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视频会议，全面部署做好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全力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护航。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要多用市场化、社会化手段。数据显示，我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已达1.63亿户，是吸纳就业的绝对主力，高校实现“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将进一步拓宽大学生市场化就业路径。对于中小企业，地方政府更当落实好有关优惠政策，让援企稳岗政策红利惠及更多高校毕业生。有关部门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组织创业培训，提供金融支持，健全灵活就业保障，更将使毕业生发现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天地。“三支一扶”“特岗计划”招募、公共部门岗位落地、大学生征兵工作……用足用好各类政策性岗位，发挥就业引领效应同样重要。全方位、多举措拓展就业空间，能为广大青年提供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广阔舞台。托底性就业保障，更体现党和政府的良苦用心。有关部门将及时掌握低保或零就业家庭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情况，提供包括就业指导、实习培训、岗位安置等持续跟踪服务。兜底性帮扶确保就业关怀不漏一人，力求对特殊毕业生“扶上马送一程”。

全力保障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民众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国家与民族踔厉奋发、勠力前行的生动映射。在党和政府科学统筹部署、用心用情用力施策下，就业“蓄水池”必将不断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必将实现自我价值，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使命。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11月7日晚，在全场千余名观众高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荣光与梦想”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圆满落幕。

为推广普及高雅艺术，丰富高校美育内涵，11月6日、7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大剧院联合策划的第二届“北京大学·国家大剧院艺术周”举办，指挥焦淼携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为北大师生奉献了两场高品质、高水准的合唱音乐会。

两场音乐会的曲目编排精良、匠心独具，既有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如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荡了几代人心扉、表达对党满腔赤诚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更有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风貌的精品力作，如展现新时代人民军队豪情壮志的《强军战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作的《百年荣光》《领航》；还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全新创排演绎的《新时代歌谣》《春天中国》等。

一首首耳熟能详、激荡人心的歌曲，时而亲切委婉，时而高昂奋进，生动诠释了合唱艺术的无穷魅力，引发现场观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嘹亮的歌声中，北大师生沉浸在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岁月中，不忘来时路，展望前行路，对逐梦的新征程更加信心满怀。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2022级硕士生苏婉仪说：“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表演极具感染力，歌声唱出了祖国万里山河的壮阔，唱出了中国人民一路走来，面对艰难险阻都不曾退却的勇毅，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愿平安和幸福属于每一位奋斗者。”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驻团指挥焦淼表示：“能够参加北大艺术周的演出，带领大剧院合唱团的全体艺术家们为师生们带来这样一场充满时代气息的音乐会，非常有意义。希望通过这些优秀作品，凝聚起青年学子们信仰的力量，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描绘出更加美好的蓝图。”

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大学自2020年9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双方通过一系列的活动策划，共同构建高校艺术普及、教育、展示的平台，推动高校美育事业繁荣发展。

2020年9月，在北京大学2020年开学典礼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北大教工、学生合唱团一起演奏《红旗颂》和《燕园情》，成为新生入学后难忘的瞬间；2020年10月，北大学子受邀参加2020年国家大剧院歌剧电影展开幕式，感受“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的不朽魅力；2021年5月，双方共同策划推出“北京大学·国家大剧院艺术周”系列活动，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十字街头》与歌剧《方志敏》选段音乐会，为广大师生带来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2022年立冬前夕，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再度放歌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用两场“荣光与梦想”合唱音乐会激励广大青年学子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在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据了解，国家大剧院多年来始终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目标，目前已与北京大学、北京舞蹈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等8所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各色活动和多种模式，丰富高校美育内涵，助力美育工作建设，并积极参与到全社会的美育体系建构之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贵州省塔山村，电子科技大学通过实施“数字塔山”工程，将智慧养殖管理模式用于肉牛和蛋鸡养殖，实现养殖标准化、可视化；在云南省施甸县，西安交通大学投入资金200余万元，研发双向转诊与医疗质量管理软件，完善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建设，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好的就医条件；在安徽省阜南县，同济大学采用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创新循环农业模式，建设有机废弃物消化生产生物天然气基地，作为国家“十四五”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的样本向全国推介……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教育部直属高校（简称“直属高校”）在内的中国高等院校开展定点帮扶、促进乡村振兴取得丰硕成果。

高校帮扶“多方联动”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教育部2012年组织44所综合类和理工科为主的直属高校定点扶贫44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1所直属高校参与滇西专项扶贫任务。2019年，为进一步强化帮扶力量，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安排，又新增20所直属高校参与定点扶贫。

“10年来，各直属高校累计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44.35亿元，购买和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44.01亿元，帮助引入企业663个，引入企业实际投资额151.6亿元。”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带来了这组数据，“各直属高校充分发挥学科、科技、智力和人才优势，逐步探索形成了应帮扶县所需、尽高校所能的特色帮扶路径。”

——看教育帮扶。坚持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同步推进，援建捐赠、师生支教、师资培训、结对关爱等成为所有高校的共同行动，促进帮扶县的教育教学质量实现较大提升。10年来累计培训教师11.64万人次。

——看产业帮扶。通过制定产业规划、引入专业力量、促进成果转化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实现帮扶地区农业产业的品种改良、品质提升和品牌升值，很多帮扶县村集体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10年来累计培训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77.76万人次，帮助制定规划类项目1352项，落地实施科研项目1949项。

——看健康帮扶。深入开展医生和设备支援、医护人员培训、巡回医疗和卫生知识宣传等工作，提高当地医疗服务水平，一大批帮扶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三级医院。复旦大学在云南为2.5万余名乡村儿童开展免费先心病筛查及手术，四川大学在藏区开展包虫病义诊3.4万余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看消费帮扶。全面动员校内外力量，通过建立高校“订单式”农产品直供基地、后勤采购、工会购买、师生直播带货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强大的帮扶合力源于有效的合作机制。据刘昌亚介绍，有关方面分领域成立高校帮扶联盟，共有131所部属省属高校和企业参与，从高校扶贫“单兵作战”的攻坚战逐步转向高校帮扶“多方联动”的集团战，进一步促进优势资源共享，短板弱项互补，切实把地方所需和高校所能结合起来。在做好帮扶工作的同时，37所直属高校还承担了支援14所部省合建高校学科建设的任务，有效提升了合建高校的办学水平，并发挥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

科创改变乡村面貌

2018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据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介绍，5年来，高等学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结合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实施，加快构建高校支撑乡村振兴的科技创新体系，为乡村产业发展和产业振兴提供了技术支撑、成果供给和人才支撑。

比如，吉林大学的抗盐碱水稻“吉大6号”“吉大7号”“吉大158号”推广面积800余万亩，增产4亿公斤，为农民创收12亿元。华中农业大学在长江流域湖北油菜主产区推广优质油菜累计1.5亿亩，在西北、东北地区推广麦后复种饲料油菜150万亩，仅饲料一项，为农民增收4.5亿元。东北农业大学东农系列大豆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3000万亩，创经济效益20多亿元。厦门大学新型胡萝卜试种成功，种植成本大幅降低，比进口种子价格降低73%。广西大学科研团队指导全区453家牛羊规模企业通过生态养殖认证，指导和帮扶全区54个贫困县开展牛品种改良工作，为群众增收19.53亿元……

一系列科技帮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不完全统计，5年间，共转移转化先进适用农业技术成果超1.8万项，创造经济效益710亿元以上，极大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

自《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高校在农业农村领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0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46项。在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天津大学科研团队实现了生物农药品种在微生物底盘中的高效合成，从根本上解决农药原材料来源受限及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自主开发的基因编辑器，为我国种业振兴提供了核心关键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高校还着力解决掣肘农业农村领域技术瓶颈问题。“围绕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重大需求，围绕关键技术、成套装备研发应用，针对破解我国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在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气候智慧型农业等领域科技支撑成效显著，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雷朝滋说。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广袤的田野乡村之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已成为立德树人的大课堂。

华中农业大学在湖北实施“科技与人才支撑乡村产业振兴”计划，两年多来，3位院士、600余名专家教授、3000余名大学生深入湖北全部县市，开展科技服务工作400余次、走访调研地方企业和专业合作社300余家，举办各类培训讲座近200场、培训人员8000余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派出2000余名师生深入西部7省区345个县开展乡村调查，形成西北地区乡村类型调查报告，学生撰写的《乡村振兴的青年实践》已经出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建立“校村联建型”党组织，充分发挥联合党组织作用，跨越村庄行政设置，以湖北省通城县红石村党支部为纽带，联合邻村井堂村党支部，致力于整合各村资源，打造“一村一品”样板，与276个农户签订合作协议，探索出“种养+收购+直销”的新发展模式……

“各校在帮扶地区建立了近百个教育培训、劳动教育、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实践基地和育人平台，一批又一批师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研成果用到乡村，使高校与乡村紧密融合、共同成长。”刘昌亚说。

依托“科技特派员”“博士服务团”等项目，更多涉农高质量人才深入乡村振兴一线，持续开展调研交流、社会服务等活动，得以将知识的力量、科技的能量、青春的活力投入乡村振兴。师生走出实验室，把科学研究做进了田间车间，对于学生来说，从课堂走向社会，走近乡村，也能够更了解国情、社情、农情。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雷朝滋表示，下一步将开展乡村振兴人才培育示范工程。“健全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促进高校不同学科、专业的人才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加大涉农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力度，推进涉农高端人才培养，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公共服务人才培训，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人才和智力支撑。”雷朝滋说。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仅追求数量上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和人民需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等理念逐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


为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各国纷纷为大学提供资金，开展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术共同体建设。本文梳理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流大学建设相关政策与计划发现，至少有30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77项相关政策。按照地区来看，多集中在亚洲、欧洲地区，其中亚洲36项位于第一，欧洲33项紧随其后，北美洲9项，大洋洲2项。按照国家来看，加拿大、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法国、挪威均超过5项，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出台较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斯洛文尼亚等国也都有相关支持性举措。从政策发布时间上来看，2004年之前仅21项相关政策与计划，而2004年及之后有56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数量明显增加。从上述趋势可以看出，无论国家或地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经济、高等教育系统发达，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一般，都希望自己的大学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1、因地制宜制定建设策略


各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策略的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域上的差异。对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来说，共同特点是国家政府深入参与大学转型的过程，且注重通过研究和开发支持国民经济，如韩国的“BK21”计划、“BK21PLUS”计划，日本的“全球顶尖大学”项目（TopGlobalUniversityProject）等。亚洲的国家政府通过刺激政策和财政激励等方式，集中资源支持有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实现研究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进而赢得“世界一流大学”的声誉。


欧洲国家则更多通过建立卓越中心并配套建立竞争性资助计划的方式来提升大学的研究和创新能力，有的聚焦在科学目标（如挪威的SFF），有的专注于经济、创新目标（如丹麦的SPIR），还有的则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如瑞典的SFO）。欧洲国家等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国际知名度，提升对高水平研究机构和研究团体的吸引力，确保国家科学竞争力的实现。


还有国家通过新建大学的方式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该类大学往往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为其发展创建充分的条件以冲到世界前列。如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等。


2、通过国际化提升一流大学建设水平


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有研究发现，国际声誉、国际影响力、国际学术研究等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特征。因此，包括国际声誉、国际学生数在内的代表国际化水平的指标被看作一流大学建设成效评估的重要内容。提升国际化水平，成为很多国家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举措。


如日本的“全球顶尖大学计划”旨在通过国际化发展推进日本大学国际化的教育和研究能力，在提交申报材料时明确要求提交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改革构想书》。我国“双一流”建设政策提出高校要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并明确将推进国际合作交流作为改革任务之一。


很多大学在提升国际化水平上也有着相近的举措，大多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式开展国际合作，注重生源、师资、科研合作国际化水平。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国际化的大学往往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增加经费投入，鼓励师生“走出去”开展国际交流，另一方面通过奖助学金等多种方式吸引国际生源。


一项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顶尖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均在22%以上。师资的国际化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面。世界一流大学师资力量高度国际化，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该项得分均在95分以上。在科学研究方面，各国家鼓励高校间开展科研交流和合作研究。新加坡政府建立约六万平方米的“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园”，鼓励新加坡大学邀请国际顶尖研究型大学开展全球合作研究。根据InCites数据库的统计，截至2020年1月31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合作论文比例均超过30%。


3、重视一流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


很多学者认为，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础，一流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判断大学是否为一流的重要依据。如香港大学第14任校长徐立之曾说：“有10个到12个一流学科，我们就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了。”


世界一流大学一般是学科覆盖面广、国际化程度高的综合性大学。很少有大学只因少数学科的发展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022年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第一的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电气电子工程等专业排名均为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牛津大学，考古学、人类学、英语语言和文学等专业排名也均为第一。一流学科对于一流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都在注重学科多元发展的基础上，集中资源打造世界一流学科，从发展规划上给予优先性，促进某些重点学科先发展，进而通过形成多个学科集群优势促进整个大学的发展。基于此，相关国家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也非常重视一流学科的建设。如日本“COE计划”重点资助基础性、前沿性、实力雄厚的学科，韩国“BK21工程”和“BK21PLUS”资助包括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新兴学科、人文学科和交叉学科等在内的优势学科。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大学自身，往往都比较重视交叉学科的建设，从政策与制度层面推动交叉学科建设，鼓励高校跨学科交流。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一体化项目”（IGERT），并从国家层面专门设置了一定比例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专业；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等4大学术权威机构联合表了《促进交叉学科研究》报告，强调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也对交叉学科开展多样化资助。美国学科分类目录从2000年开始就设置了“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学科群，教师管理制度也采用交叉学科教师的联合聘任制。瑞典的“林奈中心计划”也鼓励高校建立跨部门、跨学科研究中心，以此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德国的“卓越集群”中的研究团队由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基于研究主题创建，他们跨越学科边界进行学术交流，推动德国一流交叉学科的发展。


世界一流大学也在探索多样化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方式，如学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开设跨专业课程、进行跨学科招生、建立专门的交叉学科学位项目管理机构等。斯坦福大学开展Bio-X和“斯坦福挑战计划”，支持学校开展跨学科研究。哈佛大学开展交叉学科项目，注重培养学生跨学科素养，强调生源多样性。牛津大学提供多样化的跨学科课程，并且不同学院之间经常合作开展联合课程和跨学科研究项目，其三分之一的课程都是由两种以上科目结合而成，如“哲学与数学”课、“经济学与工程科学”课等。德国慕尼黑大学注重交叉学科教学及研究成果在研究生实践中的应用，积极探索多种校企合作研究方式，如企业委托研究、校企合作研究等。


4、注重政策实施的评估


随着社会生活和政府管理的复杂程度、变化程度不断增加，科学决策越来越成为现代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政策评估一方面可以帮助在决策难度提升的背景下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促进政府做出高质量的决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公众和决策者检验公共政策质量和水平，正确认识政策实施的效果、效率和效益，调整政策导向和资源分配，改善公共政策。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政策，对其开展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得到世界各国不同利益群体的广泛认可。评估不仅可以进行问责，还可以进行政策学习和政策规划。因此，各国在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实施过程中，也特别关注基于证据的评估。而且在评估主体上多为第三方机构。第三方评价机构主要由学科领域专家、教授、国际知名学者组成，既保证了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又保证了经费使用的公开透明性。


俄罗斯“5-100”项目的评估发现，项目对参与高校的生产力和效率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韩国一流大学建设相关政策的评估发现，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学的歧视性选择，破坏了韩国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而且还降低了政府与大学间的沟通效率。而针对德国“卓越计划”的评估发现，该计划虽然对整个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会产生马太效应，加剧德国高校的分化。


开展评估对于帮助高校发现问题以及时做出调整也尤为重要。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合理的高校科研评估体系有助于实现高校评估的有效性。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创高校科研评估系统的国家，其高校科研评估体系随着社会发展、政策调整、对高等教育认识的改变而不断改进。早在1984年英国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就提出科学选择性评估（RSE）；在此基础上，1992年英国科研评估体系改进，评估标准由数量导向转为质量导向，评价形式转变为“双向结构”，完善同行评议评估机制、量化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等；2014年则提出科研卓越框架（REF），其在公开、客观、多样化原则的基础上，强调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社会价值，强调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的贡献。还需注意的是，英国重视对于评估结果的使用，通过REF评估结果指导大学对科学研究进行调整。


5、从形式上到实质上的一流


通过上述国际案例与经验，可以发现国际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以下若干共性。


其一，注重高等教育国际化。绝大多数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注重创设优质科研环境，吸引高水平外籍教师来任教，或者进行广泛的学术国际交流提升教学与科研的质量；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也会通过制定全方位多层次的留学生招生计划，增加与高水平大学的学生交流项目、增设奖助学金等方式吸引优秀留学生生源，增强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其二，以交叉学科为抓手打造多个世界一流学科高地。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一流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与实践都表明，交叉学科建设有助于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推动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因此，国际上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在学院之外独立设置整合研究所、研究中心、卓越集群和研究生院等实体机构，推动不同院系师资交叉授课，举办跨学科学位项目或多学科学位项目，实施多导师和反向导师制度等多种方式推动交叉学科发展。


其三，务实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尽管大学排名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进入世界知名大学排名的榜单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标志，同时也可以促进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认为，“一流”指代的是竞争中形成的比较优势，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在对比中名列前茅即为一流。国际一流大学建设经验表明，大学排名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标志，同时也可以促进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因此，不能忽视大学排名的作用。但对于排名也需要客观看待，要了解排名背后的机制。如果过分注重排名而忽视对内在本质的探究，只注重资金投入、挖人、排名、竞争、对标国际，有可能会陷入模仿陷阱，变得只是“像一流”。不应追求形式意义上的“一流”，而要追求实质意义上的“一流”。从文化意义来看，在高度上要超越功利，在宽度上要植根独特的文化土壤，超越国界求“世界大同”。从教育意义来看，要立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关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切实成效，评估是否真正达到了建设效果。


最后，注重多方位、多主体的评估。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承担广泛的社会责任，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仅是大学的责任，同样也是社会的责任。因此应该邀请相关利益方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行评估，并且将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为进一步的科学决策提供证据与基础。


（作者：李锋亮孟雅琴，分别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和在读博士生，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优先关注课题“北京市高校‘双一流’学科的投入与产出研究”〔项目号：AGEA2020022〕的研究成果）

随着柬埔寨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近日签署关于合作开展柬埔寨中学中文教育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中文教育正式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影响力的提高，海外华文教育蓬勃发展，多个国家的华文学校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尝试在后疫情时代走出新的发展之路。


“好的教学理念应该和实际相结合。”西班牙博思语言学校校长潘丽丽说，学校从2018年尝试跨学科教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更与西班牙最近推行的教育改革不谋而合。“西班牙提倡把能力评估加入成绩评估。”


疫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也为华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顺着线上授课的思路，我们把招生范围扩大到了意大利之外。”意大利中意学校校长傅文武在接受记者连线采访时表示，如今参加线上课程的学生分布在欧洲多个国家，对一些位置偏僻、本国华校较少的学生而言，学中文也有了更便捷的平台。


近年来，海外华校的学生群体不再局限于华裔，学习目的也越来越多样化。潘丽丽表示，目前西班牙学习中文的群体中，除了孩子还有成人，他们学习语言是为了从事和中国相关的贸易，或者前往中国工作生活。“有一位欧盟知识产权局的法律专家将到北京工作3年，目前就在跟着我学中文。”潘丽丽说。


在德国斯图加特汉语学校校长陈薇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学习中文是出于兴趣。“很多德国人想了解不同的文化，让生活更精彩，就会先学习用中文进行简单的交流，计划去中国旅行，回来后再学一些中文，结合自己的见闻更好地了解中国。”陈薇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华文教育的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前我们更习惯按照书本讲课，现在也会多做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课程。”法国小熊猫学校校长罗坚说，除了既有的语言课，近年来学校还开设了乒乓球、书法、编程等课程，老师用中文讲课，孩子们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中文能力，颇有些“寓教于乐”的意味。


据罗坚介绍，法国是欧洲最早开设中文教育的国家之一，中文在国际学校往往会成为第一外语。“法国流行主题教育，更注重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罗坚说，“让孩子从兴趣出发，他就会一直喜欢中文，长大后也能坚持下去。”


行走在中华文化和住在国文化之间，海外华文教学需要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平衡。陈薇认为，华文教育既要传播中国的文化，也应适当顺应当地的文化理念，为学生营造合适的学习环境。


“意大利有一些非华裔家庭，本身很喜欢中国文化，现在中国发展又走在世界前列，就会主动把孩子送来学中文。”傅文武说，他的学生中有非华裔，学校与意大利的普通学校也有合作。在他看来，中华文化正越来越多地走进意大利普通学校的课堂。


“我们会通过支持‘寻根之旅’这样的活动帮孩子们了解中国，在法国也会做相应的活动。”罗坚说，“孩子们参观里昂的丝绸博物馆，我们会提前做好功课，给孩子们讲丝绸在中国是什么样的；讲法国某个城市历史的同时，也会告诉孩子们，中国有哪些城市是同时期建立的。”


罗坚认为，将文化对比融入日常教学，能让孩子们了解住在国的同时也了解中国。“只有了解才不会偏颇。”她说。(记者刘立琨)

人民网北京11月16日电（记者何淼）为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全面改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办学形象，教育部近日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并印发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实施方案》的总体目标是通过科学规划、合理调整，持续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和政策供给，使职业学校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办学条件显著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整体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显著增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全部达标的学校比例，到2023年底达到80%以上，到2025年底达到90%以上。


《实施方案》明确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加强职业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改善职业学校教学条件、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五方面重点任务。


《实施方案》要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涵盖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审批设立招收全日制学生并具有实际办学行为（学校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具有招生资格，技工学校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中具有招生资格）的中等职业学校，不包括附设中职班学校和2022年（含）以后新设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包括教育部门审批并备案的高职（专科）学校，不包括职业本科学校和2022年（含）以后新设的高职（专科）学校。


《实施方案》指出，政策保障方面，财政部、教育部在安排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时，会将各地达标工作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资金支持改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


此外，教育部和人社部按职责分别牵头建立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调度机制，通过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和实地抽检定期调度。国家将各地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情况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和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激励省份考核。地方将达标情况作为对市、县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2023年起，每年对各地各校达标情况进行通报，各地工作成效作为国家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项目遴选的重要依据。到2025年底仍不能达标的学校，要采取调减招生计划等措施。

我是一个鲁北平原土生土长的农民，初始学历只是初中，好在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还当上了市里的人大代表。每次外出给村民讲课，大家会热情地喊我一声“韩老师”，每次听到，心里总是暖洋洋的，这证明咱的技术被乡亲们认可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做冬枣种植，一有空就四处“拜师”观摩学知识，或是钻到枣林里一门心思琢磨技术。凭着一股子韧劲，我办起了家庭农场，成立了农民合作社，现在，咱的冬枣已经漂洋过海，远销加拿大等国家啦。


2018年，我听说省里准备为有技术的农民评职称，一下子就心动了。可心里也很犹豫：能评职称的人，都是高学历的大专家，咱天天在田间地头忙种植，有这个本事吗？


后来，村里、镇里上门动员，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交了资料。没想到，竟然顺利通过了初级职称评选。


有了这个小红本本，人一下子变得更有干劲，更有底气了。在参加一次农业技术培训会时，我认识了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种植技术的专家，和他们聊起了我的种植经历。他们很有兴趣，当即提出想把我的农场作为技术研究的试验田。那还有啥说的？我立马同意了。


有了高人到田间地头指点，我学到了很多冬枣种植的新技术，建起了这一带第一个冬枣大棚。为了提升冬枣品质，我试着在枣树培育时加入益生菌和硒元素，这样产出的冬枣个头大，又脆又甜，还能提前一个月上市，口碑很好。


有了这些突破，我先后获评中级、副高级职称，现在正在参评正高级职称。


印象最深的一次面试，是在评副高职称的时候。我一进考场，就看到对面坐了六位专家，还有媒体、社会代表等监督人员。说不紧张那是假的，我的额头一直冒着汗。


当时，评委们除了让我介绍创业经历外，还问了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冬枣是“药丸子”，你怎么看？怎么控制好农药使用量？我一听，心里踏实了——这不正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吗？我从药剂种类、配比、打药时间选择等方面细细道来，话说得虽然糙了点，但道理和方法肯定没错。答完这道题，我心里稳了很多，顺利完成了当天的面试。


如果说有什么参评的小技巧，我想，那就是答题时一定不能慌神、跑题，要定下心来，把咱掌握的技术讲细致、讲清楚。不要怕咱的话土，评委们就想在这些“土办法”中发现有真本事的人。


有了职称，参与外出交流、授课的机会变多了。我还创办了农村合作社，生产规模扩大后，大约可以带动全市50多个冬枣社团、4000多户农民致富增收。


一人富不算富，人人富才真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党的政策给咱农民打造了平台、创造了机会。我期待，能进一步优化农民评职称的参评标准，多多增加参评名额，鼓励大家交流互动、切磋技术，让乡村振兴的大舞台越来越喜庆热闹。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李晓、耿建扩、陈元秋、赵秋丽、冯帆、王斯敏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王鹏）记者15日从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的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获悉，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政策，更大力度拓宽就业渠道，实施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并将于11月至12月期间开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


会议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千方百计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深入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全面推广使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推进落实中小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要用足用好各类政策性岗位，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积极拓宽基层就业空间，鼓励更多毕业生报考重点领域和一线岗位，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


在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方面，会议要求有的放矢开展就业指导，引导毕业生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岗位。对于就业困难群体，要加强就业兜底帮扶，将困难毕业生情况掌握到位、就业帮扶举措落实到位、相关院校支持到位，深入实施宏志助航计划，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跟踪服务。


此外，会议也要求，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稳妥有序取消就业报到证工作，建立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强化就业统计监测。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高毕业生维权意识，为他们提供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对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亦强调，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度支撑是基础，是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当下，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复杂交织，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在此形势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落实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着力点和切入口，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瞄准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推动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锚定基础前沿领域，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当前，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必须牢牢把握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以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抢抓全球科技发展先机。推进基础前沿研究，必须强化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育、增强基础研究设施布局，着力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


注重发力原始创新，实现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深化“放管服”改革，要坚持从能放、会管、服好角度切入，完善利于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瞄准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加快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发力原始创新，以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加快科技创新速度，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根本宗旨，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实现更大规模的科技价值创造。同时要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着力推进战略性、储备性、关键性的技术研发。


创新转移转化机制，推动将资源禀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果转移转化能力的高低关乎科技创新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供给，关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更关乎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加快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提升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已迫在眉睫。一是应着力推动论文成果的产业化，成果产业化是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关键一环，为实现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要加快构建创新链产业链相互融合、有机嵌入的良好协同机制，强化科技创新与成果应用的高效对接；二是强化理论验证和中试环节，探索加大项目后期资助力度，加快推进理论验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成果产业化、数字化、应用化，实现从基础理论到产品质量的飞跃，探索优化中试环节的风险投资机制，借助市场力量强化中试环节，加强同企业技术和产品的合作；三是持续增强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保障，提高专利部门技术保护力度，努力克服各种政策方面的阻碍。


推进科技创新治理，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强调，要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大合力。应通过建设性举措，不断优化和完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其中既包括前瞻性、引导性、促进性的制度措施，同时也涉及对科技创新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的规范性治理。从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集成等诸多方面入手，调动政府部门、科研人员、企业、科研单位、投资机构等多类主体共同参与科技创新生态治理，通过树立创新生态理念、完善科技金融模式、推进知识产权管理、扩展创新生态空间、整合创新资源，形成具备更高服务水平、更高决策水平、更高创新水平的科技创新治理格局。同时，强化依托新技术新应用创新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创新治理理念、思路、方法，驱动科技创新治理从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靠制度、靠人才。以人才强国战略为重要支撑，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不仅要将基础研究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应用成果、转化成果纳入科研人员绩效、职称、岗位考核体系，提高科研人员收入水平，还要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充分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秉持开放合作态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坚持面向“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面向“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并重，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致力于构建能够更好增进人类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科技治理新格局。


（作者：王立万士林，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不久前，2022年下半年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开考。今年的教资考试报名人数达到1100多万人次，已超过2022届高校毕业生总规模。


教资考试持续火爆


10月29日，2022年下半年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如期举行。当日仅武汉就有12.99万人在46个考点参加考试，考生人数规模排在全国各城市第一位，创历史新高。考试结束后不久，“教资”“教资科二”等词条冲上热搜，也反映出近年来教资考试热度的持续攀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作为教师行业的“敲门砖”，教师资格的报考条件相对宽松。目前，我国教资考试一般每年组织两次，分为笔试及面试，涵盖了从幼儿园到高中（含中等职业学校）的多层级、多类别，其中，中小学教资考试的参与面最广。


不少受访考生都表示，教资考试难度不是特别高。此前参加过教资考试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生池傲（化名）告诉记者：“考试对于很多专业的学生而言都比较友好。”今年已经31岁的考生严珠（化名）也表示，自己工作8年后又复习考试，“难度可以接受。”


记者调研发现，“教资热”也带火了与之相关的教材教辅、课程培训等。在某网购平台上，记者发现排名靠前的教资辅导书月销量均在5000册以上，多数资料内包括真题、考点详解、面试题目等，一些商家还打出“非师范生或零基础考生45天贴心规划，一战通关”等广告。不少考生反映，尤其对非师范生来说，购买相关教材教辅已是考试“标配”。


教资考试培训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多名教资考生表示，身边有同学通过报班或观看网课进行备考培训。以教资考试为主要内容的手机App，下载量、点击量不断攀升。某考试培训机构2021年财报显示，其教师序列全年营收超过8亿元，在公司全部营收中占比11.61%。


热度背后有“三变”


记者近期与多地多所高校师生交流发现，当前“教资热”背后发生了三重变化。


——报名人群变广，非师范类学生占比变高。多位高校教师观察到，近几年考教资的学生数量与专业都发生了变化。某外语院校一位教师表示，语言类专业、小语种专业学生参加教资考试的人数有所增长。池傲说，身边理工科同学参加教资考试的也越来越多。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剑萍认为，教资考试没有将非师范生“拒之门外”，这吸引了相当一部分考生参与其中。“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几年我国报名参加教资考试的考生中，约三分之二是非师范生。”


——应考科目变多，已不限于“一人一证”。“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满足部分学校招聘需求，一些师范生不再满足于只考取某一科教师资格证。”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学生周佳乐告诉记者，班里约一半同学会报名参加多学科考试，拥有两门以上科目的教资证。


甘肃兰州一所高校的辅导员也表示，一人拿多科教资证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过去都是选择擅长的科目考试，但这几年有些学生产生‘能多考几个就多考几个’的想法。”据了解，目前教资考试对所学专业并无限制。


——拿证目的变多元，提升自身就业保障。记者发现，随着教师地位进一步提高，一些考生把当老师作为就业的重要选择。还有一些考教资证的学生只是为了“技多不压身”。“希望找工作时多一重保障。手里多个证，心里更有底。”一名考生说。


“教资热”仍需“冷思考”


记者调研发现，“教资热”的背后是“教师热”。随着我国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政府不断出台惠师、利师政策，教师职业吸引力逐步增强。“教资热”对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李剑萍等受访专家认为，社会对教师需求量较高是教资考试热的主要原因。目前，教师行业仍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领域。据中央编办介绍，2019年以来，各地推动解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学段之间人员编制配备不平衡、编制调整不及时、人员流动不顺畅等问题，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省市县三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已如期达到或高于国家基本标准。教育部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专任教师总量增幅达到26%，其中大多数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都需要考取教师资格证。


教师待遇、福利保障的提高，符合当下不少学生的就业预期。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并逐步提高。


“教资热”现象也折射出当前的就业形势与学生就业心态。储朝晖、李剑萍等认为，一些年轻人在就业比较紧张的形势下，更愿意选择比较稳定的行业，这和高校中出现的“考公热”“事业编热”等趋势同步。此外，毕业生规模扩大、就业难度提升，也让大学生们在激烈的竞争中选择“多一张证多一条路”。


南开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军提示，目前教资考试仍面临“冷热不均”问题。不同地区教资考试和教师招聘的“热度”不同，发达地区、大城市更受欢迎，贫困边远地区则比较冷清。去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要从源头上解决师资来源问题。“高校在开展就业观教育的过程中，要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也要进一步提升贫困边远地区教师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李军说。


受访专家提示，基于“七普”数据的预测结果表明，未来十五年我国各学段学龄人口规模将持续减少，学龄人口结构将由“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逐步向“上宽下窄”的倒金字塔结构转变。这将对教育资源的供需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教师资源配置也必然受其影响。大学生要明确自身职业规划，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教师队伍需求和教师职业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明确自身能力、性格、职业倾向和发展规划是否与教师职业需求匹配，避免盲目跟风从众。

上海交通大学参与设计的“天鲸号”自航绞吸式挖泥船是中国海工装备重要创新成果，其装机功率、疏浚能力均居世界前列。


上海交通大学网站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支撑着我国教育、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过去10年中，高校不断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大力培养创新人才，加速汇聚创新资源，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交流，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实现跃升。


神舟飞天、北斗组网、羲和逐日、高速铁路、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大国工程中，数百所高校在突破“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10年来，高校研究与试验发展拨入经费从2012年的768.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592亿元，10年累计拨入经费总额超万亿元。高校科技活动中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从2012年的20.9万人年增长到2021年的33.4万人年。创新资源的汇聚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跃升和关键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物理学领域，清华大学薛其坤团队牵头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我国物理学家发现的最重要的物理效应之一，也是国际凝聚态物理领域近年来的重大原创突破，获得了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化学领域，南开大学周其林团队发现了全新的手性螺环配体骨架结构，将手性分子的合成效率提高到新高度，解决了困扰不对称催化领域半个多世纪的难题，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材料学领域，复旦大学赵东元团队革新功能介孔材料的合成方法和理论，创制的新型介孔催化剂可大幅提升原油资源利用率，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除此之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牵头研制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华中科技大学测得迄今最高精度的引力常数G值，西安交通大学研制出目前世界上最轻的金属结构材料新型镁锂合金等一系列重大原创成果。10年来，高校获得了全部10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的6项、全部自然科学奖中的67%，是名副其实的基础科学研究主力军。


创新平台体系也更加完善。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介绍，10年来，高校不断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30%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全国超过40%的两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集聚在高校。教育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主动布局建设了25个前沿科学中心、14个集成攻关大平台、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系统布局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超过1500个。此外，高校牵头建设了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支撑类重大平台，初步形成了层次清晰、布局合理、支撑有效的科研平台体系。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10年来，高校科技成果供给力量和转化效率显著提升。数据显示，高校专利授权量从2012年的6.9万项增加到2021年的30.8万项，增幅达346.4%，授权率从65.1%提高到83.9%；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从2000多项增长到15000多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增幅接近10倍，实现了质、效、能的同步提升，将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科技工作形成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新格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指出，高校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以高质量人才培养推动高水平科学研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强调科研与教学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人才培养；强调科研工作要坚持‘四个面向’，把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价值取向；强调科技评价的正确导向，稳妥推进‘破五唯’，形成重实效、重贡献、重发展、重水平的正确导向；强调走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作发展道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鼓励高水平基础研究自由探索的同时，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研、产业与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创新。”


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高校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坚持问题导向，聚力打造“国之重器”。


上海交通大学牵头自主研发了我国第一套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天鲸号”，实现了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完成了从“被封锁”到“出口管制”的历史性跨越；清华大学牵头设计的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掌握第四代核能技术的国家之一；北京大学研发了超高清视频编解码技术，助力我国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华中科技大学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中高档数控系统，全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航天航空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批量应用；湖南科技大学领衔研发的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海牛Ⅱ号”，打破了我国可燃冰勘探技术装备对国外的依赖……纵观10年发展，高校获得了全部11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的10项、全部技术发明奖中的72%，并获得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成为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学术生态不断优化


从积极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到扎实服务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从主动融入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到有力支撑科技冬奥成功举办……“国之重器”之外，高校科技服务贡献成效显著，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积极有为。


“10年来，教育部坚持把服务国家作为高校科技工作的最高追求，先后组织实施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碳中和、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区块链等多个科技创新专项行动计划。”雷朝滋说。


与此同时，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为科技创新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学术生态不断优化。


“推动‘放管服’改革，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组织高校开展‘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等一系列试点，高校科技创新活力不断激发。”2013年，教育部就出台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2020年又出台《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


雷朝滋指出，《意见》对职称评聘、学位授予、绩效奖励等评价工作中过度使用SCI论文相关指标的现象列出负面清单，“教育部直属机关在评估评价、成果奖励等方面带头‘破五唯’，以创新质量、能力、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在高校逐步树立。”


北京大学探索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和评估机制，建立了教研系列、专职研究系列、专职教学系列分类评价和晋升的人才工作体系，新引进人才中青年教师占比达90%以上；清华大学制定《关于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起教师双聘、研究生培养、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等机制……这一个个案例，正是高校大力推动团队建设、打造创新人才汇聚新高地的生动诠释。


“通过科技评价、成果转化等改革的推动，引导科研人员的价值追求，建立适应新阶段新要求的高校创新文化，10年来，求真务实的创新生态逐渐营造起来。”瞿振元评价说。


值得关注的是，10年来，国际科技合作更为广泛。高校共派出近40万人次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人员174万人次，发表特邀报告18.7万篇、交流论文88.3万篇。“更多高校走出国门，深度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大洋钻探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牵头组织了国家首批国际大科学计划之一‘深时数字地球’，还有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在加快培育。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开展深层次国际合作，建设了70多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雷朝滋如是说。

本报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赵婀娜）第十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颁奖仪式12日在清华大学举行。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崔士鑫，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涛，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陆先高，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张曙红等参加颁奖仪式。


本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学子奖授予武汉大学陈之琪、清华大学程雨祺、中国人民大学葛书润、南京大学李远浩、重庆大学马晓晴、复旦大学尚嵘峥、中国传媒大学吴澳、中国政法大学吴鸿瑶、华中科技大学武丹萍、浙江大学周信达等10名学子；良师奖授予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张征教授；良友奖授予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谢国明。


之后举行的第八届新闻传播学科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据介绍，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是我国唯一的新闻教育类奖项，每年评选一次。10年来，已累计评选90名新闻教育学子、19名良师和15名良友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