿者等，为学生开展艺术、科技、体育、综合实践等方面的课后服务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立足资源禀赋找准产业赛道


讲述人：云南昆明市安宁工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强


光明日报记者张勇、徐鑫雨采访整理


安宁工业园区作为云南省唯一、全国罕见的集石化、钢铁、磷化工三大产业于一体的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如何跳出化工、冶金等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找到符合自身的产业赛道，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非常庆幸，“机遇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新能源赛道上我们把握住了机遇，抓住了风口。


2021年4月在四川遂宁考察项目时，看到新能源电池原料磷酸铁锂项目的建设景象后，我们驻足良久：“磷矿资源不仅可以造化肥，还能成为新能源电池上游原料，安宁多得是啊！”何况我们还有“锂”有“石油焦”，无论是正极、负极材料，还是隔膜、电解液等关键原料，都能够就地取材、就近配套、延链集群。这一刻，我们豁然开朗：在加快发展石化、冶金两个千亿级主导产业的同时，立足资源禀赋，全产业链条打造千亿级绿色新能源电池产业。


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就邀请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行业龙头湖南裕能来安宁考察，随后两个月，我们两次上门招商。2021年6月18日，成功与湖南裕能“联姻”；2022年2月，云南裕能项目（一期）动工建设，110天便建成投产，创造了当年“洽谈时间最短、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投产最快”的“安宁速度”。


为抢抓新能源电池产业布局调整期和扩产风口期，去年年初，我们规划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园承载项目落地，出台专项政策赋能产业发展，建立“兵团制”+“链长制”双制专班和双“店小二”服务机制，加快项目建设，既抢“赛道”更夺“赛点”。新能源电池产业被授予云南省绿色低碳制造业集群（优势型）称号，连续三年获得最高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随着湖南裕能的引入落地、政策的赋能加持，上海杉杉、孚能科技等一批头部企业（百亿项目）纷至沓来；云天化、云南祥丰集团等本土企业瞄准时机转型发展，通过独资、合资等方式，投资建设云南友天、云聚能等一批重大项目。去年，我们新能源电池产业的产值实现零突破、达84.84亿元；磷酸铁、磷酸铁锂、电解质（六氟磷酸锂）实际产能分别占全国的11.5%、3.8%、0.17%。目前投产项目3个、开工在建项目6个、签约促开工项目4个、重点在谈项目10余个。


招商引资是辛苦活，不能坐等项目和资金自动上门，一定要主动走出去、上门抓招商。我们园区上下齐出动，一年四季不放松，在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连续三年攀升。回想起来，做到了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也恰恰因为这一切，撑起了产业发展，稳住了经济运行。去年，我们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首次超千亿元、达1259.8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163.16亿元，规模总量和绝对值在全省开发区中位居首位。

动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世界花园……这些都是戴在红土高原上的王冠。如何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为边疆民族地区的云南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


近年来，云南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挥资源优势，围绕“三年上台阶、八年大发展、十五年大跨越”的“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口岸经济、园区经济，深入实施产业强省战略，以创新驱动产业绿色发展，全面推动云南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记者深入云南工业园区、边境口岸、乡村茶山，感受云南一、二、三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脉搏。








复兴号动车组停靠在中老铁路墨江站。陈畅摄/光明图片








云南怒江福贡县老姆登村怒族妇女在采茶。张勇摄/光明图片


1.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焕新


云岭大地有着丰富的有色金属和中草药资源，云南人将其创新地做成了有高科技含量的大产业。


“洗发水能让头发蓬松，蛋糕烤完后能和蛋糕纸分开，这都是因为离型剂的作用，而离型剂就需要我们生产的催化剂。”在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贵金属新材料产业园，贵研化学材料(云南)公司副总经理冯洋洋在车间向记者讲述“瓶瓶罐罐”的大学问，“这种催化剂位于有机硅产业链的下游，经过我们的研发，已经实现进口替代。”目前，该催化剂在国内有机硅行业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50%左右，2022年销售额约62亿元。


走进钌金属生产车间，机器隆隆作响，基本不见工作人员的身影。冯洋洋说：“以前机器需要人工操作，现在结合我们自身以及国外引进技术，形成了生产线的自动化设计，每年钌金属的加工量可达10吨，占全球钌产量的三分之一。”得益于高科技和较完备的产业链，该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也实现了稳步增长，年利润增长率在20%以上，税收2388万元。


昆明高新区在有色金属、稀贵金属新材料领域，先后集聚云铜股份、云锡股份等骨干企业30多家，累计取得科技成果1000余项，产业水平和规模均居全国领先地位，成为云南省优势型先进制造业集群。


云南的高等植物占全国高等植物总类的60%，这些神奇的植物在生物医药领域发挥着独特的功效。“2022年，我们在铂类抗肿瘤药物方面通过省级立项并获得约2000万元科研经费支持，这对打造铂类抗肿瘤药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22年，昆明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荣登赛迪顾问2022年全国“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榜。高新区生物医药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连续2年被工信部认定为四星级。


走进位于云南宣威经开区的全球首家液态金属科技馆，导热膏、巨晶玻璃、医用外固定支架等科技产品十分抢眼。


“从现在电子产品对散热的需求上看，我们的导热膏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好的上市产品之一。”云南中宣液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泽俊说。


依托云南这一“有色金属王国”，一批批新兴科技产品在宣威经开区落地生根。年产200吨的液态金属制备及系列产品生产线、360余项授权专利、20余项转化成果……2022年云南中宣公司实现产值3.6亿元，税收1780万元。该公司以商招商，还从广东为宣威引进巨晶玻璃、成亮合金两家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链，以产业集群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2.绿色经济成为产业集群关键词


绿色能源、绿色产品、循环经济，是云南曲靖市打造产业集群的关键词。


2022年，曲靖经开区在国家级经开区排名中实现53位的跃升。“我们围绕硅光伏和新能源两大产业，先行先试‘先建后验’‘容缺审批’等创新政策，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曲靖市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曲靖经开区一个投资近20亿元的项目，半年内能够建成投产，这给了我们莫大的信心。”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昭沛说。2019年以来，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仅用4年时间，就在曲靖连续建设6个项目，投资近200亿元。


“自我们入驻曲靖经开区以来，曲靖当地工业增加值有了很大提升，云南水电等绿色能源为我们绿色低碳发展再添动力。”王昭沛说。每年德方纳米在科研领域投入3亿~5亿元，已有140多个专利。目前，德方纳米储能电池寿命可达30年，动能电池寿命可达15年，在正极材料领域走在世界前沿。


走进曲靖晶澳光伏基地，拉晶车间5G机器人来回穿梭，线切车间高速运转。隆基、晶澳、阳光三大光伏龙头企业的引进，为经开区招商引资吃下“定心丸”。“从多晶硅到单晶硅，从切片到光伏发电产品，我们实现全流程生产。”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产业集群正成为曲靖市高质量发展的先锋。在沾益区花山工业区，172米高的精馏塔直入云霄，蔚为壮观。2021年，云南能投的40万吨有机硅项目在沾益工业区建成投产，收集曲煤焦化、大为制氨等本地企业产出的氢气、蒸汽等，实现循环利用。“以前，这些废气都直接排到大气中，既浪费资源也污染了环境，现在全部回收使用，绿色环保。”沾益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张万广说。


在沾益，还坐落着世界最大的阳极碳素单体工厂，年产能约90万吨。“我们的碳素生产线在全国同行业中是最先进的，所有工序可以智能化、自动化运转。”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杨晓平说，“以前90万吨的年产至少需要2000名工人，但现在800多人就够了。”


“这里离我们的原料与销售产地都很近，沾益的石化、煤化工业企业为我们提供石油焦、沥青等原料，云南电解铝产业可帮我们解决销路，极大降低成本。”谈及为何斥资27亿元在沾益区建工厂，杨晓平解释说：“我们每年将1.5亿立方焦炉煤气用管道运输过来，将这些废气全部回收利用,实现循环经济。”


“以前走进沾益工业区，处处都有难闻的气味，现在工厂的三废都回收利用了，工业区的空气都很清新了。”张万广十分感慨。


3.产业融合走出富民兴村新路子


阳春三月，西双版纳景洪市大渡岗乡，6.5万亩茶园顺着山势绵延，一望无际，青翠欲滴。


“我们通过套种昙花树、木棉花树等对茶园水质有改良作用的树木，提升改造茶园生态环境及茶叶品质。”大渡岗乡乡长王旭君告诉记者，“茶园森林化改造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干毛茶每公斤价格从10至50元涨到了千元。”


在万亩茶园核心区，71岁的茶叶专家李正行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大叶种名山名茶科普园，“大渡岗的土壤、雨量、气温适宜，我们引进老班章、老曼峨古茶等百余个云南大叶种优质良种，通过科学选育优良品种向茶农推广种植，增加广大茶农收入”。


大渡岗乡正在以万亩茶园为依托，推动普洱茶一、二、三产融合示范项目发展，助推绿色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渡岗乡今年以来大约接待游客30万人，成为西双版纳农旅融合发展的缩影。


作为普洱茶的主产区，2022年西双版纳茶叶种植面积达143.14万亩，农业产值53.93亿元。为推动茶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西双版纳加大市场主体培育，新培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勐海茶厂，已发展为集原料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及茶文化推广于一体的综合型全产业链茶企。


在勐海茶厂生产车间里，数字化集群烘房、成型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压茶等科技设备高效运转，自动化清洁生产提升了茶叶品质，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我们先后成立了院士工作站和微生物研发中心等，每年将销售收入的3%以上投入研发，累计获得有效授权专利177件。”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曾新生说，“普洱茶研配技术等先进技术的研发，推动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勐海茶厂产值达26亿元。”多年来，勐海茶厂收购区域覆盖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的16个县，带动当地茶农走上了致富路。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让种养业挣钱，成为云岭乡村特色产业的首要选择。


“小糯玉米果穗小巧，口感甜糯。通过电商合作，实行订单式种植，农民每年每亩增收3000元以上。”西双版纳傣鲜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梦梦说。小糯玉米产业是西双版纳近年崛起的新兴产业，在破解耕地“非粮化”难题的同时，提升玉米附加值，增加村民收入。2022年，西双版纳种植小糯玉米6万亩，实现农业产值1.68亿元。


西双版纳茶飘香，宣威火腿走四方。记者走进宣威一间发酵了3年的火腿库房，阵阵浓郁的鲜香扑面而来。宣威火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管升阔说：“目前我们还开发松露火腿等高端产品，并以火腿月饼、鲜花饼等多形态打开更为广阔的市场。”


有千年历史的宣威火腿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目前，2022年全市火腿产量6.9万吨，产值105亿元，销售份额位列全国火腿行业第二。宣威正在建设宣威火腿产业园，入驻企业16户，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集群发展，向标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据了解，2022年，云南第一产业增加值4012.18亿元，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5。云南农业正在推进建设4个产业集群、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43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今年云南将在现代设施农业、农业科技创新、绿色农业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把握历史主动的密切关系。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必须不断推进“两个结合”，才能更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大势，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继续谱写绚丽华章。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的核心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一百多年奋斗历史，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分析把握历史大势，从而掌握历史主动，成功开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道路的历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新征程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既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国内既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有需求减弱、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既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领域创新支撑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经济领域金融风险隐患较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任务较重的问题。此外，我们党虽然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但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依旧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依旧长期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挑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实践新要求，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才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我们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乘势而上，砥砺前行，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我们党要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赢得历史主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就必须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掌握历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扎根鲜活实践，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着眼世界发展形势，不断回答应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价值追求和实践遵循，不断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时代要求和人民群众需求的解决之道；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准确识变，科学求变，主动应变，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掌握历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成为我们党推动中国伟大历史变革的行动指南，与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内在的融通性与契合性密不可分。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的独特优势。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兼善天下”“利济苍生”，强调“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兼容并包”“亲仁善邻”“和而不同”等，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力量，同马克思主义天下观、道德观、社会观等具有内在共通性、高度契合性。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因子，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建立在中国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之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牢牢扎根。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同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结合起来；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和传播体系，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