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视频、一段语音，未必是真人拍摄或录制，在你不知道的手机App后台、支付界面、门禁闸机，或许有人正在盗刷你的脸。随着人工智能(AI)深度合成技术日益精湛，合成的音频、视频等伪造内容越来越能以假乱真。毫无疑问，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正在面临技术滥用的风险与挑战。



盗刷人脸、篡改声音，那都不叫事儿

近两年来，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多名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门抓获。犯罪嫌疑人作案流程极为雷同：先是非法获取他人照片或有偿收购他人声音等“物料”，然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照片“活化”、合成动态视频，之后或直接骗过社交平台、支付宝账户的人脸核验机制，进行非法获利；或骗过手机卡注册过程中的人工审核环节，继而利用他人名下的手机号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使被收集信息的人遭受安全威胁和财产损失。

一张陌生人的图片，如何“活化”成为视频？

半月谈记者在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实验室的演示电脑前看到，一张刚从微信朋友圈中下载的陌生人的正脸静态照片导入电脑后，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照片上的人物可瞬间“活”起来，根据指令做出相应的眨眼、张嘴、皱眉等精细动作和表情变化，并在短短十几秒内生成流畅视频。

“完成由静到动这一驱动操作的技术叫深度合成技术，是人工智能内容合成技术的一种。”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工程师萧子豪说，深度合成技术已经衍生出包括图像合成、视频合成、声音合成、文本生成等多种技术。

在技术加持下，盗刷人脸不再是难事。在手机卡注册、银行卡申请、支付软件登录等需要人脸动态识别的环节，这些伪造的合成视频可协助不法分子通过后台审核验证。

技术人员向半月谈记者演示了声音合成的操作。几段60秒的陌生人语音通过深度合成技术，即可生成“不用打卡，直接微信转账给我吧”“今天你不用去接孩子了。我就在学校附近，顺路去接孩子”等语音，效果如同真人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合成令人“细思极恐”。

深度合成正瓦解“眼见为实”

在国内外内容平台、社交平台上，深度合成内容呈现“量质齐升”。其中合成的影视剧片段、话题人物的换脸视频等因具有较强娱乐性而被大量传播。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智媒研究中心、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大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深度合成十大趋势报告(2022)》显示，2017年至2021年国内外主流音视频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上，深度合成视频数量的年均增长率超过77.8%。2021年新发布的深度合成视频数量是2017年的11倍。与此同时，深度合成内容的曝光度、关注度、传播力也呈指数级增长，2021年新发布深度合成视频的点赞数已超3亿次。

“网上流传的视频、语音，未必是真人拍摄或录制。”浙江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任奎说，是全脸合成、音频合成，还是真实拍摄录制，许多时候凭借人眼难以分辨。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朱军认为，深度合成技术正在改变信息传播内容信任链的底层逻辑和复杂程度，风险隐患在迅速加大。一方面，“眼见为实”的定义发生改变。尽管公众对照片等静态信息易被篡改已有认知，但对视频、声音等动态信息仍持有较高信任度，深度合成技术再次瓦解了“眼见为实”的信任逻辑。二是短视频的广泛传播，使深度合成技术的滥用产生了较大范围的影响力和破坏力。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教授薛澜认为，当深度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走向“滥用”，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伦理和治理问题：轻则侵犯个人财产安全、伤害个人尊严和隐私，重则威胁国家安全、影响社会稳定。

引导技术向善，完善AI风险治理体系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用好这把双刃剑，既不能让技术成为脱缰的野马，也不能让技术创新原地踏步。

从善用技术的角度，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技术专家邬贺铨提出，对于技术的新应用、新发展，不能“一刀切式”地禁止和干预，以免阻碍其创新。而应当从源头上解决技术衍生的安全问题，利用技术创新、技术对抗等方式，持续提升和迭代检测技术的能力。

朱军认为，当前针对深度合成应用的检测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手段尚不成熟。建议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力量，尽快形成有效、高效的深度合成应用技术检测能力，以在舆论战、信息战中争取技术优势。

从风险治理的角度，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邱惠君指出，近年来的数字化转型倒逼多国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治理落地。欧盟率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立法，基于风险分析的方法，重点明确针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管框架。

“人工智能安全包括数据安全、框架安全、算法安全、模型安全、运营安全等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应当构建‘规定+标准+法律’的一体化治理规则体系，出台风险治理的指南、标准、评估规范，在条件具备时完善立法。”邱惠君建议，重点围绕数据、算法、模型和运维的角度，一是构建数据采集质量规范；二是根据应用场景对人工智能进行系统风险分级分类；三是建立安全责任体系，明确设计开发单位、运维单位、数据提供方的各自责任。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际红表示，打击“变脸”诈骗犯罪，应从技术的合法使用边界、技术的安全评估程序、滥用技术的法律规制等方面予以规范，提高技术滥用的违法成本。

朱军提示，公众应当对深度合成新技术、新应用形成正确认知，对其不良应用提高防范意识，保护好个人声纹、照片等信息，不轻易提供人脸、指纹、虹膜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

“厕所革命”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重要任务之一，该街道在2020年实施完成的农村公共厕所，存在建而不用的形象工程，建成的公厕并未发挥应有的效应，专项资金实施的惠民项目成为摆设。

据今年3月艾瑞咨询发布的《水果新食尚消费趋势报告》，54.9%的受访者水果食用频率为每天一次及以上，两周以上未食用水果的受访者仅为0.1%。

购买频率高、用户基数大，我国的鲜果零售市场早已达到万亿规模。

在水果行业，一直有着“南百果、北鲜丰、西洪九”的说法。今年5月，百果园在港交所递交了招股文件。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另两家企业(洪九果品、鲜丰水果)也早已踏上了IPO之路。

只不过三家水果巨头的上市之路并不顺利——2020年6月，百果园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向证监会递交审批材料，为港股上市做准备，但是直到发行核准失效，百果园都没有递交招股书；而此次百果园在冲刺IPO时，又被曝出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网友广泛讨论。

鲜丰水果于2019年12月正式启动A股上市计划，但又于2021年1月终止上市辅导。

洪九果品2019年曾与东兴证券签署上市辅导协议，拟赴A股市场IPO；2021年9月，企业终止了A股上市辅导；2021年10月，洪九果品递表港交所。

虽说这些企业在拥抱资本的道路上集体遇冷，但行业“三国杀”的竞争格局也已经形成。谁能成为“水果第一股”？水果行业现状又究竟如何？

(1)

卖水果的不同“玩法”

事实上，虽然我国鲜果零售市场规模庞大，但市场比较分散，行业集中度并不高。百果园、洪九果品、鲜丰水果三家企业看似都做着卖水果的生意，但定位与商业模式却截然不同。

百果园：本地O2O模式

百果园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集果品生产、贸易、零售为一体的水果全产业链企业。

百果园属于本地O2O(OnlineToOffline)模式：线上、线下一体布局，可通过自营APP及第三方O2O平台为消费者提供生鲜水果外卖服务。招股书显示，百果园2019年-2021年营收分别为89.76亿元、88.54亿元及102.89亿元。

门店情况来看，百果园主要走加盟模式，目前在全国门店数量众多。截至2022年4月20日，百果园已拥有5336家加盟门店，而自营门店仅为15家。

对于主要走加盟模式的百果园来说，优劣势也十分明显。优势而言，首先加盟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轻资产快速扩张，快速占领更多市场；其次，在不断加入的加盟商手中，企业也可以获取巨额营收。而加盟模式的劣势也很显著——加盟商管理难度大，进而容易导致产品品控、服务水平难以把控，对企业口碑造成损害。

洪九果品：端到端模式

洪九果品成立于2002年，企业的定位是专注于高端进口水果以及国产水果的全产业链运营。

洪九果品商业模式是端到端模式，从原产地直采，再经过自有工厂的加工分拣，直接销售给全国各地客户。主要客户渠道包括终端批发商、商超、新兴零售商。洪九果品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洪九果品营业收入分别为20.77亿元、57.71亿元和102.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2.44%。



不同的水果对洪九果品的营收贡献有所不同，目前企业的营收主要以榴莲、山竹、龙眼、火龙果、樱桃、葡萄六大果品为核心。其中，榴莲在2019年-2021年实现营收分别为4.73亿元、21.07亿元、34.81亿元，占总营收比达到22.8%、36.5%、33.9%。正因如此，洪九果品在市场上也有着“榴莲大王”的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洪九果品来说，这种海外采买模式，会让水果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自然灾害、运输以及疫情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鲜丰水果：B2B模式

鲜丰水果成立于1997年，企业的定位是集新零售、智慧冷链物流和供应链B2B平台的全球化企业。

目前，鲜丰水果旗下拥有鲜丰水果、阿K果园子、水果码头、鲜果码头、杨果铺五个水果品牌。鲜丰水果官网显示，目前鲜丰水果在全国拥有的门店数量已超过2000家，主要辐射江浙沪皖渝川等省市，并拥有19个共计10万方的现代化冷链仓储中心。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鲜丰水果营收达到56亿元。其为大型餐饮企业、大型单位食堂提供餐后水果，向3万多家社区小店(夫妻店)供货的toB业务就贡献了超10亿元的销售额。

(2)

卖水果终究是门辛苦生意

不管三家企业的商业模式有何不同，归根到底都是“卖水果”的生意，所以最终也离不开水果的产品特性。

企业利润空间少

首先，水果属于非标准化产品，种植端和零售端均较为分散。从果园到零售商的价值链可分为采摘、分选、包装、保鲜、储存、运输等多道程序，导致整个产业链冗长，涉及较多中间商环节。

其次，水果的损耗率较高。大多数水果一经采摘，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容易腐烂变质。长途运输、未能及时售出，都会使水果品质打折扣，甚至无法销售从而造成直接损失。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水果的成果率仅有50%-60%，而在流通中产生的损耗达到30%。

要应对这两大难题，需要玩家们打通市场的上下游产业链，才能使这门生意变得可控。但供应链的建设也必然会带来高额成本，企业的利润空间也会受到挑战。

所以说，卖水果终究是一门与时间赛跑的辛苦生意，而这也体现在企业的财报数据上。

百果园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百果园的综合毛利率为9.8%、9.1%和11.2%；净利率分别为2.8%、0.5%、2.2%。报告期内，百果园分别实现净利润2.48亿元、4565.8万元、2.26亿元。也就是说，2021年百果园创造了超百亿的营收，最后净利润却仅有2.26亿元。

采购成本居高不下

拖累企业利润的，主要是居高不下的采购成本。

百果园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百果园的销售成本占总营收比分别为90.2%、90.9%和88.8%，其中存货销售成本(主要为水果采购成本)分别占销售成本的96.2%、95.2%及95.3%。

而洪九果品招股书显示，2019年～2021年，洪九果品销售成本占总营收比为81.1%、83.4%和84.3%。

此外，2019年-2021年，洪九果品四大分销渠道的平均售价皆呈现下滑趋势。终端批发商平均售价已经从14.1元降至10.0元，新兴零售商的平均售价从17.7元一路下滑至9.4元，商超客户从13.6元降至11.4元，直接销售从17.5元下滑至12.2元。

总的来说，虽然水果行业市场规模巨大，但行业集中度并不高。哪怕作为第一分销商的百果园与第二分销商的洪九果品，也仅分别占据1.1%与1%的市场份额；截至2021年末，中国前五大市场参与者的市场份额共计不过3.2%。

即便是在水果市场征战多年的强者们，也很难改变这个市场格局。他们更多的还是在庞大的市场面前，赚属于自己的“辛苦钱”。

(3)

行业突现“野蛮人”

水果生意没有想象中美好，但高频消费的特性，也让互联网巨头纷纷盯上这块蛋糕。

外患：互联网巨头“卖水果”

2020年年初，疫情黑天鹅事件爆发后，一场社区团购大战也顺势拉开，阿里巴巴(09988.HK)、京东(09618.HK)、拼多多(PDD.US)、美团(03690.HK)等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加入。美团CEO王兴更是放下狠话，一定要打赢社区团购这场仗。

互联网巨头之所以要打社区团购战，主要是想用生鲜这类高频消费去培养用户使用习惯，再通过高频打低频策略，让消费者触及到更多利润空间但相对低频的产品上去。而互联网巨头“卖水果”优势也十分明显，首先它们本就有较强的物流优势以及供应链体系；其次，它们本身具备较大的用户基数，用户转化也比较容易；最后，在资金方面这些互联网巨头也具备优势，凭借资金实力它们前期可以通过巨额补贴的方式，逼退玩家出局。

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中国生鲜线上渗透率已经从2016年的2.9%提升至2021年的12.9%，并将在2026年进一步提升至22.4%。社区团购大战对于像百果园这类主攻线下水果店的玩家来说，竞争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蛋糕”被分走，或许也已经成为必然。

内忧：品牌忠诚度、食品安全

除了“外患”以外，由于水果难标准化，因此也很难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而食品安全问题，也变成了企业异常敏感的红线问题。

今年5月，百果园因变质水果做果切一事，一度引发广泛关注，百果园不得不出面道歉，但企业遭受的形象损失却难以弥补。而洪九果品、鲜丰水果此前也都因食品安全相关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或被消费者投诉过。

“水果第一股”之争背后，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如果能成功上市，一方面可以在集中度不高的市场上抢夺更多关注度；另一方面，通过融资补充现金流，也可以更好地扩张，抢占优势市场位置。而即使成功上市，能否给出资本市场满意的答案，又能否扛住更多的压力、更严格的监管，企业的挑战并不会小。

“水果第一股”的比拼，是企业营收规模、商业模式、产品品控等多维度的比拼。在资本市场频繁遇冷的水果巨头们，或许它们的“优势”依旧不够有说服力。水果零售是门好生意吗？答案或许早已呼之欲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战略纲要，明确了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



可以说，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的深度合作，是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而在传媒领域，教育与产业的融合，是由科技力量串联。

在媒体形态愈发多样的今天，传媒人才应该如何培养？未来，我们将如何应对产教融合新趋势？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3位传媒、高校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新环境下的产教融合发展现状与未来方向。

技术促动媒体与教育融合迎来发展新局面

在智能技术的催生下，媒体与教育行业深度融合进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是时代使然。技术驱动与文化发展推动教育行业不断转型，提升知识转化与应用能力，同样是时代的呼唤。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分会会长张志安看来，当下，国内不少新闻类院校已经走在了产教融合的前列，在媒介技术和传媒变革领域均进行了有效探索。目前，已有部分新闻院校围绕智能媒介技术、应用、发展趋势等，从学术研究、新闻实践、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开拓。不可否认的是，产教融合的局面也同样因地区发达程度、媒体数字化技术的采纳和创新实践而受到制约。因此，新闻院校与媒体之间的产学研互通，总体仍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

在媒体与教育行业，产教融合为何能擦出火花？

张志安认为，在新技术传播场景中，媒体作为实践主体，主要扮演最前沿的拓展者角色，学界则主要是研究者和趋势的判断者，“两者之间是亲密的伙伴关系，通过互助、互通，用实践反哺理论，理论指导实践。”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言会认为，在产教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媒体和教育行业分别担任独特的角色。媒体行业提供学生参与实践的平台，成为检验传媒教育效果的重要评价者。新闻传播学院则是媒体行业的人才培养基地。他相信，随着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教育和媒体行业的关系愈加紧密，尤其媒体从业人员的继续深造有利于推动产教融合，实现媒体和教育双向发展。

展望未来探索联合培养助力产教融合

在媒体形态愈发多元的今天，传媒人才教育亟需培养多样型的智能媒体人才，将产教融合做强、做大，有深度、有广度、有融度，是未来双方发展的重要路径。

张志安建议，未来，产教融合的发展可以依靠项目导向、问题导向解决，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推动双方进行协作。

胡言会则认为，目前双方以项目制合作的形式比较有效，但局限也明显，无法实现全面融入，合作深度有限。他建议，今后双方可以探索联合培养、共同进行成果转化，真正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产业发展与传媒教育联动。比如，可以依托新闻传播专业“新文科”建设，整合资源，融合大数据和算法等科学技术，推动融合新闻、智能传播发展。

成都工业学院校长叶仲斌则从电子信息类高校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他说，在诸如人工智能、计算机等电子信息类专业中，要从人才培养方案的角度，加入传媒学科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概念；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打造一批懂传媒的电子信息类专业课教师，在课程中融入传媒元素；在学生实践过程中，将传媒与课程专业结合培养，以便未来适应新时代媒体需要，成为懂技术的媒体人。

“先别拆！抽手机”“先别撕！你有红包待领取”“扫码领福利，好运永不停”……在拆快递时，你是否注意过快递单上的这些二维码广告？这些广告大多印在快递面单收寄信息的下方，同时附有二维码。但这些含有“大奖”的二维码广告，大多内容虚假。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快递面单上印发的广告，同样受到广告法的规制，广告主和广告制作方、发布方要对发布广告的真实性负责，否则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扫码广告“套路满满”







作为一名网购达人，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王聪很少会看快递包装上的信息，但一次拿着快递坐电梯时，他竟然发现自己可能以前错过了很多“宝”。







在快递面单下方，王聪看到了一个写有“扫码得惊喜”的广告，尝试扫了一下广告旁附带的二维码后，系统自动跳转到了一个抽奖平台。根据提示进行操作，王聪很“幸运”地抽中了一款“限定手链”，但当他准备兑奖时却发现，该抽奖平台要求必须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包括个人电话、住址甚至身份证号，同时要先支付99元邮费才可获得这款奖品。







考虑到这款所谓的“限定手链”连具体品牌都没有，抽奖平台也没有客服可以咨询，王聪考虑再三，选择了放弃。







和王聪有相同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郑春华专门关注过一段时间快递面单广告，扫码领红包、扫码抽奖、扫码送好礼等活动她都参与过，最后发现是“套路满满”。







“像扫码领红包这类的广告大多是要求你下载某款App，才能获得红包返利，但要想提现，还需要把下载链接继续分享给其他人，分享多人下载后才有可能提现成功。扫码抽奖和扫码送好礼的套路差不多，基本都能中奖，商家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你的个人信息和收取高额邮费。”郑春华曾经扫码获奖两桶洗衣液，支付邮费后收到洗衣液，根本就是些不知名产品，在网上搜索价格后才知道两桶洗衣液的价钱还没有支付的邮费高。







针对快递面单广告问题，安徽省消保委曾于2021年11月11日至12月25日，对1111份来自市面上主流快递公司的快递面单样本进行测试、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快递面单广告现象十分普遍，有674个样本中含有二维码小广告，占比高达60.67%。根据对各快递公司快递面单样本含“广告”比例的调查，“广告”比例最高的快递公司，样本中有八成以上都有“广告”。这些广告内容大多涉嫌夸大甚至虚假宣传，有些已经因为推广内容涉嫌欺诈被“暂停服务”。







涉嫌发布虚假广告







对于快递面单广告，很多快递从业者已经见怪不怪了，北京市海淀区某菜鸟驿站一名工作人员就提醒记者：“不要扫码，都是骗人的。”







在该菜鸟驿站，记者注意到，目前快递面单广告情况有所好转，在顺丰和京东的快递面单上几乎没有发现广告，其他快递公司的一些快递面单上则依然印有扫码广告。







“快递面单上的广告究竟是谁投放的？”面对记者的这一问题，该菜鸟驿站工作人员表示广告来源不是很清楚，但由于菜鸟上门取件的包裹快递面单上是没有广告的，因此快递面单上的广告很可能是在电商平台或卖家环节打印产生的。







对此，记者又询问了一些电商平台商家，商家则表示，快递面单在打印之初便已印有二维码广告，因此应该是广告方与快递企业进行了广告投放合作。







记者以“快递广告”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发现一些广告公司明确标明承接“快递面单广告”业务。一名广告公司工作人员透露，此类快递面单扫码广告投放一般是由快递公司或菜鸟驿站和广告投放公司合作完成的，像他所在公司主要承接菜鸟电子面单广告业务，具体涉及的快递公司主要为“四通一达”。







但某快递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直言，快递公司提供的只是物流服务，正常的快递面单信息模板只有收件人名字、手机号、地址以及查询快递的单号，至于其他内容，消费者无需理会，如果自行扫码出现了问题，快递公司不会承担相应责任。







陈音江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不论快递面单上的广告由谁印制，既然出现在了快递面单上，快递公司实际上就相当于广告发布者的角色，不仅对面单上的广告内容负有审核义务，一旦出现问题，也难以脱责。







“快递面单上的广告同样受广告法的规制。根据广告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陈音江认为，如果快递公司没有进行必要审核，或者明知是虚假广告，仍然发布，则要跟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当前一些快递面单广告通过诱导的方式吸引消费者扫码抽奖或领奖，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既获取了扫码者的个人信息，也几乎无法让扫码者抽中包装上所承诺的奖品，已经涉嫌发布虚假广告，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快递公司有义务和责任对“自家”快递面单上的广告内容进行审核，要确保上面印制的广告内容不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完善法律强化监管







在快递面单上印制广告究竟合不合法？







对此，太原理工大学法学系主任张振宇认为，如果购物成功，快递及其包裹的所有权归消费者，快递公司并不具备所有权，未经授权而乱印广告的行为侵犯了该包裹所有人对包裹外包装的收益权。但他也表示，对于快递公司等是否能够在快递面单上印广告，我国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目前只在快递封装用品的国家标准中可以查到“包装袋任何部位不得印有经营性质的广告”的规定。







“当前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禁止在快递面单上发布广告，因此这种行为并不违法。”但陈音江表示，印在快递面单上的广告，必须要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确保广告内容真实准确，否则将涉嫌违法，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快递广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张振宇认为，市场监督管理等监管部门也应进一步发挥监管作用，针对快递广告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并建立全面、及时、长期地监管机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刘俊海注意到，当前快递面单上的不少广告都意在获取扫码者的个人信息，给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在提醒消费者不要乱扫此类广告二维码，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身份信息的同时，他建议相关部门应考虑尽快出台或修改有关法律，从法律层面对快递广告的合法性进行规范和约束，并对快递广告的发布流程、广告类型、责任主体等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广告发布商、快递企业及消费者三方的权利和义务，将快递广告监管纳入法治轨道中，一旦发生纠纷，确保有法可依。监管部门既要对各类快递面单广告进行严格审核、检查，也要对那些发布带有诱导性、欺诈性的广告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处罚，让他们付出法律代价。

中新财经6月5日电据“文旅之声”微信公众号5日消息，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2年端午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7961.0万人次，同比下降10.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6.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58.2亿元，同比下降12.2%，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65.6%。全国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利好政策不断，旅游企业经营信心和游客出游热情得到快速修复。端午节前，各地纷纷出台支持文化和旅游恢复发展的利好政策，助力文化和旅游市场复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对跨省旅游“熔断”机制进行调整，将跨省团队旅游“熔断”区域进一步精准到县(区)域。各地积极响应，河南、湖南、贵州、江西、广西、浙江、吉林、天津、内蒙古等地相继宣布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各大OTA平台旅游搜索大幅增长。南京、郑州、西安、深圳、武汉、广州、大连、天津、哈尔滨、长沙等低风险地区中远程旅游产品搜索及预订量增长明显。旅游企业顺势而为，争相推出针对中老年人的长线游、针对家庭游的亲子露营等旅游产品。与清明节和五一假日旅游市场景气局限在客源城市不同，端午节假期云南、贵州、海南、吉林、新疆等中远程目的地市场景气明显回暖，全国旅游市场的区域均衡性提升。

民俗游热度维持高位，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丰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端午节假日旅游市场的重要特征，多地推出龙舟比赛、汉服游园以及包粽子、制香包等体验类活动，融“传统文化风俗”于“旅游度假场景”，为游客提供更多消费选择。山东泰安举办“天烛胜境”端午民俗文化祈福节，推出“千年非遗——火龙钢花”等夜间表演。贵州贵阳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系列活动”。甘肃天水推出“着汉家服饰，游玉泉仙境”、“诗礼雅韵醉美秦风”端午诗会等活动。云南楚雄专门推出多条端午节主题游线路，带游客体验包粽子、制香囊、划龙舟等多彩民俗文化。青岛崂山风景区推出“免门票”大礼包，并面向广大游客发放专项消费券，进一步助力企业纾困。

本地游、周边游、自驾游成主导，亲子、露营产品受到市场青睐。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决策周期和出游半径缩短，以短时间、近距离、高频次为特点的“轻旅游”“微度假”“宅酒店”受到游客青睐。一二线城市近郊的度假型酒店、高品质乡村民宿及主题乐园周边酒店预订火热，端午民俗、农耕采摘、露营野餐、漂流消暑成为端午节假期四大热门主题。上海居民放松休闲需求旺盛，北京京郊旅游产品预订火爆。端午节假期紧随六一儿童节，亲子出游成为市场一大亮点，以亲子、家庭为主题的特色农庄、民宿、美术馆、博物馆等深受欢迎，北京、上海欢乐谷等景区恢复开放，吸引了一大批亲子游家庭。露营产品火爆，上海牛路野营海湾森林公园露营地于6月2日起在某线上平台开放预订，不足半天，该营地6月3日的过夜露营产品即全量售罄。



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和服务创新，带来文化和旅游新体验。各地利用5G、AR、VR、AI等数字技术，积极开展云演艺、云娱乐、云旅游等丰富多彩的线上文化和旅游活动，以多维度、多视角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沉浸式新体验。北京举办“云上端午——云赏·云游”系列主题活动，重庆铜梁与台湾彰化鹿港古镇联合举办“渝台云上端午”，云南迪庆举办“迪庆·香格里拉云上端午赛马节”等活动。河北、浙江、江苏、四川、湖南等地强化智慧旅游技术应用，方便游客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一站式获取预约、限流、疫情防控、管理服务等信息，利用大数据引导游客错峰出游，实现科学管控、智慧限流。

自2018年9月建院以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76件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其中57起为充值打赏类案件，占比75%。这一数据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存在逃避家庭监管、规避平台认证措施的情形。未成年人除了是网络人格权侵权的受害者外，有时也会成为侵权行为的加害者。

打赏者多为小学生

据《报告》，76起案件的当事人中，年龄最小的受侵害者仅为5岁，8至16岁的当事人最多，占比86.8%。在已审结的63件案件中，以调解和撤诉方式结案的占比74.6%，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占比22.2%。从案件的具体纠纷内容看，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主要集中于充值打赏、网络购物、人格权侵权等几类。

《报告》显示，充值打赏类案件又包含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类型，案件原告多主张未成年人充值行为不发生效力，并要求返还充值款。57起案件中，游戏充值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8.4万余元，直播打赏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6.9万余元，涉案金额最高的为61万元。未成年人多从简单接触网络游戏、网络直播开始，进而通过充值、打赏获得更好的娱乐体验，后发展为大额充值打赏，个别未成年人还会购买“游戏代练”服务。

“有的未成年人以网课学习、正常娱乐为由欺骗家长获得电子设备，有的未成年人甚至在家长休息时间偷用家长的设备进行娱乐消费。”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姜颖说。

记者注意到，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充值打赏的未成年人基本都是小学生，他们用父母的手机注册账号，充值游戏、打赏主播、看付费漫画等。

如小学生小刘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父亲的手机号在被告运营的直播平台注册账号，8天时间充值4万多元，用于在直播平台上购买虚拟礼物、打赏。“东窗事发”后，小刘的监护人以小刘的名义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原告小刘在被告处的充值行为无效并判令被告返还充值款。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系未成年人，其所进行的高额充值打赏行为与其身份、年龄和经济状况不相适应。最终，经法院主持，当事人达成和解，被告同意返还原告的充值款项。

“为了规避平台的防沉迷措施和消费限制，未成年人往往用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的账号注册登录，有的为防止被发现，还会在消费后删除验证短信提示信息。有的还通过网络购物平台购买成年人账号，购买代充值服务。”姜颖说，未成年人绕过监管及认证措施，导致其使用网络娱乐消费时间远超过国家规定未成年人合理用网时间，还会引发网络沉迷。



一些平台放任不管

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涉未成年人案件涉及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视频、网络社交、电子商务等多类型平台，案件反映出部分相关市场主体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技术措施、身份验证、信息内容建设、投诉处理机制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如在身份验证方面，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核验方式较为单一，缺乏收集个人信息之外的动态核验等方式。有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可能获知用户为未成年人后，仍对其充值行为予以放任，也有一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游戏账号购买、代充值等服务，事实上便利了未成年人绕过网络游戏的防沉迷措施，电子商务平台对此监管不力。

《报告》显示，近年来，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及个人信息、隐私等人格权侵权的现象日益引发关注。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未成年人既有上述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也有侵权行为的加害者。有的未成年人之间因校内矛盾在网络上相互攻击，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等曝光他人肖像或对他人实施语言暴力；有的未成年人父母因子女与同学之间的矛盾在班级群中以过激言论批评其他同学。

记者了解到，受“饭圈文化”的影响，部分未成年人热衷于打榜控评、反黑互掐等非理性追星行为，网络言论失范问题较为突出。如在某明星名誉权受侵害案中，就有未成年人被告使用明显过激的言论辱骂原告，对其进行人身攻击。在涉未成年人人格权侵权案件中，反映出未成年人、成年人均存在网络素养不足、未成年人保护意识不足的问题。

“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多数当事人表现出较强的调解意愿，息诉解纷成效明显。”姜颖说，北京互联网法院建立未成年人案件优先调解机制，强化全过程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调解或自行和解的比例达74.6%。

多方发力强化保护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近10亿，中国未成年人网民达1.83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4.9%。

如何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姜颖建议多方发力，家长、学校、相关市场主体以及相关部门应切实担负起职责。

家长应提升自身网络素养，指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上网保护软件、智能终端产品等，管理好个人电子设备及支付账户，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创造良好的网络使用家庭环境；

相关市场主体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要求，主动完善技术措施、身份验证、内容管理、投诉处理等方面的不足，积极提供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网络产品及服务；

学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妥善处理校园纠纷；

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强化职能履行，针对网络素养制定相关教学指标，明确未成年人上网保护软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终端产品的相关技术标准或者要求，尽快确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等。

据了解，北京互联网法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坚持未成年人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于2021年5月挂牌成立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集中审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

目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已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工作的意见》，多方位提出发展规划，全面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水平。围绕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创建“首互未来”品牌，打造“首互未来”未成年人虚拟谈话室，用柔和的场景布置，缓解当事人接受法庭询问时可能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同时，通过依法裁判、提出司法建议、建立法治副校长人才库、发布家庭教育指导令等多种方式，多管齐下引导全社会各主体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意识和水平。

因网络社交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作为网生代的未成年人将不少时间用在了网络娱乐、社交、学习、消费上。一些网络熟人社交或半熟人社交、游戏社交、知识社交类产品，都深得未成年人的喜爱

●未成年人在使用社交App时很难保障安全性，因网络社交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此外一些社交App虽然设置了身份认证系统，但形同虚设，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在社交App上“裸奔”

●未成年人要提升对社交App使用的正确认知；家长要对孩子进行科学引导与管理；App运营商要丰富和优化青少年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供给；学校可通过法治课程、情景模拟、以案释法等科普和普法路径，及时向学生传授如何正确健康使用社交App

□本报见习记者张守坤

□本报记者文丽娟

“赵老师，祝您生日快乐，今天我和几个小伙伴给您准备了生日惊喜，我能加您为好友，并把您拉到我们几个的群里吗？”

“可以啊，谢谢你们，老师很期待。”

5月15日(周日)一大早，天津市河东区某小学三年级教师赵琳就收到了学生发来的短信。这一天是赵琳的生日，学生们为她制作了各种生日祝福视频：有两位同学在《迷你世界》手游中用不同材料搭出“赵老师生日快乐”的图案；有同学拍摄并剪辑了生日快乐视频；还有同学用App拍摄表情功能，录制了祝福表情包。

被学生深深打动的同时，赵琳也有一些担忧：他们才读小学三年级，就有了自己的社交账号，而且玩得都很熟练。他们的家长对于孩子们使用社交App是否知情？他们又能否安全地用好这些社交App呢？

近年来，作为网生代的未成年人将不少时间用在了网络娱乐、社交、学习、消费上。一些网络熟人社交或半熟人社交、游戏社交、知识社交类产品等，都深得未成年人的喜爱。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未成年人在使用社交App时很难保障安全性，因网络社交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事件时有发生；此外一些社交App虽然设置了身份认证系统，但形同虚设，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在社交App上“裸奔”。

多位受访专家提出，从未成年人本身来说，需要提升对社交App使用的正确认知；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应该对孩子进行科学引导与管理，使孩子能合理使用各类互联网产品；从App运营商的角度来说，要丰富和优化青少年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供给；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可通过法治课程、情景模拟、以案释法等科普和普法路径，及时向学生传授如何正确健康使用社交App。

社交App使用量大

稍有不慎容易出事

不久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未成年人线上社交产品的使用及其权益保护”课题组以某款社交App进行调查发现，社交App已经深度渗入到未成年人的生活中，有该社交App账号的未成年人超过六成。未成年人使用该社交App占比最高的前两项原因分别是：方便沟通；看学校的作业和通知等。

经历了学生社交App送祝福后，赵琳也特别留心孩子使用社交App的情况。她注意到，一些一年级甚至幼儿园的学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社交App账号。她有些不理解：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使用社交App呢？

馨馨是赵琳的学生，她从二年级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社交App账号了。如今，她已经能够熟练使用该App中的添加好友、群聊天、视频号、小游戏等功能。

对于这种情况，馨馨妈妈认为，与其严防死守，不如跟孩子讲清楚这些社交App的各种功能和交友时应注意的地方。比如钱包功能，馨馨妈妈鼓励孩子每年将压岁钱存入钱包，当孩子想购买盲盒或零食时，她会要求孩子花自己的压岁钱，“花自己的钱会心疼，这样孩子对钱就有了概念，再花钱时就会多一些考虑了”。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家长都像馨馨妈妈这样，对社交App持理性态度；也并不是所有未成年人都能健康合理地使用社交App。

除了花费太多时间、过度使用社交App外，有一些未成年人也容易受一些社交App中不良信息的影响。四川省宜宾市某高中学生小茶使用一款社交App已经数年，经常会收到陌生“美女”打招呼的消息，聊着聊着就会发现对方是想通过裸聊敲诈勒索。

据安徽省宿州市某中学教师张海介绍，去年9月，他所在班级有一名学生因为想换手机但不敢告诉父母，从社交App上认识一个专门卖二手手机的人，花2000多元订购了一款手机，结果收货后发现手机根本无法使用，再联系卖家时对方已将其拉黑。

“类似事件，学校每年都会发生一两起，不管怎么强调不要轻易相信社交App上的陌生人，还是有不少学生上当受骗。”张海说。

财产损失还算轻的，未成年人因轻信社交App上的陌生人而遭受严重侵害的案例也时有发生：宁夏固原原州区人民法院曾发文称，2021年7月的一天，年仅16岁的小花通过某社交App认识了张某。两人线下见面后，张某心生歹念对其实施了强奸并用手机拍摄了小花的裸体视频。之后，张某以对外流传裸体视频要挟再次与其发生性关系。最终小花选择了报警，张某也被绳之以法。

认证系统形同虚设

分级模式未达预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未成年人在一些社交App上“裸奔”？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社交App明确标注了“AgeRating17+”，即该应用的注册信息中建议17岁以上年龄可以下载，17+类别App中可能含有“频繁和激烈的攻击性言语；频繁和激烈的卡通、幻想或现实暴力；频繁和激烈的成人、恐怖和性暗示题材；色情内容、裸体、烟酒和毒品”，但这些社交App并没有身份认证设置，即使有认证系统也形同虚设，年龄性别等可以随意设定。

比如，有的社交App要求使用者输入的出生日期验证年龄必须满18岁，否则无法注册使用，但实际上可以随便输入出生日期且无认证环节。

在一些明确表明只有年满18岁用户才能使用的社交App中，记者发现其设置中有青少年模式。有使用者发表评论称，如果真是只有成年人才能使用这些软件，为何还要再设置青少年模式？

还有一些社交App虽然有青少年模式，但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很少使用。赵琳告诉记者，她所在班级中有社交账号的学生大概10多名，但没有一个设置了青少年模式，还有很多家长根本就不知道社交App有青少年模式。

经了解，赵琳发现一些家长不愿意设置青少年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单调、青少年模式下功能太少、总跳出开启青少年模式的提示很烦。

“各种App青少年模式下推送的内容都很无聊，晚上到第二天早晨还有禁用时间段，而且很多最基本的功能都没办法使用。即使家长开启了青少年模式，网上也有很多破解教程，随便一搜就可以搜到。”小茶说。

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告诉记者，社交App分级确有必要，对于规范运营商合法经营及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社交App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当前，诸如分级、青少年模式未达到预期效果，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还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分级模式等认识尚待加强、未成年人本身对分级模式存有不解或抗拒心理，而运营商对登录时年龄认定亦存在技术不到位的情形。这些都需要各个方面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张鸿巍说。

多措并举共同发力

合理用好社交App

各类社交App对孩子来说充满吸引力，而家长、老师等成年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App则“又爱又恨”。对未成年人来说，是否有必要使用社交App呢？

张鸿巍认为，未成年人身心一直处于持续变化之中，特别是进入青春期后受到朋辈、虚拟世界等家庭外的影响日渐加深。传统威权或专制型家庭教育方式面临着诸多冲击，对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亦产生了许多影响。而社交App则为一部分未成年人逃离或疏远传统家庭教养方式束缚提供了媒介，亦为其在朋辈等交往中获得认可、安慰等提供了平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看来，社交App在未成年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学习、获取信息、和同学朋友保持联系、娱乐休闲、解压放松等，这些都能够满足未成年人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需求。

“虽然未成年人的心智发育发展和社会经验都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可能会对社交App不当使用，包括沉迷上瘾或者接受一些不良信息，但不能因此把未成年人特别‘完美’地保护起来，而是应当引导未成年人积极利用互联网赋能自身。”朱迪说。

那么该如何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合理地用好社交App？

上述课题组提出，成年人非常有必要与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们形成民主的、尊重的、沟通的、理解的相处方式，加强亲子沟通，对未成年人多些宽容与接纳。呼吁家长既要给孩子提供民主和谐的代际沟通、教养方式，也要积极承担教育责任，对孩子进行科学引导与管理，使孩子能合理使用各类互联网产品。

朱迪则认为，从App运营商的角度来说，还是要丰富和优化青少年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供给。

“现在很多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确实很安全，但是比较单调、质量没有那么好，孩子们要么放弃使用，要么想方设法地绕过青少年保护模式，让这种模式形同虚设。”朱迪说。

张鸿巍建议，学校可通过法治课程、情景模拟、以案释法等科普和普法路径，及时向学生传授如何正确与健康使用社交App；未成年人本身也需要提升对社交App使用的正确认知，既通过正确使用来解决学习、社会和娱乐需求，又不沉迷其中，遇到棘手问题应及时向父母或老师反映和求助。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要求》(GB/T29315-2022)(以下简称《要求》)近日经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批准发布，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2012年原《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GB/T29315-2012)发布后首次修订。



据介绍，新《要求》的发布与实施，弥补了2012版《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人力防范和实体防范方面要求偏低、系统技术指标与新技术应用不匹配不协调等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校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要求》修订遵循“实用可行、科学先进、适度超前”的指导原则，以体现校园安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为重点，保障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人身安全为主要目标，从实际出发，强化问题导向，着力在重点部位、重要措施、应急处置、技术支撑等方面完善相关内容与技术规范，提升学校安全防范水平。

《要求》的核心内容包括“重点部位和区域”“总体防范要求”“人力防范要求”“实体防范要求”“电子防范要求”和“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等，适用于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教育培训、救助保护等机构或场所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可参照执行。

《要求》的突出亮点是，明确了安全防范的16个重点部位和区域，把校园安全防护区域从内部延伸到了门口、周边地区。对重点部位和区域的防范措施、系统技术要求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推动校园安全防范工作更扎实、更有效，保障系统技术指标与新技术应用相匹配、相协调。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将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开展《要求》的宣传贯彻活动，组织编制宣贯培训教材，录制宣贯培训视频，供有关管理部门、中小学、幼儿园相关人员学习理解。公安部和教育部也将结合《要求》的发布实施印发通知，推动中小学、幼儿园贯彻落实。

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我们提前对所有小朋友道一声：节日快乐。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在如今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孩子们得到了更好的生活，但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新问题也不断出现。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存在种种乱象；儿童参与广告、当童模，被异化为一些家长的赚钱工具；一些未成年人学习类和社交类App存在色情、暴力、内置游戏等问题……该如何保护好孩子，让孩子远离伤害是全社会的共同课题。







针对这些问题，《法治经纬》版从今天起推出“儿童权益保护”系列报道，探讨网络技术时代的儿童保护问题。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谭兰惠







“如果没有眼镜，近视眼的世界就像打了马赛克；忘了戴眼镜，可能会被人误以为高冷；戴上眼镜，也有各种麻烦事，比如吃火锅时镜片上全是雾……”北京市民刘小丽深切体会到近视之痛，也正因为如此，女儿小芳的视力问题被她视为“头等大事”。







5年前，9岁的小芳被查出近视100度，刘小丽带着她尝试了各种近视治疗方法：中医按摩、护眼贴、3D训练……如今5年过去了，小芳的近视度数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日渐高涨，达到了375度。







和刘小丽有相似经历与担忧的家长不在少数。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52.7%，小学阶段35.6%，高中阶段80.5%。







一些商家抓住家长的焦虑心理，推出各种各样的治疗近视产品和疗法，而一些使用过的家长直言被“坑”了。







儿童近视康复治疗市场究竟存在哪些乱象？《法治日报》记者近期展开了调查。







治疗近视偏方盛行







价格昂贵收效甚微







“麻烦让一让，叫我了！”挤过人群，刘小丽带着小芳冲进医院的眼科科室。这是前不久的一个普通周末，刘小丽好不容易提前抢到号，带着孩子来治疗视力。眼科科室外挤满了家长和孩子。







小芳9岁那年，在学校的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近视，不到100度。刘小丽立刻带着小芳去了医院，医生要求保证户外时间，可刘小丽夫妇因工作繁忙没有好好遵医嘱，结果小芳的近视度数不断上涨。再去看医生时，医生诊断：小芳的近视发展较快，可能是遗传了父母的近视，还与电子设备影响和运动缺失有关——刘小丽和丈夫都有近500度的近视。







为了给小芳治疗近视，刘小丽近年来尝试了不少偏方：中医按摩、护眼贴、3D训练……有些套餐产品每个疗程高达数万元，但使用后收效甚微。







来自河北的小时妈妈告诉记者，9岁的小时近视度数达475度。“平时我们疏忽了视力检查，直到孩子看不清黑板了，一查已经200多度了。后来限制他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也吃了不少叶黄素之类的营养品，但是度数依旧上涨。”后来，经朋友介绍，她带孩子去了一家号称可以治疗近视的康复机构。







“第一次去的时候，孩子连视力表的第一行大字都看不清楚。”小时妈妈回忆，刚开始效果挺好，能看清视力表第三行了，于是买了套餐坚持做下来，没想到后面不仅没进一步的效果，还反弹了，依旧看不清视力表的第一行。







来自湖北的豆豆妈妈也带孩子体验过所谓的按摩治疗。“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没用，但抱着宁愿试错100次也不愿放过1次机会的心态，没想到做完几次后，孩子的度数反而上升了。”后来，豆豆妈妈带着孩子去医院配了角膜塑形镜，但也只能起到暂时矫正的作用。







近年来，儿童的近视率越来越高，家长们心急如焚。一些商家趁机以治疗近视为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和疗法，打出了“孩子的近视一贴就好”“用了这款近视矫正仪，孩子视力提升了”“不用做手术迅速摘掉眼镜”等广告。







北京市民马天影就因为听信了某视力恢复中心“不做手术一个月摘掉眼镜、百分百恢复视力”的宣传，带着孩子踏上了治疗近视之路。







马天影告诉记者，该中心宣传，其使用的治疗仪器是降度镜，已经有上百例成功案例，原理是普通眼镜只会越戴度数越高，而降度镜会越戴度数越低。他花了大价钱买了降度镜，孩子戴了不仅没效果，视力反而有下降趋势，吓得他赶紧停用了。







后来，马天影向该中心咨询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医师资质，对方没有明确回复，只回答：“用的是物理疗法，不手术”。







“不手术就不需要医师资格，这样的思维在视力恢复治疗机构并不少见。我去过好多家类似的治疗机构，都没有得到答案。”马天影说，“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咨询过的几家治疗机构都关门了。”







运用话术诱导加盟







成本偏低利润颇丰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儿童近视治疗市场还出现了苗医、针灸等方法，此类机构正在全国范围内招加盟商。







豆豆妈妈告诉记者，她之前在网上做了许多关于防止孩子度数加深的功课，同时也加了几个近视讨论群。时间一长，她发现这些讨论群“不简单”，“群里那些说自己孩子用了什么什么产品、视力快速恢复的八成是微商”。







记者加入两个近视交流群后发现，不断有群友发布“防治近视经验”帖子。在一个群成员为368人的“儿童近视防控互助驿站”的讨论群中，记者注意到，该群禁止他人发布广告，只能由群主不定时发送护眼产品链接，并分享一些护眼文章。







5月27日，以临近国际儿童节的名义，该群群主推出促销活动，并分享了购买链接。记者点击链接进入店铺后发现，里面有眼镜、眼贴、鱼油、叶黄素以及一些治疗仪等商品。群主给大家推荐的是“防控四件套”，即星趣控镜片+哺光仪+拉远镜+反转拍，整套下来价格是10786元起。







另一个名为“青少年视力防控交流福利群”的讨论群有213名群成员，群主主要推销一种治疗近视的眼贴，不少群成员是该眼贴的加盟商，并号称“国家眼保健师”。







群里，经常有群成员提问：近视不可逆，但为什么用完眼贴能看清1至3行？这时就会有加盟商回应：“我们调理的是裸眼视力，也就是不戴眼镜的视力。近视不可逆说的是屈光度，也就是孩子的度数不可逆。但是不戴眼镜的视力，可调可控可矫正。”







当记者表示有加盟意愿时，立即有多个“保健师”向记者抛出“橄榄枝”。对方介绍称，加盟售卖这款治疗近视的眼贴有两个级别，最高级别是联创级别，需要交20.4万元购买30箱眼贴，每箱单价6800元，共10盒眼贴，每盒眼贴的零售价为3680元。另一个是合伙人级别，购买第一箱眼贴需要花费15800元，第二箱10800元，第三箱到第五箱分别是9800元、8800元和7800元。







“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货，然后去拉别的加盟商，你进货后卖给加盟商的差价都归你。”一位“保健师”向记者推销道，“你可以让周围近视的人先试试，有效果后再推广。我们是体验式营销，相信的人都产生收益了，不相信的人度数都在加深。”







当记者问起具体销售方式时，这位“保健师”说道：“只要购买了一箱15800元的眼贴，公司就会立刻教你如何启动市场，怎么铺垫，不久就能挣回一两万元。”







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近视眼贴”，相关帖子成千上万。在某社交平台，多位网友声称自己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提高了视力，之后便开始推荐自己使用过的眼贴、眼药水、护眼药片等产品。记者通过私信了解到，其中不少眼贴、眼药水等产品都是从微商或电商店铺购得。







在这些推销的帖子下面，对于同一款治疗近视的眼贴，有人称效果很好，有人却说用了之后眼部有辣辣的感觉，甚至会不停流泪。还有网友说，通过微商渠道购买的同款眼贴，每次拿到手的产品味道不同，颜色也不同。







记者在电商平台了解到，不同的治疗近视眼贴，价格相差比较大，贵的高达16元/对，便宜的低至2元/对，其中有一些甚至是“三无”产品。评论区里，有不少买家反馈“交了智商税”。







此外，记者在网上看到某种能够矫正近视、提高视力的治疗仪，有不少帖子反映：用完这款仪器，孩子的视力有所提升。但记者进入这些账号的主页发现，这些帖子内容全都和仪器推广有关。







记者联系上了该款治疗仪的代理商“曹老师”，对方声称自己的孩子就是用了公司的仪器，结合线下门店的按摩护理，视力从4.7恢复到5.1。







“7888元一台，孩子用完后1个月内裸眼视力提高了2至5行。”曹老师随后建了一个包括记者和公司西安总部工作人员“程总”在内的群聊。据程总介绍，这款治疗仪已经取得了国家专利，公司的眼部护理技术运用7大学科，结合眼按摩技术、眼放松技术、阿尔法脑波技术和眼训练技术，安全高效地矫正视力。







既然要用到如此多的技术手段，治疗仪操作者是否需要有相关资质？曹老师解释说：“治疗师对学历没有要求，只要加盟就可以进行培训，培训大约一周后，就可以自己在线下开店。”







“我们公司有线上的平台，经常会有直播，大家都是在线上平台下单，然后去线下的店面取货。”曹老师介绍，加盟不需要交加盟费，但是要向厂家交押金，押金的金额取决于店面所在的区，地级市的区24万元，县级市的区12万元，押金5年后退还。







培养科学用眼习惯







适量增加户外活动







“早点用，不后悔。”不少治疗近视或防控近视产品中的这句广告词戳中了一些家长的心。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一近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可以治，什么方法都愿意试一下。”







5月2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发布提示，提醒广大儿童青少年及家长们勿轻信所谓的治疗近视广告，近视防控抓早抓小是关键，科学用眼加上适量的户外活动才是“良药”。







中消协提示称，有一些中药药敷、耳豆、按摩等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康复干预产品和服务，以及苗医、针灸、特效眼镜等看似科学的治疗视力的方法，有些消费者在试用或者初次接受服务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但它们都是通过放松神经肌肉来缓解因眼疲劳而产生的一些症状，其实近视依然存在。







“近视仪也是没用的。”一位来自北京某知名眼科医院的眼科医生告诉记者，对青少年来说，一般分成假性近视和近视，假性近视主要由于长期不良用眼习惯诱发，一般很少超过200度，持续发展就会变成真近视。假性近视能够通过休息、纠正不良用眼习惯来恢复，目前市场上各种治疗假性近视的方法、仪器，有没有具体确切的疗效，需要进一步验证。







实际上，近年来，聚焦提高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水平，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出台多部文件，其中包括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等。







教育部近日发布《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市、区)经验做法推广清单》，介绍了142个试点县的做法。比如北京市怀柔区等地的做法是：增加学生户外活动、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时间，落实每天校内、校外各一小时、阳光体育一小时等体育活动要求。山区学校开展“远山行”课程，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等。







“对于家长来说，与其急功近利地去寻找视力矫正产品，不如努力培养孩子科学用眼、爱眼护眼的良好习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家长应该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把课余时间真正还给孩子，让他们走进大自然、远离电子产品。

由于IP代理可隐匿用户行踪等特性，它成为网络黑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不法分子利用代理动态IP，变换境内外不同地区登录IP地址，用各种虚假服务器地址实施传播各类谣言、诈骗、涉黄涉赌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逃避警方打击。



◎本报记者乔地实习记者孙越

近期，微博、知乎、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百家号、小红书等多家网络平台均宣布“公开账号IP属地”，且用户无法主动关闭，互联网社交平台进入“IP显形时代”。

而随之而来的是IP付费代理产业的爆火。

低成本的“互联网面具”

随着“IP属地”功能的上线，一大批“网红”账号翻车。比如某些海外代购账号，其真实IP归属地在国内；一些本地网红账号的IP归属地却在千里之外。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IP修改服务已悄然上线。

尽管目前不少电商平台屏蔽了“IP代理”的关键词搜索，但记者尝试搜索了几个关联词，仍然找到了多个提供IP代理的商家。在闲鱼、转转等二手交易平台上，IP代理业务更是随处可见。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商家提供的服务，往往一天的价格在4—10元不等，包月价格平均下来则更优惠；而一些提供境外服务器的商家价格明显更贵。一些商家则注明只提供国内IP代理服务，并提示禁止将其用于违法违规行为。

修改IP属地的原理并不复杂。当用户的设备正常访问某个网站时，该网站的服务器会检测到用户的本地IP。而如果通过IP代理进行IP的更换，用户的设备则是先连上代理服务器，然后由代理服务器帮助用户访问网站。这样一来，因为通过代理中转了一下，被访问的网站服务器检测到的自然是代理出来的IP地址，而非用户本身的IP。

通过购买IP代理服务，用户可以很容易地隐藏自己的真实地址，从而规避平台监管。在IP属地公开后，不少网络博主也被发现其IP属地频繁更换，引发公众质疑。

各网络平台显示IP属地，提供了一种约束网民不良网络行为、维护正常网络秩序的有效方式，有助于打击网络暴力、恶意造谣、带节奏、蹭热度等不良行为。“显示IP属地信息有助于网络空间治理，并不会泄露个人隐私。实际上，目前各网络平台应用仅展示了IP的归属地并定位到市一级，用户大可不必担心，更不必使用各类IP代理。不当使用该手段反而会泄露个人隐私。而对于网络黑灰色产业的参与者，IP代理技术也并不能帮助其完全隐匿踪迹。”河南省嵩山实验室张建辉博士说。

在诸多领域已风行多时

事实上，IP代理技术并不是一项近期才出现的前沿网络技术，其已在网络加速、网络接入、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中有所应用。以某款网游为例，由于该网游仅在北美地区发布，部分玩家就会选择通过IP代理方式在北美服务器进行游戏注册和下载；另外，访问部分网站需要经过多个运营商的转发和处理，导致访问带宽、时延难以保证，部分用户也会采用网络代理的方式来提高上网体验；同时，也有部分黑客、不法分子通过该技术隐匿自身踪迹，通过多个代理来加大自身的追踪难度。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应用层代理和网络层代理两种方式实现IP的‘更换’和‘隐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内生安全中心教授姚远介绍说，应用层代理主要出现在各类网络浏览器上，本意是节省网络资源，提高网络的利用率；而网络层代理则一般设立代理服务器作为“中间人”，并在上网机和代理服务器之间建立VPN网络，使得用户对外的上网行为由代理服务器呈现，从而隐藏上网机的真实IP，同时可根据选择的代理服务器地址来指定对外呈现的IP地址。

例如，各类云服务商都提供各类云主机、云服务器等业务，使用这些云主机、云服务器来建立代理服务器就可实现IP代理。建立IP代理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网络技术，在搜索引擎搜索“IP代理技术”即可获得步骤详细的操作教程，具备基础的计算机网络知识即可按照教程实现代理。

“对专业人士来说，IP代理的操作难度不大。”一位业内人士称。

“当然，这种实现方式对普通网民来说仍具有一定门槛，且各类云主机费用不菲，年收费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一般上网用户会选择专业的IP代理提供商来实现指定IP区域的目的。”姚远说，用户只需要安装指定软件，并选择属意的IP区域即可，目前爆火的IP代理业务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种。

IP代理亟须规范管理

出售付费代理IP，是不是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记者发现，一些提供代理IP的商家在付费页面声明称，其使用的服务器均有在中国国内备案，并严格遵守《互联网安全法》，没有违禁违规功能。

然而，从IP代理业务的实现途径分析，使用IP代理业务存在重大的信息安全风险，用户的网络账户、密码和上网行为都通过特定的代理服务器中转，可能面临财物损失、隐私泄露等风险。

此外，由于IP代理可隐匿用户行踪等特性，它成为网络黑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不法分子利用代理动态IP，变换境内外不同地区

登录IP地址，用各种虚假服务器地址实施传播各类谣言、诈骗、涉黄涉赌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逃避警方打击。

据了解，目前我国尚缺乏法律文件对IP代理技术本身进行限制。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付费IP代理涉及到网络黑灰产业的属性问题，目前来看它更多属于平台的自发选择，法律没有直接将它规定为义务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IP代理还不能被一刀切地认为违法。但如果有人利用虚假的IP属地进行诈骗等犯罪行为，付费IP代理商家可能成为“帮助犯”。就算商家在买卖时已就此问题提供单方面声明，也会被认定存有主观过错，不能撇清法律责任。

去年，公安部在“净网2021”工作成效发布会上就曾通报，专门针对网络电视和“动态IP代理”等网上违法有害信息滋生的重点基础资源开展治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非法网络电视平台146个，关停非法宽带线路1.3万余条、宽带上网账号5千余个。

“建议主管部门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IP代理技术的应用，从IP代理服务提供的资质、用户IP代理行为的范围和目的等方面进行具体划定。”中国网络空间内生安全技术与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张芳说，互联网从业者也应当利用技术手段，让IP代理有迹可循，对于通过IP代理“隐藏”起来的不法用户达到可追踪、可反溯、可举证，切实以技术手段保障网络空间风朗气清。

中新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陈溯)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当天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国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达到74%，今年将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拯救保护，大量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系统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采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放归(回归)自然、人工繁育(培植)等措施，有效保护了90%的典型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大熊猫野生种群增至1864只，朱鹮野外种群数量超过6000只，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300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30万只以上。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普氏野马在多地建立了人工繁育种群，目前总数分别达近一万只和700只左右，并成功实施放归自然，重新建立了野外种群，生存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建有各级各类植物园近200个，收集保存了2万多个物种。野外回归珍稀濒危植物达到206种，其中112种为中国特有种。

同时，中国全面禁止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制定相关法律配套制度，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破坏野生植物生长环境和违法经营利用野生植物行为，全面禁止象牙、犀牛、虎骨及其制品贸易。

近年来，中国启动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第一批国家公园的设立，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前述负责人表示，国家林草局将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编制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50个左右的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0%，今年将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功能良好的区域，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确保到2025年，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种数保护率达到75%，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