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1日电据武汉大学官方微信消息，7月11日，武汉市武昌区卫生健康局就武汉大学一例霍乱病例处置情况进行通报，为回应社会关切，武汉大学现根据该病例的相关情况进行答记者问。





武昌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消息，确认武汉大学出现一例霍乱病例，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7月9日21:30，武昌区疾控通知武汉大学发现一名疑似霍乱感染病例，学校迅即行动，在省、市、区疾控部门指导下开展处置工作。经核查，该病例为武汉大学研究生，住工学部八舍，有胃肠炎既往病史。7月8日5时左右出现发热、呕吐、腹泻，7月8日10时前往武汉大学医院就诊，因其腹泻3次以上转诊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目前该生已按相关要求转诊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据疾控部门反馈，该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对原样开展复核，血清学凝集试验均为O139阳性，诊断为霍乱，毒力基因阴性(霍乱弧菌致病力较弱)，目前经有效诊治，该生情况稳定，症状已消失。截至7月10日19：36，通过对264名重点人群、259个点位进行快检，未检出O1、O139群霍乱弧菌，未发现新增病例。


针对该情况，武汉大学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


7月9日晚，接疾控中心通知后，学校高度重视，学校党政主要领导立即指示党政办公室、校医院、学生工作部门、后勤部门、保卫部门等积极对接，全力配合政府卫健、疾控部门，切实做好学生治疗、环境监测、封控楼栋学生生活保障、心理援助等工作。


1主动对接属地


7月9日晚起，在区卫健局、区疾控部门指导下，连夜对工学部八舍、该生所在实验室进行封控。同时，对接武昌区委、区政府成立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学校成立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工作专班，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属地，共同做好处置工作。


2迅即做好密接人员检测和环境处置


7月9日，确定该生密接3人(同住室友2人、同餐人员1人)，已转至学校隔离点集中隔离。7月9日晚至10日凌晨，完成工学部八舍254名学生、3名宿管、15家商户的采样工作，相关区域临时封控，相关人员按要求进行隔离，并服用预防性药物。组织专门力量，全面做好对封控人员的生活保障、心理帮扶等工作。对工学部八舍公共区域、宿舍、卫生间、排污管道，该生所在的实验室楼栋等封控后已开展环境采样和终末消毒。


针对该生7月8日在武汉大学医院接触的医护人员、检验人员进行采样，开展霍乱弧菌检测，对相关环境开展检测和终末消毒。排查7月1日-10日以来就诊的19例腹泻病例情况，按要求采样并开展霍乱弧菌检测。


针对该生7月5日以来校内就餐、购买食物和饮品的食堂、餐馆、小卖部等6个点位，进行环境采样和终末消杀，相关人员进行服用预防性药物、居家观察等处置。


3全面开启夏季肠道传染病宣教工作


武汉大学已开展一系列夏季肠道传染病的健康宣教工作，譬如：将《关于加强夏季肠道传染病预防的温馨提示》发布在学校主页，提高师生个人防护意识；邀请医学专家开展专题宣讲；通过新媒体等多种形式提示师生，做好夏季肠道疾病预防；在全校范围内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


目前，武汉大学的情况怎样？


霍乱属于消化道传播疾病，在我国一直有零星出现。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2022年4月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甲类传染病霍乱报告发病5例，无死亡病例。现代医学对霍乱有成熟的治疗手段，可防、可控、可治。夏季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武汉大学已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保护师生身体健康。


目前，武汉大学各方面秩序良好，工作正常开展。感谢社会公众、广大校友对武汉大学的关心，也请广大师生不要恐慌，注意个人卫生，并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一张麦田毕业照火了。


7月3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举行的2022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一张照片被国科大党委书记、校长李树深院士“点名”。照片里，3名学生簇拥着国科大现代农学院专任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志勇，背后是一片即将成熟的金黄麦田。照片右下方写着：2022年6月，河北高邑。


在国科大，今年有6493名博士生、6075名硕士生以及371名本科生获得学位。部分人因科研任务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他们把最后的毕业回忆留在了各自的科研基地。这3名学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经中青报·中青网的报道，这张照片很快走红，被多家主流媒体的新媒体账号转发，收获多个10万+，#麦田里的毕业照火了#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为照片里的学生点赞：天地间书写知识，四季里收获学业。


“这张合影同时定格了粮食丰收的景象和学业丰收的幸福。”李树深在毕业典礼现场说，从国家级种质资源平台，到“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从培育良种到保护耕地、开发边际土地，学生们真正把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独家采访了照片背后的故事。


15万株小麦收割的“毕业任务”


站在照片最左边的是国科大2022届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杨翼骏。就在不久前，他和师门同学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他们凌晨5点出发，拔掉了4.2万多单株小麦。


对于2022年应届博士毕业生郭广昊来说，这片麦田有着特殊的记忆。从硕士到博士，长达7年的时间，他是在这里度过的。今年毕业，因疫情防控加上恰逢麦收季节，他和师弟们选择了留在这里，任务是收完15万株种在基地的小麦实验材料。


拔麦，是开展田间试验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秋季，播种会根据研究需求去设计不同实验材料的种植规模、种植方式。到了收获阶段，大部分遗传研究材料要以单株为单位收获，并对每一个单株进行性状调查，分株采集叶片样品提取DNA，展开分子检测，进而定位所研究性状的目标基因。


“在育种研究工作上，选择是相互的且残酷的，你在选育材料，材料也在选择你。”杨翼骏解释，如果要研究小麦中的抗病基因，需要进行人工接种鉴定，“不能单纯靠天吃饭，如果气候和环境条件不适宜，鉴定的材料不发病，那么一年的时间就浪费了。”


为了找出小麦抗白粉病的基因，郭广昊在这片小麦田里“死磕”了近5年。通常，小麦植株一旦染上了白粉病，叶片会出现白粉状的霉斑，使小麦叶片失水枯死，严重影响光合作用，穗少粒小，产量下降。农民要控制白粉病，只能依赖打农药的方式，不但费时、费力、费钱，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3705个遗传分离群体单株结出来的种子，是郭广昊的研究切入点。他的任务是找到能抗击白粉病的基因。但这显然并非易事。


从微观层面来看，小麦有10万多个基因，需要逐步精细定位，一步步挨近目标基因，待找到目标基因后完成克隆。当时国际上对小麦该类抗病蛋白的研究还较少，能利用的资源有限，能提供的学术参考资料也极少，这是一个还未被探索的科学“无人区”。


那一阵走在麦田里，郭广昊有一些恍惚，总感觉麦田就像是一片荒漠，要在大漠里找到一粒沙子，“难于上青天”。


他只能不断地试错、不断地缩小范围，“一点点地接近真理，等到发现它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对它展开功能验证。”那时，他心里记着导师的一句话，“做科研千万不能浅尝辄止”。


基于这几年师门不断累积的资料，郭广昊和实验室的伙伴们找到了破解之法：他们利用收获的几千棵小麦的DNA样品，通过创新的生物信息学方法，成功克隆到抗白粉病基因。


随后，他通过转基因的技术将该基因转移到感白粉病的小麦中，在温室和田间展开表型鉴定调查，反复验证，成功地克隆了小麦抗白粉病基因Pm5e。研究成果在专业学术期刊《NewPhytologist》上发表。


在聊天群里，导师给他发了一句话：恭喜小伙子，苦日子熬到头了。


麦田里结出“果实”


在不少人看来，做农业科研很辛苦。


到了麦收季节，老师和学生们凌晨5点要起床下地，待太阳出来后，有时室外作业温度高约38摄氏度；科研基地位于河北高邑，方圆几公里见不到高楼大厦，大家想打打牙祭，得骑上三轮车去集市买。


但在试验基地里，老师给学生的硬性要求是，每个人、每天必须要吃上一个鸡蛋、喝上一盒奶，才能下地干活。


没人因吃不了苦而离开。


这群年轻的学生聚在一起“苦中作乐”。他们总结了拔麦子的四招“武功秘笈”：如果你爱健身，就采用一招屈膝式的“招数”，提臀、用背部发力，能锻炼背部力量；如果个头较小，可以采用站立式，拔麦子时气沉丹田，集中发力，但要防止弄断小麦的根部，伤害了材料的完整性……


曾经有一位外省的农业教授来调研，看看50多亩小麦试验基地说，“你们的工作量很大”。刘志勇陪同着说，“一届届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在传承了。”


在这片小麦田里，传承着什么样的精神，从毕业学生的成长故事里或许可以找到痕迹。


1998年出生的河南信阳小伙符宏奎今年刚考上国科大研究生，来基地3个多月后，习惯了带着绳子、纱网袋出发，凌晨四五点在田里干活的日子。


在一次观察中，符宏奎发现了一棵有特殊表型的单株，一时好奇心大起。师兄告诉他，作判断之前，要先排除是否是人为因素的误差，比如是否有去年的种子混在其中，种植的方式有问题等，再通过检测等方式进一步去验证。在基地待了3个月后，符宏奎慢慢领悟：他想“生长”为一个思考全面的科研人。


自诩从小爱偷懒、耍滑头的杨翼骏改变了不少。刚在田间做试验时，师兄张怀志带着他去给小麦系牌子——为了试验分类，需要把标签牌捆绑到对应的单株麦穗上，有时得借助胶带固定。师兄反复地叮嘱：胶带和塑料牌会破坏农田环境，等解开绳子后，一定要把难以降解的材料从麦田里带出去。


另一个被传承下来的习惯是，每逢收获季节，无论是哪名成员种植的试验材料，一个课题组的人都会抱成团，一起扛着工具去地里割麦子。要是碰上雷阵雨，大雨哗哗地下着，一群研究生拖着装有20多斤小麦的袋子，紧跟在收割机后狂奔，几个人合力，一把将麦子扔上了车。


看着这群学生，刘志勇想起了1993年自己读研究生时的那段时光。他师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学习小麦遗传育种。那时候每天晚上，孙教授忙完了事情，就给研究生们“开小灶”学英语。孙教授常说，要学习最先进的技术，要不怕困难，要扎扎实实地把小麦育种工作做好。孙教授还告诉同学们，当年，他的老师蔡旭——中国科学院院士、小麦栽培及遗传育种学家，也是如此教导他们的。


6月，是小麦收获的季节。学生也从这片肥沃的麦田里收获硕果，学有所成。


“希望你们能够志向远大，脚踏实地，在生产和育种实践之中发现科学问题，在科学研究中攻坚克难，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去解决科学问题，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刘志勇对两位毕业生寄予希望，鼓励他们带上研究成果，无论走到何处，都要把小麦的好基因留在这一方水土。


在国科大毕业典礼上，李树深院士寄语毕业生们：希望做一粒种子，向下生根、向上生长；做一颗星星，努力发光、用力闪耀；做一滴水，清澈纯粹、坦荡坦然。


在郭广昊的回忆里，麦田里的科研生活是坦荡自由的：他曾看着小麦抽穗开花、变黄结穗；和研究所老师、同学们组成两队打篮球比赛；还有在傍晚，他们搬出唱歌机，把屏幕打在露天一堵白墙上，围在一起唱歌，有人爱当下最流行的新裤子乐队，有人爱唱周杰伦的歌，还有人总会唱上一首《鸿雁》……


毕业后，从小在山东农村长大的郭广昊选择继续从事小麦研究，把它当作一辈子的事业。他说：“农业科研就像是一场修行，一半是初心，一半是克难。”

新华社杭州7月10日电（记者公兵、肖世尧、夏亮）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10日在杭州启动，这是一项带有体教融合鲜明印记的全国性单项体育赛事。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预期将成为我国覆盖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举办该赛事是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具体举措。联赛面向全体青少年，打破参赛壁垒，摒弃锦标主义，以青少年球员健康发展为总体目标，坚持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并重，兼顾普及与提高，旨在充分扩大青少年参与足球人口数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将对联赛进行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监督管理，主办单位中国足协负责赛事组织实施。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表示，启动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是中国足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七年来，教育部深化体教融合，做好普及推广，让更多孩子选择足球、爱上足球。今后教育部将一如既往持续做好青少年足球工作，主动作为，久久为功，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表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全维度、全开放、全覆盖、高质量的竞赛平台，将会有力促进不同体系之间青少年球员的交流和学习，为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长、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足球人才提供现实路径，为新时代深化体教融合工作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对联赛有三个期待：按照赛事方案有序安全顺利办好，为中国足球开启新的一页，全社会给予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更多鼓励。


联赛将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部学年段，设男、女各9个竞赛组别，全国总决赛参赛球队通过地方预选赛产生。来自学校、体校、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的球队均可参赛。同时，通过比赛选拔优秀人才，建立青少年精英球员数据库，为各年龄段国家队组建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全国45个赛区的赛事组织工作正有序推进。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速。截至2021年底，全国互联网医院已达1700多家。随之而来的是误诊白诊、先药后方、AI开处方、诊疗事故等乱象，成为埋在行业里的一颗颗“暗雷”


●患者“嘴里出现很多白色的皮，喝水都疼”，在线问诊多位医生却得到了不同的诊断结果：有的认为是“舌炎引起口腔溃疡”，有的诊断为“口腔发炎”，还有的称是“念珠菌感染”


●某平台线上接诊人数最多的医生接诊次数为25万人次。假设每人线上问诊时间平均为10分钟，线上接诊时间约为41667小时，如果全年无休，10年为3650天，那么这10年里其平均每天线上接诊时间约11.4小时


●明确人工智能等主体的地位，对仅由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的，直接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完善药品追溯体系，充分利用二维码识别功能做好在线处方的审查工作，确保监管追根溯源


□本报记者文丽娟


□本报实习生张功晔





“到底哪个医生说的对？”


今年初，家住湖南常德的夏亮被口腔溃疡困扰了一段时间，“嘴里出现很多白色的皮，喝水都疼”。受当时疫情影响，他决定通过在线问诊寻找病因、解决痛苦。


可是，他问诊的几个医生，给出了几个完全不同的诊断结果，这让夏亮很迷惑，也对在线问诊的准确性产生了疑问。


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98亿，同比增长38.7%。而随着互联网诊疗快速发展，误诊白诊、先药后方、AI开处方、诊疗事故等乱象也纷沓而至，成为埋在行业里的一颗颗“暗雷”。


针对上述问题，堵漏排雷的监管举措持续推进。从2018年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对医疗机构在线开展复诊作出明确规定，到近日公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保证“隔空”诊疗透明规范，一张保障互联网诊疗质量的网越织越密。


在线问诊误诊频现


诊断结果五花八门


夏亮向《法治日报》记者回忆说，当时他在线问诊的第一位医生，是某三甲医院口腔科医生。给对方看过自拍的口腔照片并文字描述相关症状后，该医生诊断为“上火引起的口腔溃疡”，称“吃点消炎药，多喝水，好好休息就没事了”，随后开具消炎药处方，嘱其线下购药。


遵医嘱服用消炎药3天后，未见好转，夏亮便在另外两个平台上选了3位医生进行问诊。提供的图文和之前一致，却得到了不同的诊断结果：有医生认为是“舌炎引起口腔溃疡”，有医生诊断为“口腔发炎”，还有医生称是“念珠菌感染”。


这3位医生均为其开具了不同的药，搞得夏亮一头雾水。


他不敢再轻易吃药，之后去市里一家线下医院就诊，确诊为：由抗生素引起的念珠菌感染。对症下药后病情缓解了。


北京某口腔医院一位资深医生告诉记者，念珠菌感染对口腔科医生来说其实不难判断，之所以会出现“同样的图文，诊断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线问诊的局限性。


“口腔科医生线下问诊时，除了观察口腔情况、询问病情，还会按压、触摸，综合判断得出结果。而在线问诊医生只能凭借图文，很难准确判断，更不用说开具处方了。”该医生解释说。在他看来，患者在网络问诊时可以上传线下医院拍摄的片子、出具病理报告等进行复查、复诊或咨询，但不能首诊。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速。从互联网医院到明确常见病、慢性病患者互联网问诊可进行医保报销，从网售药品到核心诊疗再到互联网医保，各地出台方案积极支持在线医疗全面发展，筑牢了在线医疗用户规模增长基础。


与此同时，像夏亮这样就同一病症在线问诊多名医生，却得到五花八门诊断结果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北京某高校大三年级学生张兴泽自称是一个“爱生病的人”，最近几年来，他经常用到在线问诊平台，使用感受五味杂陈——特别方便但不太靠谱。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皮肤起了一些小红点，奇痒无比，为了快速解决问题，他打开一个在线问诊App，在皮肤科挑选了一名“看标签很专业”的医生，花了109元进行图文问诊。结果医生跟他说，可能患上了一种皮肤病，建议购买相应的药物进行治疗。后来他去线下医院进行详细检查，结果是吃菠萝过敏了。


“在线问诊方便是方便，但描述病症一般限于文字和图片，容易出现误诊或者诊了白诊的情况。”张兴泽说。


受访的多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隔空”诊疗并不适合所有患者，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是较长时间以来互联网诊疗的定位。不过，对于何为复诊，业内一直缺少具体标准，导致出现一些监管真空。


先选药品再开处方


AI开处方患者买药


除了问诊，购买处方药是“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的另一个特色。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互联网医疗平台却采用“先选购药品，再因药配方，甚至由人工智能软件自动生成处方”的操作方式。


家住湖南怀化的谢丽曾在2020年初给她4岁的孩子在线下医院买过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当时医生为其开具了处方。今年3月，由于孩子再次出现相似症状，她尝试着在某线上购药平台购买这一款药，很快她就被平台方转到“线上问诊”版块。她将两年前的处方上传后，“医师”立即给她发来了购买链接。


记者近日在某购药平台下单处方药左氧氟沙星胶囊后，平台提示“请选择线下已确诊疾病”。记者在“疾病栏”随机勾选了几项，“处方/病历/检查报告栏”空着，并确认“已确诊此疾病并使用过该药，且无过敏史、无相关禁忌症和不良反应”，很快便通过了验证，提交清单后，系统跳至问诊版块。


几秒钟后，有“医师”接诊，连续发来数条信息，其中第一条强调“互联网医疗只对复诊用户提供医疗服务”，后续几条信息均为确认有无过敏史或处于特殊时期。待记者回复“无”后，不到2秒，对方便发来一张处方单和购买链接。


北京居民杨木也有过此类经历，他怀疑屏幕背后接诊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执业医师：“在××平台购买处方药时，感觉对方跟机器人没有差别，只要打字过去，对方就会在10秒钟内迅速同意，根本没有给出任何专业意见。”有一次，他故意尝试描述一些不是欲购药品适应病症的情况，结果对方仍然二话不说很快开了处方。


有互联网医疗行业人士支招：假如是正规互联网医院，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应该有医生的签名、互联网医院电子章。“不排除有些小型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仍存在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工具自动生成处方，一些大平台会用AI等来辅助医生问诊，比如问病人几岁、哪里不舒服等，但是处方必须要求医生来开。”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教授邓勇告诉记者，为了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此前我国《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均明确规定，医师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药方后，药师要进行审核，但相关规范并未对“自动生成处方”这一行为进行明文禁止。


“法无禁止即可为。规范制定不明确，地方实践就会乱象丛生。现实中，一些平台选择‘AI开处方，客户直接取药’的模式，跳过传统的处方开具、审核环节，把开方直接变成了‘卖药’。这类行为严重违反我国药品管理制度，也给患者用药安全埋下了风险隐患。”邓勇说。


巨量接诊是否真实


线上医生谁来监管


对于在线问诊，医生回答几次算是一个完整的问诊、平台上显示的医生接诊量有无虚标、回复患者的诊断内容是否为医生真实回复……记者随机采访了北京、天津、湖南等地10多位群众发现，这些也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


北京某高校大二年级学生郝樱睿对此深有体会。她经常使用在线问诊，但至今不清楚到底医生回答多少个问题才达到收费标准。“一开始，有几个问题算免费咨询，但只要你说话了，就算一个问题，比如说一句谢谢或者你好。等免费次数用完后，医生却刚进入正题，为了解更多信息，你只能交钱充会员。交完钱，医生又会问化验结果之类的信息。有时，一圈下来，最后竟然让你去线下医院问诊。”


在线问诊前，先在平台上看看哪位医生的接诊量多，再确定向哪位医生问诊，这是山东曲阜居民张刀刀习惯的做法，因为在她看来，医生接诊量多就意味着其医术较强受患者欢迎。但她注意到，一些在线问诊平台上标注的医生接诊量动辄高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不禁质疑这些数据是否属实。


记者在某在线问诊平台上以皮肤科医生为检索对象，发现该平台线上接诊人数最多的皮肤科医生接诊次数为25万人次。假设每人线上问诊时间平均为10分钟，线上接诊时间约为41667小时，如果全年无休，10年为3650天，那么这10年里其平均每天线上接诊时间约11.4小时。


对于这些问题，有平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探索“品控”，“比如医生回答几次算作一次完整问诊；如何对那些将搜索到的内容复制粘贴给患者的医生进行监管；如何确保接诊量真实；出现误诊或开错药的情况由谁担责等”。


“核心问题是，谁来对医生在线上作出的诊断负责。线下医院的医生，由各地卫健委监管，医院和科室也会进行规范管理；而线上的医生，则相对比较独立。”前述北京某口腔医院资深医生说。


监管政策陆续落地


更好保证诊疗质量


互联网诊疗出现规模性增长始于2018年，这一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旨在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截至2021年底，全国互联网医院已达1700多家。


这些年来，为了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等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就互联网诊疗服务中涉及的医疗机构资质、从业人员资质、设备设施保障、服务流程规范等提出要求。尤其是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发布后，备受公众期待。


该细则针对互联网诊疗中处方审核、隐私保护、诊疗质控等社会关注点作出详细规定。


对于上网能看什么病，细则要求必须符合复诊条件：患者就诊时应当提供具有明确诊断的病历资料，如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由接诊医师留存相关资料，并判断是否符合复诊条件。当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本次就诊经医师判断为首诊或存在其他不适宜互联网诊疗的情况时，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邓勇认为，这些标准更具可操作性，且赋予了医生更多专业权限，进一步明确了服务边界、监管边界，有利于互联网诊疗服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对于线上诊疗的质量监管是否与线下诊疗相一致，细则给出了肯定答案：要求以实体医疗机构为依托，将互联网诊疗纳入整体医疗服务监管体系。


对于没处方也能买处方药，细则严禁“先药后方”：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处方药应当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和使用。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


这一点在邓勇看来，尤其值得肯定，“符合目前互联网诊疗‘回归严肃医疗’的主旋律，有助于将行业发展引回‘保障人民健康福祉’的正轨”。


他同时指出，要让“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的规定落到实处，必须考虑多重因素，比如应明确人工智能等主体的地位，“虽然我们将其称作人工智能，但它和部分助理医师一样，都是没有获得处方权的主体，目前的《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还存在不足，处罚对象局限于‘人员’。后续修改时应该考虑到人工智能等主体的特殊性，对仅由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的，应当与‘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一样，直接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


邓勇认为还应明确责任承担规则。“目前在互联网诊疗过程中，医疗机构与医师之间的权责依然通过合同调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多点执业的医师来讲，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医疗机构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合同约定‘出具处方不当造成损害的，在医疗机构赔偿后应主要由医师负担’，那么医疗机构就实质上规避了损害责任的赔偿风险，这有违权利与责任应当对等的原则。”


完善药品追溯体系也不可或缺。邓勇提出，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对处方源真伪的审核，对处方源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完善关于处方源的法律法规。利用互联网优势，充分利用二维码识别功能做好在线处方的审查工作。同时完整保留交易记录和交易证据，确保监管能够追根溯源。

7月7日，多项统计数据出炉，显示经济整体处于恢复中。


1—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


商务部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2365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8.1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46%至617.8亿元。5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562.8亿元，同比增长22.2%。





6月快递日均业务量超3亿件


7月7日，国家邮政局表示，6月快递日均业务量恢复至3亿件以上，超去年同期水平。上半年邮政快递行业新增自有全货机7架，其中747、767宽体货机数量升至19架，跨境远程运输能力明显增强。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业务研究三部副主任王岳含：下半年，保通保畅政策红利效果将进一步显现，线上消费渐回活跃区间，行业发展环境日益优化，传统运行旺季的潜力空间依然可期。


6月北向资金净流入超700亿元


资本市场方面，交易所数据统计，北向资金6月净买入超过729.6亿元，创出2020年以来新高，超8成行业获得了北上资金的加仓，这也是北向资金连续第三个月呈现净流入。“北向资金”是指香港地区向北边沪深两市流入的资金，一直被视为国际资本配置A股的风向标。6月以来，北向资金大量流向A股，彰显了海外资金对A股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


香港证券学会专业委员温天纳：从趋势可见，投资者信心复苏，中国经济发展及实力正吸引环球投资者加快布局中国资产。

91.3%受访高考生希望大学所学专业能令自己受益一生

过半受访高考生报志愿更看重就业前景和院校名气



高考成绩已经公布，志愿填报正在紧张地进行。都说“七分考，三分报”，对高考生和家庭来说，填报志愿又是一场重要的“考试”。在填报志愿时，高考生都看重哪些因素？又有哪些困扰？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1807名高考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来就业前景和院校名气最受受访高考生看重。57.3%的受访高考生纠结选热门专业还是兴趣专业。91.3%的受访高考生希望大学所学专业能令自己受益一生。

受访高考生中，东北地区的占9.4%，华东地区的占24.6%，华北地区的占19.9%，华中地区的占15.7%，华南地区的占16.8%，西南地区的占10.1%，西北地区的占3.5%。

过半受访高考生填报志愿看重就业前景和院校名气

河南省理科高考生陈楠今年考了533分，超一本线24分。他填报的志愿大部分在省内，有两所甚至在家附近。“我偏向在省内就读。一是外省高校的录取分数更高，二是在省内上学，生活比较方便”。

周旋凯也是今年的高考生，考了553分。他说，自己本想去上军校，报了提前批，但遗憾未过面试线，就参与了第一批次录取志愿的填报。“我最看重就业形势、专业前景、就读城市这三方面。专业得有市场需求，是社会发展正需要的。希望能够进入朝阳行业，有好的就业机会、较高的薪资水平。城市上，我偏向正在快速发展中的二线城市，生活娱乐环境好，消费水平不高，幸福感会更强”。

现在就读于武汉纺织大学的大三学生余晓璐，当时是本科第一批次录取。她觉得，考生填报志愿和参加高考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填好志愿，不浪费每一分，上能够得上的最好的大学”。

志愿填报过程中，高考生更侧重哪些因素？数据显示，未来就业前景(57.0%)是考生普遍重视的方面，其次是院校名气(52.8%)。其他方面还有：城市发展水平(48.3%)、专业排名(46.7%)、兴趣爱好(42.9%)、离家远近(38.9%)、学校环境与设施(34.8%)等。

57.3%受访高考生纠结选择热门专业还是兴趣专业

余晓璐回忆，填报志愿时最纠结的就是选择热门专业还是感兴趣的专业。“当时最热门的专业是电子信息、会计等，但自己喜欢经济类专业”。在提交志愿前，她咨询了研究生毕业的表哥，最终优先填报了热门专业，也是她正在就读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因为填报志愿时，自己对专业没有具体深入的了解。随着学习的深入，‘喜欢’可能变成‘不喜欢’，‘不喜欢’可能会变成‘喜欢’。所以优先考虑了就业前景”。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认为，考生填报志愿要考虑现实的市场需求，过于强调兴趣爱好是“不太靠谱的”。“首先，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其次，高考生对一些专业、职业的爱好，通常是建立在不太准确的认知基础上的”。

陈楠介绍，自己填报志愿时，在好学校的弱势专业和弱一些学校的强势专业间来回摇摆，“虽然超了一本线几十分，但想上更好的学校很可能被调剂到差一点的专业，我又不甘心去读学校的冷门专业。是选择学校名头还是选择专业优势，真是个‘世纪难题’”。陈楠最后主要报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工程4个专业，“前两者往年录取分数比较高，后两者相对低一些。专业上有‘冲’也有‘保’”。

考生们填报志愿，都被哪些问题困扰？调查显示，57.3%的受访高考生纠结选热门专业还是兴趣专业，53.2%的受访高考生纠结读名校弱势专业还是普校王牌专业，51.0%的受访高考生纠结读大城市的二本还是其他城市的一本，40.8%的受访高考生纠结选技术类专科还是综合类本科，26.8%的受访高考生苦恼于要不要离开家乡出省读。

对于很多考生纠结的，在城市、学校、专业的选择优先级上，陈志文认为，三者没有绝对的答案和顺序。他建议，成绩好的考生优先考虑学校，“好学校能赢得更多机会、跨过很多门槛。相对来看，专业的需求是比较宽泛的。例如选调生报名要求“985”院校，而很多招聘岗位对专业的限制往往是要求‘相关专业’。而且学习能力强的孩子，专业迁移能力也较强”。他提到，但对于有一些考生来说，城市的选择往往排在其他两项前面。“例如来自偏远地区的考生，可能会倾向去深圳、杭州这些大城市上一所普通院校，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

57.4%受访高考生认为要去正规官方平台了解高校招生与就业信息

“每一门专业都有发挥所长的领域和行业。专业的习得令我们受益匪浅、受用不尽。”余晓璐认为，大学所学专业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社会需求量小的专业，很多学生毕业后面临‘学不为所用’，只能踏入对专业限制少的行业，或者准备转专业考研”。

91.3%的受访高考生希望大学所学专业在未来能够令自己受益一生。

河北省高考生朱敏芮觉得，考生们花很多精力在选择专业上，就是希望所学专业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成长，提高竞争力。“专业排名、就业形势、招生计划等信息网上有很多，但因为来源、统计口径等问题，互相之间可能会不一致。我认为找准信源很重要，要以官方公布的为准”。

调查中，57.4%的受访高考生认为要去正规官方平台了解高校招生与就业信息。

“考生要好好研究填报志愿的书籍。应在自己分数范围内，研究历年对应分数的各校录取情况。还可以打高校招生办电话进一步了解。”余晓璐认为，考生自身要做好权衡，必须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别人代替不了”。

陈志文建议，考生可以向院校在读的学长学姐了解学科专业情况，“更接地气”。现在有很多渠道都能了解志愿填报相关信息，他认为没必要花大价钱去咨询填报。“考生要将考试院和学校公布的信息作为重要参考资料”。

调查中，56.7%的受访高考生认为要认真参与使用志愿模拟填报系统，54.9%的受访高考生希望教师加强招生政策解读，指导学生填报，54.2%的受访高考生肯定学校组织线上直播咨询、专设咨询电话等，47.8%的受访高考生表示要观看高校空中宣讲和专业介绍。

IMF总裁：不能排除明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月6日表示，自4月以来，全球经济前景“明显变暗”，鉴于风险升高，不能排除明年可能出现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未来几周内下调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3.6%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仍在敲定新预期。

近日，从北京到成都，自行车销量火热。线下门店出现“一车难求”的情况，有门店2小时就卖出20辆；有车行因缺货严重，只能转去卖电动车和修车。






记者调查发现，继露营、飞盘之后，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一股“骑行热”。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分享着“骑行热”的照片：在北京，华灯初上的长安街，骑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甚至还出现了每到下班点就“堵车”的盛况；在成都，100公里天府绿道上，挤满了前来骑行打卡的年轻人，有网友戏称“三分之一的成都人都在骑天府绿道”。







7月4日，骑行爱好者徐果告诉红星资本局，现在年轻人对自行车的认知，正从交通工具向生活方式转变，并逐渐成为新的“社交货币”。







现象·







“一车难求”







迪卡侬2小时卖出20辆自行车







有车行因缺货改卖电动车







近日，从北京到成都，自行车销量火热。市面上主流的自行车车型，有公路车、山地车、通勤车三种。红星资本局发现，很多自行车的旗舰店和线下门店中，热门车型常常处于断货状态，“一车难求”成了骑行圈现状。







北京的王可告诉红星资本局，买车时她看中了迪卡侬的一款，价格为1299元。当她打算入手时，店员告诉她这款车全北京只剩下两辆，调货也需要一周的时间。







王可还发现，自行车区是整个迪卡侬店里顾客最多的地方，短短2个小时内，就卖出去至少20辆。







“现在自行车很抢手，如果你确定要，我们只能为你保留2个小时。”7月3日，迪卡侬北京四元桥店的店员告诉红星资本局，最近店里自行车销量十分火爆，2000多元的车型卖得最好。







不止迪卡侬，自行车品牌捷安特同样面临缺货的情况。7月3日，成都一家捷安特专卖店老板表示，年初至今，捷安特的车就一直缺货，基本没有现车可以卖，对车行生意影响十分大，只能转去卖电动车和修车保养的业务。







线下自行车销售火爆，线上也迎来爆发式增长。淘宝相关数据显示，“5·20”大促期间，淘宝自行车销量增长一度超过50%。京东体育数据也显示，5月23日到5月30日的预售中，自行车、公路车等骑行品类是户外装备类销售情况最好的品类之一，整个骑行品类预售订单额同比增长240%。







同时，消费者对中高端自行车的需求也在增加。徐果表示，加入骑行运动的年轻人对中高端自行车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1万元左右的公路车十分普及。”他说道。在北京经营了两家综合性自行车行的刘宸也告诉红星资本局，1万-2万元的自行车在其店中最畅销。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相比低端车型，部分高端自行车更保值。在闲鱼等二手平台上，有用户挂出英国自行车品牌Brompton的二手车，如果颜色稀有、成色较新、原版停产等，价格几乎与原价持平，甚至高于原价出售，均在万元以上。还有用户挂出Brompton二手车并配文：“此车不出，就是得瑟下。”







调查·







“骑行火热”







长安街骑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三分之一的成都人都在骑天府绿道？







事实上，“一车难求”的背后是骑行热的带动。“感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街头，全是自行车。”在成都骑自行车通勤的陈星感叹。







自打4月买了自行车后，陈星的通勤路就从开车变成了骑车。在陈星看来，骑车既不堵车，又可以锻炼身体，不费油停车又便宜，“只要不下雨几乎天天骑”。







半个月前，北京的王可也买了一辆公路自行车。不同于陈星的通勤需求，王可喜欢在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夜游北京城，每天晚上都会骑行几十公里。







不止陈星和王可，红星资本局发现，继露营、飞盘之后，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一股“骑行热”。







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分享着“骑行热”的照片：在北京，华灯初上的长安街，骑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甚至还出现了每到下班点就“堵车”的盛况；在成都，100公里天府绿道上，挤满了前来骑行打卡的年轻人，有网友戏称“三分之一的成都人都在骑天府绿道”。







北京与成都只是“骑行热”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小红书上有关“自行车”的笔记已经超过了124万篇；抖音里与自行车相关的话题视频，播放量高达75亿次。去哪儿网数据显示，进入6月以来，“骑行”产品搜索热度较5月同期增长了近50%。







刘宸告诉红星资本局，骑行热兴起的原因，与疫情期间羽毛球馆、游泳馆、健身房等室内场馆暂停营业，室内活动场所减少有关。顾客转战户外运动，这部分人也是自行车的主要购买人群。







骑行里程超过20万公里的骑行爱好者徐果也明显感觉到，疫情后，身边加入骑行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现在，徐果会不定时组织骑友们进行“休闲骑”或者“夜骑“活动。







徐果发现，现在年轻人对自行车的认知，正从交通工具向生活方式转变，并逐渐成为新的社交货币，“一群人骑更有激情”。







背后·







“业绩增长”







生活方式带动经济







龙头企业业绩增长亮眼







“骑行风”刮来，自行车相关企业的业绩也在大涨。







来自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的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自行车(含电动自行车)制造企业营业收入1451.6亿元，同比增长30.6%，实现利润总额71.6亿元，同比增长46.4%。







其中，龙头上市企业增长更为明显。上海凤凰是自行车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其财报显示，2021年实现营收约20.58亿元，同比增长49.59%；归母净利润1.04亿元，同比增长71.26%。







今年一季度，上海凤凰实现营收4.14亿元，同比下降23.40%，但归母净利润同比仍在增长，增速达14.70%。







从事自行车整车及其零部件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久祺股份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2021年实现营收约37.10亿元，同比增长62.31%。今年一季度，久祺股份实现营收7.74亿元，同比增长3.31%。







久祺股份表示，分产品看，2021年公司成人自行车/儿童自行车分别贡献营业收入12.15亿元、7.4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00.5%、33.69%。







缺货严重的捷安特集团公布的财报显示，2021年全年销售额为818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80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17%。







业绩红火的同时，自行车行业也面临着上下游产业链缺货的困境。在刘宸看来，自行车销量火爆的背后，是受国内外自行车上下游产业链缺货的大环境影响。刘宸告诉红星资本局，碳布，套件，甚至轮胎等都影响一辆自行车的装配，缺货的影响非常大。







例如，自行车核心部件“变速器”，长期以来一直依靠进口。据新京报报道，国内市场1000元以上的自行车变速器，95%的份额被日本禧玛诺和美国速联占据，其中，禧玛诺是目前国内使用规模最大的品牌。但2020年以来，禧玛诺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工厂相继暂时停产；受航空停运限制，日本工厂生产的高精度零部件难以运抵中国。







今年3月，日本自行车零部件企业禧玛诺发布涨价通知称，因原材料成本的变化以及生产、运输等因素影响，公司从5月1日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整，其中自行车零件上涨0.5%-4%，修补件上涨4%-7%。核心部件涨价的压力是否会传导至终端？还有待时间验证。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下属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轻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晖接受审查调查；中轻公司原副总经理苏东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中轻新世纪公司原总经理吴冰犯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审获刑14年……连日来，中轻公司多名领导干部连续被查处，在集团系统内引发震动。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组建的全国骨干外贸专业公司之一，中轻公司曾为国家外贸事业和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个别领导干部背靠企业资源，利用政府项目政策倾斜、资金集中的优势，靠企吃企、损公肥私，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中轻公司系列腐败案发生后，通用技术集团纪检监察组会同有关部门围绕老问题、新表现，彻查违纪违法行为，从追赃挽损、防控风险、弥补漏洞、重塑生态等方面同步发力，以专项整治成效为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纪律保障。

靠企吃企：违规经营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损失

一片普通创可贴在采购合同中标价畸高、同一批医疗器械反复交易只签货单不走货物……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吴冰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触目惊心。

在担任中轻新世纪公司总经理期间，吴冰以开展医疗器械贸易为名，变相将公款借予他人开展融资业务。为提高贸易合同金额、填平账务缺口，吴冰将合同涉及的部分医疗器械、耗材采购单价提高至市场正常价格数十甚至成百上千倍，造成上千万公款无法收回。

在国企政策项目具体操作落地过程中，一项规划该不该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一个项目该不该批、批给谁、批多少经费，都有着严格规范的审批程序规定和要求。“但在企业决策中，主要负责人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特别是二三级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拥有重要的话语权、裁量权、决策权。”办案人员介绍。

以中轻旗下二级公司昆仑公司为例，在与上、下游企业开展贸易往来过程中，昆仑公司原负责人王某从中嗅到了“商机”，通过私自设立中间公司，虚增交易环节，骗取货物差价。“实际上，王某的中间公司没有货物交割，仅靠票据流转，就赚取巨额差价。”通用技术集团纪检监察组审查调查一室主任邢光介绍，通过这种手段，王某从中套取上千万元。

中轻资源进出口公司是中轻下属另一家二级公司，公司原总经理苏东在未经总公司审批同意的情况下，违规开展金属硅业务，利用银行授信为某公司提供融资，合作公司则出让部分利润点作为融资回报。

由于外贸回款慢，苏东与合作公司通过虚假的货权转移证明等单据虚增贸易额。然而，国资委曾明文规定，严禁开展无商品实物、无货权流转或原地转库的融资性业务。其后，合作公司资金链断裂，给中轻资源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除此之外，中轻公司多名涉案人员存在虚增公司利润、违规开展出口赊销、侵吞公款、违规经商办企业、私设小金库等违纪违法问题。经查，中轻公司所属资源公司、东方公司、宁波公司、群星公司、新世纪公司、昆仑公司等6家企业共涉及违规经营投资问题36项，管理制度、生产经营规定形同虚设，监督制衡机制完全失效。

窝案串案：形成内外、上下利益链条，破坏企业内部风气

作为一家从事外贸进出口的国有企业，中轻公司业务多元、对外商业往来频繁，加之人员管理、制度规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结伙作案成为该系列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挪用公款与多家私营企业签订医疗器械购销协议后，作为回报，吴冰按照所占用资金年化收益12%的比例从私营企业主处收取个人回扣。为了掩人耳目，吴冰与“白手套”企业主约定回扣款由后者代为保管并按照吴冰要求支出。5年间，吴冰共收取回扣3600余万元，用于奢侈消费。

除里应外合勾结作案，部分处于同一利益链条的公司管理人员互相串通、抱团腐败，形成窝案串案。宁波中轻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乔贤平、原副总经理张静、原业务四部经理程宝儒利用管理公司展位的职务便利，私自对外转卖展位，6年间共贪污转卖费用800余万元。

作为中轻公司外派到宁波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经理，乔贤平与程宝儒工作上本应一人负责市场开发和业务发展，一人做好财务管理，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但二人只有“配合”没有监督，不仅共同贪污展位费，还合伙谋划做假账，虚做利息收入以维持表面业绩、评选A级企业，严重违反国家和公司财务规定。

作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本应珍惜国有资产资源资金，发挥企业“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但中轻公司少数干部背靠企业优势，不仅己身不正，还催生了损公肥私的恶劣风气，一些年轻干部上行下效、随波逐流，形成破窗效应。

深挖彻查：盯紧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让空转制度落地

翻看这起系列腐败案的案卷，可以发现，集体决策制度不贯彻不执行，为靠企吃企开了绿灯。岗位长期不轮转、不交流，为利益的固化、圈子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便利。重业务、重技术、轻党建，导致涉案人员纪法意识严重缺失，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就不足为奇。

“中轻公司下属共28家二级子公司，其中21家境内企业、7家境外企业，业态复杂、人员分散，监督监管乏力。”邢光介绍，部分二、三级公司负责人行事作风“老板化”，一把手专权擅势、独断专行，造成空转式经营、“赌博式”上项目。

中轻公司系列腐败案发生后，通用技术集团党组、纪检监察组对违规经营投资负有责任的5名公司时任领导人员进行追责，对下属公司52人进行处理处分，其中5人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另有多名干部涉嫌违纪违法案件正在办理中。

为落实对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人员的监管，中轻公司制发有关干部管理规定，对公司总部及所属公司领导人员的职责权限、选拔任用程序标准、监督管理方式、提醒诫勉实施细节等进行明确和规范。

针对财务管理和业务经营风险，中轻公司落实不相容岗位分离原则，修订完善六项财务制度，定期邀请外部机构进行审计，实行财务负责人委派制，二级公司财务负责人均由中轻公司选拔、任命、定期轮岗。

在谈到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原因时，所有涉案干部均提到自身纪律意识淡薄、法律观念缺失，“不懂法、不学法”，自认为“职务级别不高，组织不会注意到”“把权力当作个人能力的体现”，侥幸心理战胜了理智，导致权力运行失控。乔贤平在业务失败被降低薪酬后，不仅不考虑如何挽回损失，反而有意放松向欠债方追讨债务的力度，以便向其索要钱款填补个人收入缺口，完全丧失了一名国企领导人员的纪法底线，其责任意识、职业道德之缺失，对私欲追求之盲目可见一斑。

为上紧集团员工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发条，充分发挥案件警示教育作用，中轻公司将廉政教育纳入日常工作，围绕发生的系列案件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中轻公司纪委书记李超锋介绍，公司成立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协调小组，多次召开专题会，分析查找廉洁风险点。“希望通过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形成长效机制，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不忽视任何一个环节、不留下任何一个尾巴。”

举一反三：多措并举、综合施治，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通用技术集团共有三大主业：装备制造与技术服务、医药医疗健康、贸易与工程承包，分别对应“制造强国”战略、“健康中国”战略、“一带一路”建设，责任重大，必须以良好政治生态保障公司高质量发展。

以查办中轻公司重点案件为突破口，借助于正在开展的靠企吃企专项整治，通用技术集团纪检监察组会同战略部、财务部、审计风控部、人力资源部等部门，针对不同业态特点，对集团各领域违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清查。

选取重点领域，聚焦共性问题开展督查。通用技术集团持续加大境外腐败、民企挂靠国资、“影子股东”等问题整治力度。为整治利益输送和设租寻租，集团选取8家国有股权转让和增资扩股较为集中的二级公司、8家资产并购项目较多的二级公司进行重点抽查，并不断扩展抽查范围。经过六轮内部巡视，集团已实现对下属二级公司巡视全覆盖。

既查老问题，又督新情况。集团纪检监察组在严肃查处违规经营投资、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套取巨额国有资金、在公司购销业务中收受大额回扣等老问题的同时，着力查办了集团某投资公司干部低买高卖基金套利、医疗板块某公司干部违规融资租赁等新型职务犯罪案件，去年以来共留置17名涉案人员，形成有力震慑。



既要惩处，又要施治。聚焦突出问题，集团纪检监察组推动制定修订规章制度84项。例如，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方面，针对境外机构审批决策、境外领导岗位和关键人员管理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境外资产监管重点环节；在领导干部廉洁用权方面，制定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制度，划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禁业范围，规范经商办企业行为。“保持高压惩治，不仅是为了筑牢底线、加固后墙，更是为了表明我们深入整治靠企吃企的坚定决心和态度，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通用技术集团纪检监察组组长王会杰说。

本报北京7月4日电（记者陆娅楠）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6月，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累计发送货物19.46亿吨，同比增加1.02亿吨、增长5.5%，日均货物发送量等多项货运指标创造历史纪录。


统计显示，今年前6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完成17.8万车，同比增加1万车、增长5.9%，单日货物发送量、货运周转量、装车数、卸车数等多项指标刷新历史纪录。同期，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0.4亿吨，同比增长7.9%；其中电煤6.9亿吨，同比增长9.1%。截至6月30日，全国363家铁路直供电厂存煤6464万吨，平均可耗天数25.4天，保持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发挥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统筹用好西、中、东通道能力，积极推进阿拉山口、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扩能改造，与沿线各国铁路部门加强合作，实现中欧班列稳定开行，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今年前6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473列、发送72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2%、2.6%；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集装箱班列图定线路由9条增至12条，累计发送货物37.9万标准箱，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本报北京7月4日电（记者李晓晴）记者日前从水利部获悉：今年前5月，全国水利建设全面提速，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推进项目开工方面，新开工10644个项目，投资规模4144亿元；其中投资规模超过1亿元的项目609个。吴淞江整治、福建木兰溪下游水生态修复与治理、雄安新区防洪治理、江西大坳灌区、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灌区等14项重大水利项目开工建设，投资规模达869亿元。



扩大建设投资方面，在争取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从利用银行贷款、吸引社会资本等方面出台指导意见，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前5月全国已落实投资606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54亿元，增长34.5%；完成投资310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090亿元，增长54%。吸纳就业人数103万人，其中农民工就业77万人，充分发挥了水利对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作用。

加快实施进度方面，海南南渡江引水工程竣工验收，青海蓄集峡、湖南毛俊、云南车马碧等水利枢纽下闸蓄水，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进入全面挡水运行阶段，一批工程开始发挥效益。同时，已安排实施3500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理中小河流长度2300多公里；加快493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可新增、恢复灌溉面积351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343万亩；建设了6474处农村供水工程，完工2419处，提升了932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

水利部提出19项工作举措，明确了引调水、重点水源、控制性枢纽、蓄滞洪区建设等重大水利工程，以及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灌区建设和改造、农村供水、水土保持等项目的推进措施，精准落实责任。下一步将在做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组织推动，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旬保月、以月保季，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一些医生对互联网医院的积极性不高，一方面由于线下医疗服务需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医院的诊疗服务定价不尽合理。有医生建议，要为医生线上出诊提供“阳光收入”，相关部门也要及时制定互联网医院诊疗的相应规范及物价标准，完善绩效激励评价机制。



“线上接诊时要先了解患者主诉，详细询问病史，查看病历资料，再给予患者治疗建议，开具药品处方并书写病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互联网医院医生张珂向《工人日报》记者介绍了她线上接诊的流程。

互联网医院为医患沟通架起了新桥梁，依托线下医院，很多互联网医院还入驻了力量强大的医生队伍，为群众寻医问药提供便利。但是记者在北京、沈阳、深圳等地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医生对互联网医院的积极性并不高，有的互联网医院医生甚至存在零出诊、零评价、零回复现象。

《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互联网医院真正能实现有效持续运营的不足10%，大部分处于建而不用或浅尝辄止的状态。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赵永胜表示，互联网医院真正落地的最大困难在于如何调动医生的积极性。

医生利用闲暇时间回复患者

2018年，经过严格培训和准入考核后，张珂正式成为北医三院互联网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她看来，互联网医院不仅能让患者和医生保持联系，方便及时、顺畅沟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医患关系。

据介绍，很多互联网医院有严格的医师准入机制，医生不仅要具有医师证、实体医院执业资格证，以及独立临床经验，还需要取得互联网医院执业资质。

北医三院医务处处长、互联网医院办公室主任胥雪冬在《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中表示，线上接诊能及时满足患者的复诊需求，从而将线下门诊资源更多地提供给首诊患者。同时，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衔接，患者的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能形成闭环，使得治疗具有连续性。

互联网医院为患者寻医问药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是很多医生却对此积极性不高，一些医生仅把互联网医院的工作当成“副业”。

张珂直言，在日常工作中，她首先要保障线下医疗服务的时间，接诊互联网医院患者则主要利用休息时间或碎片化时间完成。目前，她平均每周在互联网医院接诊30余人次。

今年4月，记者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诊室看到，主治医师李雅琴正用手机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对线上患者的问诊进行答复。她告诉记者，线上有患者问诊，医生会收到短信通知，一般也是利用休息时间回复。

线上诊疗服务定价不尽合理

除了在工作时间难保证，《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互联网医院诊疗费定价不合理，也是医生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沈阳一家三甲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周雯告诉记者，其实在互联网医院出诊并不比线下轻松，而且出诊时不同级别的医生均按普通门诊诊察类项目价格收费，主任医师和医师的诊疗费都是9.6元。

“诊疗服务定价不尽合理，存在‘一刀切’现象，不能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高级别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周雯说。

周雯还直言，相比线下，她在线上为每位患者身上花费的诊疗时间要多出20%，有时为了确定患者的病情，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与患者在线交流，而且大部分诊前咨询是免费的。

《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指出，以线上复诊为例，北京收费50元，而医院知名专家线下普通号是100元，特需号是300元。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互联网医院相关负责人对此也深有同感，“目前的线上诊疗费难以调动医生积极性，医生完成线下高负荷工作量后，利用休息时间开展线上问诊服务，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而只能收取最低诊疗费标准，即25元，难以调动积极性。”

为医生线上出诊提供“阳光收入”

“增加医生的活跃度，需要为医生线上出诊提供‘阳光收入’。”周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下，线下诊疗受限，这对医生上线并持续提供线上服务起到催化作用。“不过，要想让医生真正拥抱互联网医院，并参与其中，还需要满足医生的多元化需求。”

《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强调，对医院建立有效利益分配机制和成本补偿机制，对医生建立有效的绩效激励评价机制，是互联网医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大前提。

报告还指出，互联网医院整合了线上线下流程，相对传统诊疗服务来说，业务模式和用户就诊路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医生的绩效激励如果不能跟随业务调整，势必会制约互联网医院的发展。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符合规定的“互联网+”医疗复诊服务，按照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察类项目价格收费和支付。

赵永胜表示，为提高医生积极性，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每周定期开互联网医院例会，同时将诊金全部作为医生绩效奖励。

张珂建议，相关部门及时制定互联网医院诊疗的相应规范及物价标准，完善不同角色人员的绩效激励评价机制，让医生、护士、药师和技师的劳动价值能分别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