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养殖动物分子育种平台的成功搭建，将为鱼、虾、贝等水产生物育种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传统育种模式向智慧育种模式转变，效率更高也更精确。”日前，在位于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的海南省热带水产种质重点实验室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名誉院长包振民谈起团队的新突破喜笑颜开。


在中国海洋大学，广大水产育种人聚焦水产种苗这一渔业“芯片”，接续奋斗、集智攻关，用实际行动践行大食物观，写好“蓝色种业”大文章，让我国的“蓝色粮仓”更安全更殷实。


传薪火：矢志不渝向蔚蓝


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有一栋名为“科学馆”的建筑，历90余年风雨，愈发厚重典雅。进入馆内，映入眼帘的是两尊铜像，一位是我国“克隆先驱”童第周，另一位是“中国海带之父”曾呈奎。他们为海大海洋生命学科的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遗传学与育种领域的卓越建树，为后继者开辟了广阔而又意义深远的探究之路，一代代海大育种人沿着先辈足迹，矢志不渝，深耕渔业“芯片”，孕育出生生不息的蓝色希望。


在海大海洋生命学院楼前也矗立着一座雕像，他就是我国海洋生物遗传学和育种学的奠基人方宗熙教授。20世纪50年代，应童第周邀请，方宗熙到校执教，开启了海藻遗传学研究的序幕。他发现和揭示了海带经济性状的数量遗传规律，并建立了海带选择育种技术理论与方法，先后培育出“海青一号”宽叶品种、“海青二号”长叶品种、“海青三号”厚叶品种等海带优良品种，使我国成功跻身国际上实现海洋生物良种培育的国家之列。


薪火相传，开枝散叶。海带、紫菜、龙须菜、扇贝、牡蛎、鱼类、对虾……如今，中国海洋大学已形成了一支以孕育水产新品种为己任的“梦之队”，奋力书写着谋海济国的新答卷。


育良种：打赢“蓝色种业”翻身仗


20世纪90年代后期，扇贝养殖业暴发了大规模流行病害，给我国扇贝养殖业造成致命打击。培育高产抗病良种被提上日程，时任海洋生命学院副院长的包振民和团队争分夺秒地攻关。


2006年，凝聚着包振民无数心血和汗水的栉孔扇贝新品种“蓬莱红”通过审定。作为我国科学家自主培育的第一个扇贝新品种，“蓬莱红”具有生长速度快、产量高、肉柱大、抗逆性强、壳色鲜红、遗传性能稳定等特点，一经推出，就得到养殖户的喜爱，先后获国家海洋局创新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水产育种之路，创新无止境。”在包振民和团队的努力下，“蓬莱红2号”“海大金贝”“獐子岛红”“海益丰12”“蓬莱红3号”“海益丰11”等扇贝新品种不断涌现。


随着我国扇贝养殖技术和良种培育技术的创新，扇贝产量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年产20多吨上升为现在的近200万吨。产量的增长，带来的是价位下行，曾经的海珍品，如今已走上寻常百姓的餐桌。“这是最令人自豪的，因为我们的努力，中国老百姓得到了大量高品质的蛋白质。”包振民说。


包振民团队还突破了低成本高通量基因分型技术难关，建立了全球最大、种类最多的基因组综合数据库，使我国成为掌握贝类基因资源最多的国家。


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公布审定的水产新品种中，海大科研人员培育的占4个，海大成为本次新品种审定数量最多的高校。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胡景杰教授团队参与培育的金鲳“晨海1号”名列其中。


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石斑鱼、花鲈和卵形鲳鲹优质抗逆新品种培育”启动会在三亚举行。作为项目负责人，胡景杰说：“我们将以强海兴海、强农兴农为己任，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致力于打造‘育繁推’一体化水产种业创新体系，为海水鱼类的深远海及工厂化养殖提供优良种质支撑。”


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宁海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海南省热带水产种质重点实验室，沿着祖国的海岸线，一个个高端水产种质创制创新平台搭建而起，成为中国海洋大学推动我国水产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引擎。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们将着力破解水产种业‘卡脖子’难题，全力守护‘蓝色粮仓’，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包振民说。（刘艳杰、冯文波）

人民网北京4月14日电（记者孙竞）4月12日，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全国职业高等院校校长联席会议、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会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研讨会在京举办。


记者了解到，《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全国职业高等学校校长联席会牵头编撰，旨在突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报告分为高等职业教育篇和中等职业教育篇。高等职业教育篇从服务贡献、学生发展、教育教学、政府责任和国际合作5个维度，中等职业教育篇从服务贡献、学生发展、教育教学和政府责任4个维度，向社会展示2021年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变化。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院校发展处处长任占营指出，质量年报对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职业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要充分发挥质量年报对职教战线、家长、行业企业等主体的可持续性影响，切实增强质量年报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读性。


中国职业技术学会副会长、北京外语国大学教授孙善学指出，质量年报应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技能培训和技工教育、建立必要性基础性数据体系、创新呈现口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北京电子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姚光业建议，质量年报应在数据多维度挖掘、体现社会关注和专业引领、构建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要加大质量年报宣传力度、加强编写培训、鼓励支持多主体参与等。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指出，要反思和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观，形成现代职业教育质量分析框架。作为职业院校履行责任担当、确定质量发展观、宣传发展成绩、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制度载体，质量年报要把做事和说理充分融合，正确处理职业教育内部质量和外部质量的关系、注重评价的整合性和归一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陆亭表示，要把质量年报做成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品牌，进一步增强质量年报的政府导向性、产教融合导向性、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导向性，深入研究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指标要素和推进策略。

各地中小学体育教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利于推进全民健身，也帮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


单杠在校园及室外健身场所并不少见，但由于动作难度不小、安全顾虑较多，单杠运动近年来在小学校园开展较少。然而近日，江苏省徐州市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单杠技能展示活动。3000余名小学生、幼儿园小朋友轻松上下杠，在单杠上熟练地悬垂、摆动、翻身并做出各种自创的趣味动作，引得观众连连喝彩、赞叹。


单杠运动为何能够重回校园？


从个人层面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相比跑步、跳绳、球类运动，单杠运动较为新鲜，激发了不少学生的兴趣。依靠一根横杆就能做出多种动作，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虽然玩单杠时双脚离地容易失去平衡，但每当完成一套动作、设计出一个有趣姿势，孩子们不仅成就感满满，还收获了勇气与自信。


从家庭层面来说，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如今，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愈发关注，全民健身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从“怕孩子磕着碰着”到主动给孩子开展体能训练、培养孩子耐挫力，不少家长的教育理念不断更新。体育培训“菜单”也日益多样化，单杠、跑酷、勇士挑战赛等运动项目逐渐进入家长视野。


而在学校层面，科学有序的体育教学方式则为推广单杠运动提供了条件。徐州市柳新实验小学在开展单杠运动前，制定了详细的单杠教学要求和学生参与准则。例如，初学单杠，学生只能在杠上悬垂，不得做翻身动作；全校普及单杠运动之前，先进行小范围教学测评，反复打磨适宜低龄学生的教学方案……在政策引导以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近年来，越来越多专业体育人才走进校园。更雄厚的师资力量、更完备的设施供给，有利于提高学校体育教育水平，这为体育课程的拓展增添了保障。


此外，有的地方还把单双杠运动列入考试范围，这也起到助推作用。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在加强、改进学校体育教育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等方面多有尝试。单杠、橄榄球、棒球、滑雪……各地中小学体育教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利于推进全民健身，也帮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25%以上”。让校园体育拥有更多选项，在稚嫩心田播撒下运动的种子，我们将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许多学龄前儿童（3—6岁）早早接触、使用或拥有了手机、平板电脑、儿童手表等移动终端，在享受愉悦便利的同时，更面临着视力下降、网络依赖与不良信息侵蚀等问题。当前，我国学龄前儿童手机等移动终端使用现状如何？家长对孩子使用移动终端的管理与干预是否到位？对此，光明日报记者联合有关专家，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学龄前儿童家庭展开抽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5020份；此外，又对北京、浙江、重庆等多地学龄前儿童及家长进行访谈，深入了解当前学龄前儿童移动终端使用状况及家长隐忧，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应对这一问题的对策建议。


1.现状：学龄前儿童“触网”呈现低龄化趋势


一根稚嫩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娴熟地划过一道道弧线，一则则短视频随之闪现，一双童真的眼睛紧紧盯着这五光十色的画面，而屏幕前的这个孩子，还是个正在上幼儿园的3岁小朋友……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移动终端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


“我女儿4岁了，每次拿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一玩就是2小时。我想要拿下手机，她就大哭大闹拒绝。”北京市民王丽十分苦恼，很希望有什么办法能让女儿放下手机……


平板电脑、手机玩得早、放不下，这成为许多学龄前儿童家庭共同的烦恼。调查显示，学龄前儿童移动终端使用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触网”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调查显示，70.4%的学龄前儿童已经开始接触并主动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在这七成已经使用移动终端的学龄前儿童中，最早接触移动终端的时间集中在3周岁，占到34.53%；4周岁开始接触并使用的，占到21.13%。


另外，在“触网”的孩子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专属设备。其中，拥有率最高的是平板电脑（18.7%），其次是儿童手表（18.25%），再次是手机（14.39%），拥有其他设备的占4.77%。


一位妈妈说起自己5岁儿子结识手机这个“玩伴”的过程：孩子的第一次远距离爬行，是从大床的一个角爬到另一个对角，吸引他的是一部播放着儿歌视频的手机；当他能自己坐在宝宝椅上吃饭了，手机内的短视频就成了老人们喂娃的超级帮手，小胖手滑动屏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孩子从小就对手机非常熟悉，使用起来也是自然而然。


看动画、刷短视频是最主要需求。调查显示，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参与的活动项目较为丰富。在已经“触网”的孩子中，有68.47%会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看动画片，位居首位；紧随其后，有41.18%的孩子会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刷短视频；再次是拍照、拍视频（25.7%）。此外，上在线课（19.54%）、学习手工制作（18.84%）、打游戏（17.6%）等也是儿童使用移动终端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手机等移动终端为学龄前儿童的娱乐生活提供了便利。


在北京一家游乐场，记者看到一个男孩正在用手机刷短视频。20分钟过去了，男孩的眼睛还紧紧盯着手机屏幕。向家长询问孩子的年龄时，他说：“孩子5岁多了，正上幼儿园大班，平时一抓到手机就要看，一看就停不下来。”说到这里，家长一脸无奈。


移动终端使用时长总体可控。在访谈中，不少家长谈及孩子使用手机时间过长的问题。从数据来看，在已“触网”的孩子中，各类移动终端每天使用总时长能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占到59.31%，30～60分钟的占到30.79%，超过60分钟的占到9.9%。在单次使用时长的调查中，40.68%的孩子单次使用时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42.45%的单次使用时长在15～30分钟，16.86%的单次使用时长超过30分钟。超过半数的孩子能在与家长约定的时间立刻停止使用移动终端，近四成孩子大部分时候能如约停止使用，仅有1.81%的孩子基本无法照办。


在管理孩子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方面，很多家长反映，靠着“软硬兼施”，可以把手机从孩子手里拿下来。比如，在看动画片时，先跟孩子说好能看几集、多长时间，定好规矩，一旦到时间了，无论孩子怎么哭闹都不妥协。跟家里老人也讲好，做到行动一致。几次下来，孩子即使噘嘴也会照办，再之后就成了习惯，也就不哭闹了。


2.成因：儿童成长环境变化，家长高质量陪伴不足


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儿童成长环境的巨大变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10.65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8%。当下，移动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应用，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学龄前儿童自出生起，便很难避免与手机等移动终端有着或被动或主动的接触。


“过去老人拧开收音机给孩子听故事，打开电视给孩子放动画片，现在通通可以用手机、平板替代了。”国务院妇儿工委儿童工作智库专家宗春山说。相比图书、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移动终端能为孩子提供声光电影音的强烈刺激，同时各类资源方便易得，无论是儿歌音乐、动画片还是早教课，都一应俱全。加之操作简单上手、适应场景丰富，自然而然成为家庭育儿的重要工具。


父母在儿童成长早期缺少高质量陪伴。调查显示，有12.6%的家长会经常主动用手机“陪伴”孩子，有68.75%的家长偶尔用手机“陪伴”孩子，仅有18.66%的家长从来不用手机“陪伴”孩子；有六成多家长会让孩子浏览自己的手机。此外，还有30.43%的家长选择让孩子用手机等移动终端伴听入睡，代替传统的父母讲故事哄睡。


不少父母因为忙于工作，习惯用手机替代自己“陪伴”孩子，久而久之，孩子缺少高质量的陪伴、缺乏亲情与沟通，对电子设备越来越依赖。这种替代性“陪伴”，实质上阻碍了孩子的身心发展。


宗春山说：“国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孩子对父母早期依恋关系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依恋关系，第一能给孩子安全感，第二会刺激孩子大脑神经的发育，第三也会培养孩子的社会性。”而用手机“代替陪伴”，不利于依恋关系的培养。


家庭成员缺乏对孩子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的科学管理。“孩子从3岁就开始使用手机。最开始是大人主动拿给孩子玩，为了哄孩子，也为了给家长腾出一些时间，这一玩就停不下来了，很快变成了孩子主动找手机、要手机。”不少家长在孩子接触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最初阶段，没有坚持做好使用强度的管理，导致孩子养成了不良习惯。


此外，很多父母和长辈在孩子使用手机等行为的管理尺度上存在明显分歧。例如，一些父母觉得孩子玩了半小时，该停下来了，但老人往往爱孙心切，觉得“再玩会儿也没关系”。父母试图说服孩子交出手机的过程中，家里的老人往往出面阻拦，甚至双方产生争吵。“每每这个时候，孩子更要执意玩个够。”一位家长说。


3.困扰：过早“触网”，多维度影响孩子身心健康


调查显示，对于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家长有着诸多担忧。


担心影响视力。调查显示，对于孩子过早接触手机等移动终端，有91.09%的家长担心孩子的视力受到影响。采访中，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孩子现在4岁半，每天去户外运动两个小时，体检时却被告知远视储备消失。”这位家长在震惊之余，回想了可能导致孩子视力下降的原因，就是家里老人经常给孩子玩手机，对于孩子刷短视频、看动画片，没有严格控制。这样的情况在学龄前儿童中并非个例。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2020年各地6岁儿童近视率均超过9%，最高可达19.1%；在幼儿园6岁儿童中，有1.5%为高度近视。


担忧陷入网络依赖。调查中，有62.09%的家长对于孩子使用移动终端可能导致网络依赖表示了担忧。在访谈中，不少家长反映，孩子总是见缝插针地玩手机。“吃饭之前要玩，大人一不留神没看好，就偷偷拿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甚至上厕所时都提出要玩。”专家表示，面对孩子过度依赖手机，家长如果缺乏科学引导，一味批评、指责甚至生硬阻挠，很容易激化亲子矛盾，导致亲子关系恶化，适得其反。


接触不良信息。调查中，有42.02%的家长表示担心孩子接触不良信息。一位5岁孩子的外公告诉记者，他在和孩子一起刷短视频时遭遇过“措手不及”的情况：“有一次，我给外孙看越野车爬陡坡短视频，一分多钟的长度，在最后车辆接近坡顶的时候，视频中现场围观的人却爆出粗口。这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此外，不少孩子刷短视频时使用的是大人的手机，算法推荐视频内容时难免出现一些不适合少儿观看的内容，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不利。


专注力下降。调查数据显示，34.47%的家长担心孩子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会导致专注力下降。“手机上的视频、动画刺激是非常强烈的，变换快，色彩丰富，并伴随音乐节奏，长期接受这样刺激的孩子，等上了小学，再面对教室里老师的授课时，不容易进入课堂学习状态。就像一个吃惯了添加多、味道重饭菜的人，再让他适应清淡健康的食物，难度可就大多了。”宗春山表示。


4.求解：网络时代，引导孩子与电子设备和谐共处


“21世纪是网络和科技的时代，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都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从出生伊始就面临着挑战——既要用好这些网络设备，又要能够在网络的丛林中保持独立的自我，不能迷失方向。”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黄翯青表示。


家长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将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到实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说：“家庭教育促进法将育儿这件传统‘家事’从法律层面上升为‘国家大事’，需要每一个家庭认真学习落实。科学认识、有效处理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的问题，涉及家庭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家长要树立‘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起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要不断提高认识，强化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提供的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可为家长提供参考，比如‘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原则和‘相机而教，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等具体方法。”父母应主动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合理安排学龄前儿童锻炼、休息、学习和娱乐的时间。在合理的使用中，让孩子科学认识移动终端的利弊。父母应作好表率，避免在家中过度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在选择儿童课外兴趣课程时，更多采用现场学习方式，减少对在线使用的依赖。


家长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带领他们亲近自然，减少对于移动终端的陪伴依赖。每天尽量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孩子相处，聆听孩子的心里话，陪伴其阅读、玩耍。利用休息时间，带孩子走出家门，在奔跑嬉戏中融入自然山水，沐浴阳光健康成长。设计丰富多样的儿童游戏，让孩子更多体验美好、快乐、真实的生活场景，以此抵消对手机和虚拟世界的过度迷恋。


科学对待移动终端，“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一方面，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既不能放任失管，也要避免方法粗暴。不建议家长通过强制抢夺、物理屏蔽的方式，完全断绝孩子与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接触。应通过沟通、商议、引导，与孩子订立“使用规则约定”，锻炼孩子从小养成守约、自律的好习惯。另一方面，移动终端里的动画片、游戏、短视频等内容，可成为家长开展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抓手、助手，而不是对手、敌手。家长要自觉学习相关知识，并结合家庭、孩子的具体情况付诸实践。


可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指的是每天总使用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30分钟以内，单次时长5～15分钟以内。内容，即孩子通常使用手机观看、参与的内容，如动画片、短视频、网课等。其中动画片建议转到电视或投影仪上观看，更有利于视力保护；短视频的观看要抓住“一限一供一看一听”：一限，限单次时长；一供，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一看，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一听，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内容。如此一来，孩子可以建立起用时上限的概念，家长也对孩子使用移动终端的内容心里有底。


幼儿园作为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主体之一，要做到科学引导。一方面，通过游戏、课程、活动，帮助孩子科学认识手机等移动终端。在幼儿园教学中，要自觉减少屏幕的使用强度，减少各类作业对手机的使用。另一方面，通过家长会、家长沙龙、家长个案咨询指导等途径，指导家长处理好孩子与手机的关系，遵循“可控不可怕、放开不放任”的原则，依据儿童发展发育的科学原理，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解决难题。


社区作为家庭生活的栖息地，要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社区应发挥贴近性、经常性、熟悉性、多样性等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邻里专题研究、社群论坛分享、亲子情景游戏等活动，形成家长多陪伴孩子、孩子与手机健康相处的良好氛围。对个别家庭学龄前儿童教育存在的特殊困难，社区要本着儿童保护的原则，给予适度、必要的帮助和干预。


社会层面，群团组织要为家庭教育提供保障，早教机构等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教育、卫生、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应投入足够的力量，高度重视学龄前孩子使用移动终端的现象与趋势，注重调查研究，帮助家长更新理念、提升能力。社会各界应科学、客观、全面地看待学龄前儿童的手机使用，切忌全面否定，不以极端个案替代社会整体情况，而是应严谨分析、科学论证。市场监管机构要加强有效监管，督促各类早教幼教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不能只为盈利，生产、销售不利于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的电子产品。


（本调查的问卷设计、发放及数据分析由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朱煦与记者唐芊尔共同完成）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杨昊）记者12日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202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重点工作。即日起至5月中下旬，通过西部计划官方网站接受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报名。


会议要求，2023年，西部计划要按照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相关要求，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到乡村工作，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在青年中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部计划各级项目办要以西部计划实施20周年为契机，高质量抓好招募宣传、扎实推进“青马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和研究生支教团专项、做细做精做优日常管理服务、持续推动志愿者扎根西部，不折不扣落实好西部计划各项工作任务。


据悉，2023年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实施规模将继续保持2万人，地方项目预计实施规模将超过4万人，分为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等7个专项。今年是西部计划实施20周年。20年来，西部计划累计招募派遣46.5万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在2000多个县（市、区、旗）基层服务。

婴幼儿时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的《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提出要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家庭托育点服务，强调家庭托育点应为婴幼儿提供生活照料、安全看护、平衡膳食和早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是一个最脆弱、最柔软的受护群体，家庭托育服务要真正让更多的家庭放心，首先要确保安全问题。


婴幼儿喂养安全。充足的营养和良好的喂养，可以满足婴幼儿体格生长和机体功能成熟及大脑快速发育的需求，是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保障潜能发展的最有效措施。家庭托育点应与家庭积极配合，为实现母乳喂养提供便利条件。要根据婴幼儿特点选择和烹制食物，引导婴幼儿有规律进餐，关注婴幼儿进食安全并对他们发出的饥饿和饱足信号及时做出回应。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要掌握婴幼儿科学喂养知识和技能，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工作，做好食源性疾病防控工作。


婴幼儿生命安全。婴幼儿时期是个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生命最脆弱的时期。婴幼儿由于身体各器官系统的功能尚不成熟，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比较弱，极易患各种感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且发病率高，病情变化迅速。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应了解婴幼儿生长发育的特点，辨识婴幼儿常见健康问题，掌握相应的护理技能，做好婴幼儿定期健康观察，特别要加强婴幼儿重点疾病防控，关注婴幼儿生长发育异常表现，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婴幼儿心理安全。婴幼儿的心理发展与生理功能发展紧密相连，随着年龄增长而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变化：从无条件反射到条件反射的出现，从视觉、听觉迅速发展到言语的形成，从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认知到初级思维的萌芽，从情感内容日益丰富到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对父母的依恋到对人际交往的渴望，从一个“生物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这一时期，婴幼儿除了需要满足生理需求以外，还需要满足心理安全需求。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应了解婴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理解其所发出的信号和表达的需求，通过身体接触、肢体语言、语言交流等方式及时给予恰当、积极的回应。特别要关注婴幼儿的情绪变化，缓解其焦虑、恐惧、愤怒等不良情绪，消除各种负面情绪的影响。同时，要及时发现发育偏异的可能和风险，进行进一步评估和早期干预，保证婴幼儿心理健康发展。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自身要有良好的情绪尽可能调控能力，避免向婴幼儿发泄不良情绪。


婴幼儿活动安全。婴幼儿时期是运动发育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婴幼儿的身体不断发育成熟以及身体机能不断增强，一般按照“抬头—翻身—起坐—爬行—站立—行走—跑跳”的特定顺序发展。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要顺应婴幼儿运动发育规律，适时训练婴幼儿翻身、起坐、爬行、站立、行走、跑跳等能力，促进婴幼儿运动能力的发展。要根据婴幼儿的年龄和发育水平，减少婴幼儿久坐时间，合理安排婴幼儿的身体活动、室内和户外活动，为婴幼儿提供各种交流玩耍的机会，通过陪伴、互动、示范等方式引导婴幼儿尝试不同的活动，提升婴幼儿体格生长和运动能力发育水平。预防伤害是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的基本责任。家庭托育点照护人员要树立预防婴幼儿伤害的意识，学习和掌握基本的常见急救技能，随时排查和清除婴幼儿活动区域内的安全隐患。为婴幼儿做出安全示范，帮助婴幼儿识别伤害风险、提升安全意识、养成行为习惯。牢记婴幼儿不能离开视线范围，要与婴幼儿保持伸手可及的距离。


家长对家庭托育服务的期待，不仅是希望有地方可以送托，更希望提供高品质的托育服务，托育服务质量能够让人安心、放心。家庭托育点以及照护人员需要掌握科学育儿知识和技能，遵循婴幼儿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持续监测婴幼儿体格生长、心理行为发育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尽可能提供早期学习机会，促进婴幼儿在身体发育、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记者调查】


家中两岁小娃谁来带？这让北京家长林夕的家庭“硝烟四起”。


双方父母身体不好，无法长期带娃；请过几个育儿嫂，却总是不能满意；考察过一些托育机构，不是离家太远，就是收费太高；林夕和丈夫都处在事业上升期，谁也下不了回归家庭的决心。“要是家门口能有收费合理、保教质量不错的托育机构就好了！”夫妻俩慨叹。


林夕的期盼正在落地中。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就《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鼓励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并提出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不少专家认为，这为促进家庭托育点规范发展、化解婴幼儿托育市场的供需矛盾，提供了新的政策指引。


但担忧也接踵而来——有从业者担心政策门槛过高，难以持续运营；有父母担心家庭托育点监管手段不足、师资力量不强，难以提供安全科学的保教，只是“作坊式看娃”。


家庭托育点如何才能不负所“托”，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满足当下家长多元的托育需求？记者就此展开调研。


1.家门口的托育正成为“刚需”


早晨七点十分，家住北京天通苑某小区的刘青抱着两岁半的女儿出了门。先把孩子送到隔壁单元一家名叫“爱格”的家庭托育机构，再匆匆赶去地铁站，准备开启一天的工作。


“正常托管时间是早晨7点半到下午五点半，三餐两点。上下午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在小区里户外活动各一小时。遇上加班或者临时有事，机构老师也会帮忙多带一会孩子。”在没有老人帮忙的育儿时光里，这家开办在居民楼里的小小托育点，成为刘青得以在职场上安心打拼的最大支撑。


随着“二胎”“三胎”生育政策的施行，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正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但与巨大的需求体量相比，中国托育服务仍然存在巨大缺口——相关数据显示，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4.5个的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


“为满足年轻父母的养育需求，这几年国家在不断加强托位建设，但这些托位以集中在商业区的幼儿园托班、托育机构为主，不少机构的托位利用率整体偏低。究其原因，一是收费较高，二是难以满足家长就近、灵活送托的需要。”在多年跟踪调研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发现，在更深层面，这种缺口源于托位有效供给的不足。


也正是由于此，尽管2019年国家才正式出台文件将托育机构纳入规范管理，但在价格更高的专业托育机构与自己付出精力育儿的两极之间，一些家庭托育点早已根据市场需求应运而生，并在“灰色地带”中野蛮生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高丙成介绍，具体而言，目前的家庭托育点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家庭间的互助式托育，模式为邻居间互助带娃或几家人共同聘请育婴师；另一种则是住宅内的小型托育机构，举办场所在居民楼内，但以小型托育机构的模式运营。


“从儿童成长发展规律来看，家庭托育点是对当前托育服务的一种有益补充，它具有离家近、与儿童居家成长环境一致、小巧灵活等特点，满足了不同家庭的多元托管需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茅倬彦说。


史毅也持同样的观点：“一般来说，托育服务主要有三方面成本，场地支出、人员支出和设施维护费用。以住宅作为托育场所，用房成本大幅下降、送托半径大大缩小，使得更多家庭有能力送托，进一步加强了托位的有效供给，有助于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提高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


2.家长忧科学照料难实现，从业者愁要求多、收益少


尽管收费不算太高、送托也比较方便，但在考察了两家小区附近的家庭托育机构之后，一连串的问号还是让林夕很焦虑：“毕竟不是正规的幼儿园，食品安全有没有保障？磕了碰了谁负责？户外活动时间能保证吗？内部装修环不环保……”


即便是直言“因为家庭托育点而解脱”的刘青也曾“踩过雷”：“原来上的一个托管班突然跑路，连夜搬空了桌椅设施，提前交的三个月托管费也打了水漂。”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因缺乏监管、办学不规范等原因，家庭托育机构跑路、托管不够安全、邻里纠纷等负面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担忧，在此次的征求意见稿里得到了回应。条文明确规定，每家家庭托育点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90日等。此外，试行办法还就照护人员资质、监管办法等多个重要环节作出规定。


但即便有了这些规范，家长们还是普遍表示“信任感不高”。“比起专业托育机构，家庭托育毕竟门槛低、监管难。目前政策是卫健部门牵头，消防、民政、市场监管，甚至街道乡镇都参与管理，但多方参与会不会变成谁也不管？”一位家长说。


此外，幼儿能否在家庭托育点得到科学的早期能力发展教育，也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调研发现，90%以上的家庭会选择在孩子2岁至3岁的时候送托。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在更小龄孩子照管上的供给匮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家长对于托育机构促进孩子早期能力发展的更高要求。”史毅介绍，当前评判普惠托育服务有三个标准：一是价格可承受，二是方便可及，三是质量有保障，“从服务模式上来看，家庭托育点在价格可承受和方便可及上有很大优势，但在‘质量有保障’方面，确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与家长对安全、质量的顾虑相比，从业者则对“能不能经营下去”充满担忧。


北京市立水桥附近某小区的一家家庭托育点内，负责人李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孩子收费3500元/月，如果按照新版意见只能招收5个孩子，扣除租金、水电、教具、伙食费用以及两位照护者的社保开支等，照护者每月工资也就是两千出头。”而在此前，这家大约130平方米的托育点招收了10个孩子。


“限制托位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精细的照料，这的确照顾到了家长端的需求。但这样一来，原本费用较低的家庭托育点会不会为了保证收益提高收费或降低保育质量？”林夕说出了很多家长的担忧。


3.家庭托育茁壮成长还需配套制度“给养”


对于家长和从业者们的讨论与担忧，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试行办法的出台有助于增加大众对托育行业的认知，但家庭托育点作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其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既需要将管理要求落细落实，又需要与其他相关政策配套衔接，为其茁壮成长提供“制度营养”。


关于家长普遍担心的安全和质量问题，茅倬彦认为，对于家庭托育点来说，重点首先要放在强有力的监管上，各部门要切实履行权责，“进而细化对其服务标准和服务能力方面的规定，不能因为家庭托育点小就放松标准，这样才能真正让家长省心放心，让行业健康发展。”


高丙成表示，从更长远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托育人才的培养、完善其培训认证体系：“一位合格的家庭托育从业人员必须掌握一定的婴幼儿保育、心理健康、食品安全、急救和消防培训等知识。随着家庭托育点的全面铺开，人才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显现，托育人才培养亦将愈加迫切。”


对于从业者普遍担心的运营收益问题，史毅建议，应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给予家庭托育点一定的运营补贴，或以奖励补助、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降低其运营成本，使其真正成为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姜博丰、郑福军、陈泽文、高明合，（见上图，从左至右，受访者供图）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2017级混合班学生。大三换校区后，4人成为室友，同住在313寝室。如今，4人都在浙江大学读研。2022年9月开始，4人以寝室名义共同设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313助学金”，每个月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500元，用于资助来自西部地区有困难的浙大学生。


见到高明合时，他刚结束实验室的组会。“最近福军还在上海实习，我们也都在忙着论文、实验、面试。虽然各忙各的，但大家每天都会在寝室群里分享见闻，感觉还住在一起。”高明合笑着说。


高明合、姜博丰、陈泽文、郑福军4人的缘分始于2019年。


“福军、博丰、泽文是竺可桢学院混合1704班的，我在混合1702班。大一大二时我们都在紫金港校区，因为同一个班级，所以他们3个先是住在一个寝室。”高明合告诉记者，因为混合班的同学们专业都不一样，大三大四有些同学需要留在紫金港校区，有些则要搬去玉泉校区。


“当时学院告诉我们可以优先自由组合，剩下的再进行分配。因为我们4个人都要去玉泉校区，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进行了寝室重组。”高明合说。


以寝室名义设立助学金


2022年9月，“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313助学金”正式启动。


每个月的第一天，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都会收到备注为“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313助学金”的一笔捐赠。


设立助学金的念头，起源于高明合在本科期间，在浙大教育基金会的一段实习经历。后来他去贵州支教，坚定了助学意向。“去年3月，我在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我们学校外语学院的校友在毕业10年后以寝室名义设立助学基金的事。”高明合说，“读完文章后特别激动，我想，这么好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4人一拍即合。“去年3月，明合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到我，告诉我他们想要以寝室名义设立助学金的计划，并向我咨询具体操作流程。”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发展联络专员危宇頔说，“那时明合还在贵州支教，所以我们通过线上沟通敲定细节，线下则由我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对接落地。”


“每一笔捐赠到账，学校教育基金会都会及时向我们反馈。每月首日，我还会收到浙大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沈黎勇老师发来的感谢信息。”高明合打开手机，给记者看了一张他3月收到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上面清晰地写明了项目名称、捐赠金额、收款单位等信息。去年9月起，4人以寝室名义设立助学金。


爱心在校友间持续传递


如今在浙江大学，以寝室名义设立助学金早已不是个例。


沈黎勇告诉记者，最早设立寝室奖学金的外语学院校友，同寝室4人在2019年5月浙江大学校庆期间，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的捐赠协议，设立了“浙江大学外语学院229助学基金”。


“截至目前，‘229’已连续资助了45个月，每个月800元，捐赠金额已累计达3.6万元。”沈黎勇介绍，这笔善款主要用于资助该校外语学院家庭困难的本科生。之后，这一做法在浙大校友间引发了“连锁反应”，从“229”到“325”、“433”、“313”，类似的爱心传递，在浙大持续出现。


沈黎勇介绍，外语学院另一个已毕业的“325”寝室3名校友，去年5月校庆期间与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了一份每年5万元的捐赠协议，持续捐赠25年。“这个数字也很有意义，因为去年正好是浙江大学125周年校庆。”沈黎勇说。


计算机学院1994级的一名校友看到寝室捐赠的故事，马上跟同寝室室友们商议，去年5月设立“计算机学院1—433助学基金”，用于资助2名困难学子，从大二到大四连续资助3年。


在赠人玫瑰中感受温暖


去年，当高明合在寝室群中发起助学号召时，4人的一拍即合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首先我们很有默契，另外我们有相似的志愿服务经历。”高明合说。


2021年8月，作为浙大第二十三届研究生支教团湄潭分团团长，高明合前往贵州湄潭中学担任物理老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支教助学工作。其间，通过家访，他对同学们的家庭情况有了一定了解。


“支教一年间，我感触很深。如何能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接受教育，是我一直在思考的。”结束支教后，高明合回到学校继续研究生学业，仍旧时常挂念那里的孩子们。


去年11月，高明合收到了一条视频，是下一届支教团成员到他曾任教的班级进行宣讲时，同学们一起录的。“高老师，我们想你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让高明合感动不已。


实际上，在高明合发起号召之前，寝室的其他3人也早已萌生了资助贫困生的想法。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更加能够感受到知识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2019年暑假，郑福军去青海支教，其间他了解到一些学生由于家庭原因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刚到支教学校，教学的硬件设施比我想象中要好，但师资力量比较薄弱。”郑福军回忆道，“一些孩子想的是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挣钱，我觉得太可惜了。”


不仅要为学业努力，还要为生计发愁，这成为许多贫困生求学之路上的阻碍。“前两年我的家人罹患重大疾病，住院费用较高，因此在校期间，我也曾因为要解决生活费做过家教兼职、卖过花、送过货。”姜博丰说，“记得当时有一个家教工作位置在非常远的地方，来回通勤就要两个多小时。有时课业繁忙，还要在地铁上写论文、编代码。在学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身体很容易吃不消。”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姜博丰告诉记者，2021年研究生入学时，他完成了困难生认证，凭此可以申请助学金或奖学金。今年1月，他还收到了工程师学院下发的生活困难党员慰问金。“当明合在群里提到设立助学金时，我觉得这个想法不仅好，更是我的一份责任。”


作为寝室年纪最小的学生，陈泽文告诉记者，在参与过的一些公益活动中，他结识了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同学，但一直没想好该以怎样的形式去资助。高明合的提议，让他酝酿许久的想法得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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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的4名同学约定，要将这笔助学金坚持下去，至少20年。


“让有能力、有机会、有才华的人不受其他条件的制约，投入自己所热爱的领域，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我们以寝室名义设立助学金的初衷。我们希望通过助学金，尽可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高明合说，“我们只是星星之火，但如果能够带动更多同学加入资助队伍，继而形成燎原之势，那我们也算是作出一点贡献了。”


说起20年之约，高明合告诉记者，20年之后，寝室4人在哪儿、过着怎样的生活都还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4人一定会坚持资助下去……

4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孙绍骋作动员部署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车俊讲话。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昆，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李小三出席。


孙绍骋说，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动员全党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作出的重大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抓好主题教育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牢牢把握总要求，紧紧锚定目标任务，全面落实重点措施，保证主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


孙绍骋说，开展主题教育，关键是要在求实效上下功夫。要科学统筹、把握节奏，推深做实重点任务举措，确保主题教育各项工作有声有色开展、有力有序推进。一是理论学习要走心入心，切实纯正学风，静下心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科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真正学出“真理的味道”、悟透“活的灵魂”，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二是调查研究要求真求实，简化形式，精准选题，深入调查，用心研究，搞好成果转化运用，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三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见行见效，紧扣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抓重点、攻难点、通卡点、破堵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四是检视整改要动真碰硬，从一开始就奔着问题去，对问题来个“清仓大起底”，对整改中搞弄虚作假的“罪加一等”严肃处理。五是建章立制要管用有效，更加注重针对性和系统性，确保各项制度立得住、落得实、行得远。


孙绍骋说，全区各级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接受中央指导组的督促指导，确保主题教育不虚不偏，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进。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要发挥统筹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各尽其责、密切协作，自治区党委巡回指导组要严督实导。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精心组织实施，搞好统筹兼顾，加强宣传引导，务求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车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主题教育，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指导组将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从提高政治站位推动落实、把握总要求推动落实、紧盯根本任务推动落实、围绕具体目标推动落实、贯通重点措施推动落实五个方面做好督促指导工作，与自治区党委同题共答，把指导工作寓于帮助服务之中，深入了解情况，提出工作建议。在全程指导、全面指导的同时，突出重点对象、重点措施、重点要求，注意发现总结典型，落实好主题教育各项任务。自治区党委一定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履行好主题教育主体责任，紧紧聚焦主题不偏离，确保主题教育质量，努力使内蒙古主题教育能够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中央第一指导组全体成员，自治区现职省级领导同志，退休省级老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自治区纪委副书记、党委巡视组组长，自治区直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中央驻区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自治区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党的二十大代表，自治区党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负责同志，巡回指导组各组组长、副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盟市、旗县（市、区）设分会场。（记者刘晓冬）

内蒙古自治区首批“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证书颁发仪式日前在包头市举行，首批获评的特级技师18人、首席技师7人，来自区内3家装备制造企业和1家盐化公司的生产或技术攻关一线，涉及电焊工、数控车床工、普通车床工、特种冲压工等多个工种。


2022年，人社部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将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为“八级”，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近年来，内蒙古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更多技能人才投身技术技能创新，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截至2022年年底，内蒙古自治区高技能人才总量达110多万人，95家企业评价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工作。下一步，内蒙古人社部门将围绕内蒙古自治区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积极实施“新八级工”制度，加大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培养力度，充分调动各级各类企业培养技能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技能强国战略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4月的山城重庆，迎来了一批敢闯会创的年轻力量，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冠军争夺赛4月9日在重庆大学举行。本届大赛自2022年4月启动以来，共有来自国内外111个国家和地区、4554所院校的340万个项目、1450万名学生报名参赛，参赛人数首次突破千万。


累计943万个团队、3983万名大学生参赛……创办8年来，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我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平台，为许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插上创新创业的“翅膀”。


赋能乡村振兴


传承红色精神


■累计有98万个创新创业项目精准对接农户255万余户、企业6.1万余家，签订合作协议7万余项


2017年8月，参加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大学生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勉励他们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参赛者兰雨潇对总书记的话语仍然记忆犹新：“创业是一个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总书记的鼓励让我们坚定信念，我们定当志存高远、奋勇向前。”


为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走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和城乡社区，接受思想教育、加强实践锻炼，大赛自2017年开设“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从延安到古田、从井冈山到西柏坡……5年来，共有177万支团队、813万名大学生积极投身于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中。


获得第六届大赛金奖的贵州大学“博士村长”项目开创了产业振兴、造血扶贫的崭新模式，将科研与扶贫有机融合，扶贫足迹遍布整个贵州，下乡服务上万次，真正做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村里的乡亲们，是朋友也是同事！”疫情防控期间，电子科技大学的“沈厅筑梦家庭农场”项目通过新媒体平台直播带货，创新“红旅”赛道精准扶贫模式，一个月内帮助果农销售柑橘超1500万公斤，增加岗位6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增长5倍。


各地各高校依托“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结合红色资源优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从井冈山老区走出的“百年好合”项目，针对井冈山旅游胜地和当地林地多的特点，打造了“大百合生态农业+旅游”的产业模式，为当地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今，项目团队负责人赵延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继续为革命老区贡献力量。


据介绍，截至去年8月，累计有98万个创新创业项目精准对接农户255万余户、企业6.1万余家，签订合作协议7万余项。“红旅”已成为一堂融合了党史教育、创新创业与乡村振兴的“思政金课”，助力更多青年学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紧跟时代需求


贡献青春力量


■涌现诸多紧跟前沿科技、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项目


“我们团队研发的头盔运用了点阵结构缓冲层，较中国队上一代雪车头盔减重了500—700克，安全性能提升25.1%。”东莞理工学院研究的拓扑优化智能运动头盔已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被中国雪车队使用。这支由多个学院、不同专业学生组成的新工科复合型学科交叉团队，用4年时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实现国产化转型。


“让我国运动员在参加自己国家举办的冬奥会时能戴上国产头盔，这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自信的体现。”项目成员钟宇航道出了众多创新创业学子的心声。


南昌大学中科光芯——硅基无荧光粉发光芯片、天津大学心脉联衢——全球首款体内可视化小口径人工血管、北京理工大学研制的我国首套卫星通信阵列参数矩阵并行测量仪……这些成果，都来自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8年来，大赛涌现出许多紧跟前沿科技、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项目。纵观其中，不少涵盖学科交叉和跨行业创新，体现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轮工业革命重点领域的前沿趋势和最新成果。


从课堂教学到实践教学、再到服务国家经济发展，8年来，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形成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新模式。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高校重任在肩。有高校负责人介绍：“学校通过设置创新创业学分、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创业项目等方式，助力学生创新创业，努力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团队。”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大赛带动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范式的变革。据介绍，本届大赛进一步突出育人功能，强化“四新”引领，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式设置产业赛道，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产业出题、高校揭榜、学生答题、同题共答。8年来，“互联网+”大赛架起了教育端与产业端深度融合的桥梁枢纽，有力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效推动了大学生更高质量的创业就业。激励广大青年学生把“青春梦”“创新创业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


加强国际交流


构建开放平台


■本届大赛吸引国外107个国家和地区的1340所学校、7944个项目、25260人报名参赛


“‘互联网+’对我来说是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也让我了解到中国是一片研究环境科学的沃土。”上届大赛季军，来自英国的威廉作为海外选手代表，在本届大赛同期活动——世界青年大学生创业论坛上分享自己的参赛感受，如今，他正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自第三届大赛首次设立国际赛道，到第六届大赛首次以国际命名，越来越多海外创新青年汇聚于此。“互联网+”赛事国际化程度逐年提升，大赛成为增进世界大学生交流沟通的桥梁纽带及世界大学生青春追梦、共创未来的重要平台。


除中国高校外，本届大赛共吸引国外107个国家和地区的1340所学校、7944个项目、25260人报名参赛，与2021年相比，参赛项目数和参赛人数分别增长44%和62%。规模增长的同时，参赛项目也“含金量”十足，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百强大学共有2873个项目报名参赛，达到国际项目总数的37%。大赛成为世界大学生高度关注、广泛参与的创新创业赛事国际品牌，有力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肤色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跨时空交流。


在本届大赛挺进冠军争夺战的六强团队中，两支国外队伍也呈现了亮眼的项目成果：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瑞士）带来的智子科技—电源自动化设计软件平台，实现从需求到样机的研发全自动化，将电源研发成本降低一半、周期缩短一半；卡内基梅隆大学（美国）开发的临床级直肠癌诊疗评估一体化AI系统，可用于直肠癌手术术前决策与手术规划等。


本届大赛冠军争夺赛期间还举办了第四届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和创新创业英才奖颁奖典礼，首届世界青年大学生创业论坛，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等同期活动，邀请创新创业教育知名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代表、历届大赛冠军以及海外名校代表等共同参与并交流经验。


8年来，从20万大学生到3983万大学生，从5万个团队到943万个团队，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记录着当代大学生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故事，让青春在创新创业中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