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最青春，五月正芬芳。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2022年“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先进事迹。

到基层锤炼，到一线奋斗，一代代青年肩负责任使命，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芳华。

在基层磨练本领、成就精彩

瘦小、白净，如果不是一身警服，很难看出不满29岁的戴贝贝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刑警。

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戴贝贝进入湖南常德市鼎城区斗姆湖派出所工作。6年来，以她为主勘查现场333起，利用指纹比中32起、提取DNA比中49起、利用足迹等痕迹物证串并案件30余起，协助破获两起数十年前的命案积案。

回想28岁第一次下乡给鸡采血，赵剑至今记忆犹新。一针下去，鸡翅静脉立刻鼓包，养殖户心疼得一直念叨。可赵剑坚持留在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动物疫病防控一线。经过多年打磨，成为实操高技能人员的她，获得了众多专业奖项。

基层天地广阔，青年大有可为。

历时5年，“90后”史晓刚创办的北京枭龙科技有限公司，取得AR核心专利110余项，已成为全球极少数掌握衍射光栅波导工艺的公司之一；

在一线摸爬滚打，32岁的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工艺员陈玮，成为精通工艺与加工操作的复合型人员，每年为公司节省费用数十万元；

甘肃兰州市红古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高承龙，9年来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近2000件，累计为群众挽回损失3000余万元……

扎根基层、砥砺奋斗，他们用热情和实干书写精彩的人生篇章。

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8岁的张可主动请缨，先后担任陕西汉中市南郑区佛头山村和沙坝村驻村第一书记。“我生长在汉中农村，家境贫寒，靠着乡亲们帮衬才走出大山。”张可说。

7年来，他冲在一线，带领村民建茶厂、种猕猴桃。村民们走上了脱贫致富路，张可也收获了最美的青春。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是吴书香践行的人生方向。2008年，23岁的吴书香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她扎根辽宁沈阳苏家屯区官立堡村十余年，带领村民创办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实现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

面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历史重任，青年一辈敢攀最高的山、勇走最险的路。

1989年出生的魏静，将福建南平市政和县念山村梯田、茶山资源活化利用，让贫困山村变身旅游景区；

安徽濉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郭慧慧，发挥专业所长，帮扶14000余名贫困劳动者就业；

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职员刘攀飞，带领贫困村创办首个村集体经济公司，实现“一年摘帽，两年提质”。

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在偏远乡村、大山深处，一群年轻人正在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用爱与才干倾情奉献、造福人民

2012年，南京大学毕业的袁辉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机会，只身来到湖北巴东县清太坪镇姜家湾教学点支教。

在课上，他让孩子们学在其中、乐在其中。课外，他将自己微薄的补助用到最需要的孩子身上；坚持6年，每周三次翻山越岭十多公里，为特殊孩子送教上门……

心中有爱，眼中有光。2009年从四川省泸州医学院毕业后，沈富琼奔赴甘孜藏族自治州麻邛乡。

这里海拔约4000米，取水要到河沟、晚上要点蜡烛、下村要走路骑马，更谈不上信号和网络。但面对牧民群众期盼的眼神，沈富琼将所有困难抛之脑后。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山东烟台，因见义勇为右腿高位截肢的龚钰犇在艰苦创业、自立自强的同时，积极帮助自闭症儿童走出困境；

在河南西华县孙庄村，驻村第一书记、海归硕士秦倩抓支部、建工厂、惠民生，带领贫困村彻底变模样；

河北张家口市太平庄中心学校的特岗教师杨晓帅走遍太平庄乡的每个村庄，确保“控辍保学”不落一人……

无数新时代的青年人将“小我”融入“大我”，用爱与才干倾情奉献、造福人民。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对于西藏拉萨市尼木县吞巴镇人民政府主任科员王海洋来说，高原是他挥洒青春、奉献自我的地方。

2009年，王海洋响应号召成为一名大学生士兵。在部队中表现优异的他，被选中奔赴藏区完成艰巨的维稳任务。2016年大学毕业后，王海洋决定去拉萨尼木县做一名扶贫干部。

学习藏语、藏族文化和扶贫知识，搞温室种植、发展藏香产业、利用电商平台抓销售……王海洋义无反顾带动贫困户实现增收致富。

同样选择投身偏远地区的，还有广东湛江吴川市兰石中学教师林文婕，她潜心教学，多年奔走在支教路上。

从广东清远市的阳山县阳山中学、连州市山塘中心小学，到西藏林芝市的巴宜区中学、八一中学……她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忍受着艰苦的自然环境，用爱为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铺就一条高质量教育之路。

扎根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多年来，一批高校毕业生在最艰苦的地方发光发热。

他们中，有在新疆支边多年的“边疆女儿”崔久秀，有在云南怒江担任大学生村官的“村民贴心人”和倩如，有主动请缨援助湖北抗疫的护士雍朝斌……

越是艰险，越奋勇向前。新时代青年正用奋斗证言，用汗水注解，书写不负时代、不负党和人民的青春答卷。

本报北京5月8日电（人民网记者郑潇潇、李昉）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引导新时代青年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崇尚奋斗实干，“平凡英雄·青春百年”同上一堂五四精神思政大课于8日在“人民网+”客户端开播，在广大高校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本次活动由人民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山东省委教育工委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青年思政教师，以北京大学红楼展厅为背景，以不同年代青年的奋斗故事为脉络，对五四精神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活动还联动新浪微博开设“记录我的青春年华”互动话题，推出主题MV、盘点海报、创意短视频等融媒体产品，总阅读数已达2.6亿。

近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劳动课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并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教育部要求9月起中小学生要学煮饭”的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不少70后80后网友直呼：多年前的劳动课，如今又回来啦！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王颖



9月起中小学生需学煮饭引热议

中小学设置十个任务群：

五六年级要学会2-3道家常菜

今秋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用于活动策划、技能指导、练习实践、总结交流等。

劳动课程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种，内容共设置十个任务群，每个任务群由若干项目组成。日常生活劳动包括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四个任务群。生产劳动包括农业生产劳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体验与应用四个任务群。服务性劳动包括现代服务业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两个任务群。

学校可结合实际，在不同学段自主选择确定任务群学习数量。

比如，在烹饪方面：第一学段(1-2年级)，要参与简单的家庭烹饪劳动，如择菜、洗菜等；第二学段(3-4年级)，学会做凉拌菜、拼盘，学会蒸、煮的方法，如加热馒头、包子，煮鸡蛋、水饺等；第三学段(5-6年级)，做2-3道家常菜，如西红柿炒鸡蛋、煎鸡蛋、炖骨头汤等，还要会设计一顿营养食谱；第四学段(7-9年级)，能设计一日三餐的食谱，独立制作午餐或晚餐中的3~4道菜等。

引发网友“忆往昔”：

初中毕业已经能做一桌饭菜！

“劳动太重要了，现在的小孩最缺乏的是劳动，我们小时候最不缺的是劳动。一年级开始就要打扫卫生，立夏时节还要给学校挖半夏(中草药)上交，三年级开始每周给学校砍柴一次，还有植树等等。在家里做饭、洗衣服、除草、插秧、割稻子，什么都要干。虽然很辛苦，但是现在想想这些劳动锻炼了生存技能，磨练了意志，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80后家长王女士表示，初中毕业同学来家里聚会，自己已经能做出一桌像样的饭菜。

劳动课程新方案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这个要求很合理。五六年级的学生，有基本的照顾自己或家人的能力，能使用大多数家电、会洗衣拖地，简单做几道菜，懂得安全用电用水用火，具备生命安全观，太有必要了。”“好事，每周一节劳动课必须上，专家说孩子爱劳动不容易抑郁，爱劳动能促进孩子感恩，珍惜生活”……

南京多个小学开展“劳动教育”

南京市力学小学：

成立“劳动实验班”，学会十项劳动

关于劳动教育，南京学校有哪些有特色的做法呢？记者了解到，去年伊始，南京市力学小学就提出劳动“十会”，分别是小米粒会收拾书包、会扫地、会倒垃圾、会洗抹布、会抹桌、会收发书本、会拖地、会擦窗、会擦黑板、会排桌椅。劳动“十会”旨在让全校每一个“小米粒”从身边的劳动做起，研究劳动方法，学习劳动技能，进而能够做好自己的事。

学校还专门在每个年级设立了两个实验班，相当于“先锋团队”，带动全校师生踏实践行“劳动十会”项目。另外，学校还成立了“劳动社团”，由力学小学和力人小学两所学校每个班级的劳动委员组成了劳动社团，开展实战演练。

南京市力学小学校长李琳表示，劳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五育之一，作为学校，有责任有义务去重视和落实这项教育。劳动教育并不神秘，也并不高大上，而是一项很朴实和普适的教育。“力学的劳动教育很接地气，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第一阶段，我们从校园劳动开始，第二阶段将延伸到家庭劳动，第三阶段可能会到更广阔的天地开展一些特色兴趣劳动。我们还将劳动作为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之一，不管是评选‘五育之子’还是‘美德少年’，劳动都是必备的评价项目。”

南京市瑞金路小学：

每周一天劳动日，孩子“和父母换一天岗”

南京市瑞金路小学校长周锋介绍，劳动课程非常有必要。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技能，同时也是人与人交往，走向社会、融入社会的必要载体和桥梁。“在劳动中出出汗、动动脑，让我们身心更健康，还可以磨练我们的意志。劳动课程无需另起炉灶，应该融入学校和家庭生活当中。”周校长介绍，早在3年前，瑞金路小学每周都有一天不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参与家庭劳动。

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学校给孩子们布置这样的作业：一二年级利用假期，整理自己房间内的生活物品和学习物品，将物品归类摆放；三四年级“和父母换一天岗”，亲身体验一天里父母的“行动轨迹”，尽自己所能包揽买菜/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五六年级的作业是“我是一名美食家”，用智慧和巧手在美食上“做做文章”，开展厨艺秀创意活动，亲手做家族拿手菜。

南京市武定新村小学：

联合金陵高职校，研制二十四节气美食

南京市武定新村小学校长史晖表示，武定新村小学的劳动教育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对劳动教育进行诠释和架构，引导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目的。在实践形式上打通校内校外，回归生活本源，从单一走向多元。

据了解，学校因地制宜修建了“我们的田野”种植园，兴建了“巧手工坊”“创新实验室”等劳动实践基地。学校还与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在五六年级启动“拾味堂”劳动教育课程。课程围绕“金陵烟火气”“中华二十四节气”等主题展开教学，研制了特色《学习单》，不仅指导学生掌握劳动技能，还带领学生围绕相关主题对金陵美食的文化进行了研究。

为了对孩子们参与劳动教育的情况进行及时而准确的评价，武定新村小学还专门在学校特有的评价载体——“小荷花币”中增设了“菊”主题的“小荷花币”。对学生的自理能力、完成劳动打卡和劳动表现情况进行评价。

孩子们可以将获得的小荷花币在学校的线上评价系统“致美银行”中进行积分累计。在劳动课程、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孩子，都有机会获得“武小劳动星”之“自理之星”“敬业之星”“奉献之星”和“巧手之星”的称号。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和成功经验转化为法律规范，为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夯实了法治基础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我们就一定能让各行各业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明确“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出“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会参与”，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已于5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内容从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章六十九条，增加“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的教师与受教育者”和“法律责任”三章，内容更加充实，对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共有职业学校1.13万所，在校生超过3000万人。同时，职业教育发展也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从立法层面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和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认识误区，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并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这有利于塑造社会共识，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同时，职业教育离不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强调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并规定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奖励、税费优惠等。这有利于深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其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可以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举措和成功经验转化为法律规范，为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夯实了法治基础。

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涉及理念转变、制度创新、体系构建、政策配套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需要法律的有力托举，也离不开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从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到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到上线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硬招实招，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为契机，相关主体协同配合、同向发力，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保障制度和措施，定能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举办时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才能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新的伟大征程上，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我们就一定能让各行各业人才荟萃、繁星璀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这几天，浙江省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振洪的心情很激动。作为一名职教战线的老兵，他见证了职业教育法的首次大修：“职业教育总是不被社会认可，但现在首次以立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是积极而明确的信号，有利于重塑社会共识。”



2022年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新职业教育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国工匠，而培育大国工匠，离不开丰沃的土壤——高质量的职业教育。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考察时指出，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发展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走上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如今，我国共有1.13万所职业院校、3088万名在校生，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这十年：建设技能型社会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1.从“层次”到“类型”：打破职教“天花板”

“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不是‘层次’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句话，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多个场合都说过。现在，鲜明的政策导向得到了立法保障。类型教育的明确定位像一根红线，串起了职业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许多关键难题得到破解。

本科职教，应运而生。目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现有32所高校，在校生12.93万人，2021年招生4.14万人。《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的规模将不低于10%。

以山东为例，山东省2012年在全国率先建立“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制度，当年安排本科招生计划2600个，报名人数3万多人。2022年，山东“职教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增加到1.8万个，报名人数达到20.9万人。

职教发展“天花板”，已经被打破。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学校目前正抓紧在硬件指标完善、专业内涵建设、治理能力提升、产教深度融合等方面下功夫，朝着职教类型特色鲜明、高水平职业技术大学的发展目标全面发力。”校长薛晓萍说。

与此同时，牵动职教改革牛鼻子的考试招生，也在改变。目前，分类考试招生成为招生主渠道。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洪渠欣喜地看到，愿意参加技能高考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录取的这类学生也在稳步增加。他说，2021年，学校1200名技能高考毕业生就业率为98.06%，其中升学人数339人，升学率为27.34%。

当前，全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超300万人，超过高职招生总数的60%，成为职业院校招生主渠道，促进了教育合理分流。

2.“组合拳”夯实基础：人才培养迈向高质量

3年前，身披国旗走上领奖台的画面，无数次在王硕脑海中闪回。2019年11月初，第三届世界技能大赛俄罗斯欧亚公开赛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办。作为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学生，王硕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一举摘得了数控车削赛项的个人银牌。“作为一名职校生，能有这样为国争光的经历，真幸运。”他说。

今年，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汇川机器人创新班学生涂福涛收到了中航工业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施耐德电气等多家单位的录取意向。不安于现状、喜欢挑战的他，最终没有选择进入事业单位或世界500强企业，而是决定去北京一家主营教育机器人设备的公司，成为一名嵌入式工程师。

早在2021年11月，涂福涛参加第二十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时，就被该公司看中，并抛出橄榄枝。“作为国内最早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高职院校，我们的毕业生就业匹配度持续走高。”涂福涛的就业指导老师、控制技术学院辅导员王丽梅介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主要面向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及相关自动化系统的操作与运维等工作，近3年来平均就业率为98.43%，平均就业对口率达到80.27%。

这是王硕、涂福涛们奋斗的结果，更是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的缩影。近年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保持在97%以上，10%以上毕业生在国企央企、事业单位工作，近20%的毕业生成为医疗和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

探索、推进、改革、完善……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商贸学院，就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适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校企合作模式。“我们以工作室为载体，与数十家公司开展深度产教融合，打造‘产、学、研、培、赛’五位一体的校企双元工作室运营团队。通过‘多方共建、双元共管、资源共享、人才共育、项目共营、成果共有’机制，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校企命运共同体，既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又在生产实践、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该校校长邵庆祥说。

近年来，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职业学校开设1300余个专业和12万多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有力支撑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3.完善制度体系：服务国计民生水平日益提升

职教质量高不高，最终要用贡献说话。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教授黎冬楼，在服务国计民生方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当了10年船舶驾驶员和船长后，他选择入职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任海事学院院长。此后，黎冬楼积极构建与国际规则衔接的船员教育培训体系，培养了一支“上得了讲台、能维修船舶设备、开得了船”的双师型教学团队。并推动学校成为省内唯一一家拥有海船、内河、渔船、游艇等类型全部适任资格证书培训资质的单位。

近几年，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已为海南省各类航运企事业单位培训考核船员300多次，培训各级各类船员3万多人次，一定程度改变了本省航海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和涉海人员技能培训长期依靠省外的局面。

服务地方发展，还有实打实的数字支撑。2019年高职扩招116.5万人、2020年高职扩招157.4万人、2021年高职扩招139.4万人，他们中有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职扩招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严峻的就业形势。

“双高计划”是引领职业教育新一轮重大改革的排头兵。中央财政每年引导资金20余亿元，带动大量资源、资金向职业教育聚集。其中，立项建设的253个高水平专业群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有力支撑了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在王振洪看来，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成为职教十年发展硕果累累的关键之钥。“十三五”期间，我国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轨”运行为标志，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同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

陈子季表示，“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要重点做好三方面：一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加快实现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二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三是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力，适应产业经济发展趋势，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加快形成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陈子季话语坚定。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安徽省合肥市淮河路第三小学数学老师夏菁也难得追起了热播大剧《人世间》。这部追溯中国百姓50年生活史的影视作品，让年过五旬的她收获了热泪盈眶的情感共鸣。

当年师范毕业，夏菁服从分配，在合肥最偏远的村小坚守了整整9年，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学生，后来调入城区的名校，在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进程中，逐步成长为资深的教学名师。一路走来，夏菁身上折射出教师这一职业群体的坚韧品质与奉献精神。

《人世间》也被视作一部改革史，在其中能真切感受到改革给个体带来的洗礼与阵痛。不仅是对夏菁这样临近退休的老教师来说，包括新入职的95后教师，“双减”无疑是教师群体必须面对的职业生涯“拐点”。减少了作业和考试，这书到底该怎么教，才能确保减负增效？这是他们终将面对的一道时代考题。

离开了大量的作业和考试，是不是真的不会教书了？

“双减”政策出台倒逼着教育教学改革加快进程、走向纵深，作为改革的关键实践者，教师只有自我变革，才能突破职业发展的瓶颈，顺利转型。

正如采访中一位教师所言：“双减”的焦点不仅在学生身上，也在教师身上。

2021年9月，95后童玉顺利通过合肥市“入编”考试，成为公办学校的一名语文教师，在此之前她有过两年的代课教师经历。对她来说，“双减”是正式的职业生涯起点，也是教育观形成的“拐点”。

“过去，大量的作业、考试就像一条‘隐形’的鞭子，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我们也是这么学过来的，都习以为常了。”童玉坦言，“入职学习双减政策的那一刻，真的懵了，猛然意识到，考试排名、留堂之类的做法已经不能再用了。”

童玉原以为，两年的代课经验会让她轻车熟路地走上职业轨道，现在她意识到，“要想站稳讲台，真的很难”。

在“双减”实施之初，面对身边有些茫然的同事，淮河路第三小学校长李霞这样反问：“如果离开了大量的作业和考试，我们是不是真的不会教书了？”

不少教师开始主动检视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规律之间的差距，一时间围绕教育理论的读书分享活动骤然升温。就连夏菁也学着年轻人，在手机上收听教育名家魏书生的讲座。这一轮集体“充电”，无疑是在为接下来的改革厘定方向，也在为下一次的跃起“深蹲蓄能”。

“教师的角色已经从‘传输者’向‘引导者’‘陪伴者’转变，如果还停留在‘包办’学生学习的观念上，只能无路可走。”李霞说，大家逐渐形成共识，过去的教法已经行不通了，“双减”就是要减去知识的重复灌输与枯燥练习，在有效的课堂教学和作业中，聚焦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及核心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

在童玉看来，现在想着职称、评奖之类的事还有些远，首要之务就是把新的部编语文教材吃透，把书教好。她想尽办法创新教学手段，在课堂上引入视频材料，激发学生的兴趣，早上带着学生一起晨读，抽查字词，巩固知识。

教研不再是个别名师的“单打独斗”，必须集体作战

“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度缩减，对学生的考试成绩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此外，过去我们的教研、备课，多数研究的是教材、教法，指向是如何教，而现在的备课要尽快转向研究学情、学法，重点关注学生如何学，尤其是学情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合肥当地一位教育界人士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

在合肥市庐阳中学校长汪晓军看来，离开教研水平的提升，“双减”难以贯彻落实。当前形势下，教研不再是个别名师的“单打独斗”，必须开展集体教研，实现整体提升。

为此，该校加大了“大单元集体备课”的力度，除了每周的例行备课外，各学科每月都要开放3次备课展示，每次中层以上行政人员参与集体备课，并在教研群中逐个点评。在汪晓军看来，这一“刚性”要求让教研活动更加规范化，也让很多新入职的年轻教师有了快速成长的学习路径。

另外从教师减负的角度来看，作为集体备课的成果，多媒体课件可以在同学科教师之间分享，再结合各自班级学情进行完善，从而提高了备课效率，也为教师减负。

这学期在淮河路第三小学，安徽省特级教师李霞牵头的“故事语文”课改全面铺开。其实早在8年前，她和团队成员就认识到：教学方式僵化、内容固化，导致学生对语文学习无趣，阅读视野狭窄，难以整体提升语文素养。学科素养单一化，难以形成适合未来发展的跨学科综合素养。

为此，团队持续探索利用故事资源重构课堂新样态，横向打通学科壁垒，强化故事语文与其他学科的整合，纵向打通学段，贯通小学六年学习生活，实现持续和深度学习。同时改变传统纸质作业形式，在听说、读写、思辨中达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教育目标。

现在，在学习二年级课文《雾在哪里》时，教师摒弃传统教学的讲读模式，在多媒体图片创设故事情境后，聚焦“雾孩子”的三句话，组织学生个别读、同桌合作读、师生对读、学生戴头饰表演读，让学生内化故事语言，在情境中识字，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项持续8年探索的研究成果就在去年荣获合肥市首届基础教育成果奖一等奖。在“双减”全面实施之际，以李霞为代表的青年骨干教师的提前“试水”，为课改提供了理论支撑。

为了帮助年轻教师走出教育教学的适应期，童玉所在的学校正在开展“青蓝结对”工程，担任师傅的都是市区级骨干教师，与年轻教师捆绑教研，陪伴成长。此外，每日阅读打卡、每周粉笔字打卡等一系列教学基本功训练，促使这些年轻教师勤练内功、夯实基础。就在年初，学校还举办了“吐槽大会”，青年教师吐槽工作中的难题，“经验型”教师支招，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

“年轻教师的可塑性更强，他们的创新意识和信息化技术优势不久就会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双减’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采访当天，庐阳中学校长汪晓军刚刚结束与庐阳中学新入职教师的座谈会，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学生作业的创新设计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

对于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来说，学生作业的创新设计既是突破点、切入点，又是难点、关键点，对于教师的教研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看似平常的这项工作，往往要借助团队的力量，经历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和反复打磨。

对此，李霞深有感触。去年寒假之前，她向教师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一改之前学科各自布置假期作业的传统模式，各个学科共同布置一个“融合性”作业。

“用了一周多时间，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已经是第三稿的方案了，看起来五花八门，可能大家在理解上还是有偏差。”为此，她熬夜加班改出了最终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对4年级学生来说，这项凝结集体智慧结晶的假期作业，在实物呈现上就是一个纸质转盘。每个学生将自己制作的转盘划分为不同区域，将每天的学习内容标注在上面，每天早上随机旋转指针，按照指示内容完成学习任务。有趣的是，如果指向“免作业”，当天还能休息。

“学生可以在扇形区域标志各科内容，根据自己的情况，设计不同大小的区域，安排学生任务。”一位教师分析，这项作业既锻炼了手工能力，也诠释了五年级将学到的数学“可能性”概念。“有的孩子故意放大‘免作业’的扇形区域，看来是真的理解了‘可能性’。”她笑着说。

在淮河路第三小学，集体教研充分发挥出老中青教师的各自优势，七巧板拼图、种子生长纪实、阅读思维导图等全学科“趣”作业的开发，让人耳目一新，在夯实学科知识基础上，鼓励学生动手动脑，培养创新意识。

改革总是让有准备的人脱颖而出。对合肥市庐阳中学70后的数学名师匡浩来说，“双减”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平添多少“束手无策”的焦虑感。

早在一年前，匡浩就启动了“每日一题”的课堂实验，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每天优选一道初中数学题，共同研讨解题方法，学生进行讲解，教师对此点评。“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有一把解题钥匙，讨论完善之后，发现了更多的钥匙，提升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他总结道。

他用手机把学生在讲台上讲解的过程录制成短视频，每周在自己的微信公号和班级的QQ群里进行发布，累计已有200多期。在他看来，视频的发布激发了学习兴趣，带动了学习氛围的形成。通过教师“少而精”的精选练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切实减轻了课业负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庐阳中学的一楼看到，每个班级的每天作业情况整齐地张贴在公示栏上。该校还新近出台了“作业熔断机制”，切实为不能及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减负。

据庐阳中学校长汪晓军介绍，在刚刚过去的寒假，该校组织教师集体编写了校本寒假作业。“这样的作业更加符合自己学生的学情，我们希望实现‘一课一辅’，把孩子从课后辅导资料中解放出来，为他们减负。”

就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到访庐阳中学的当晚，合肥市教育局在官方微信公号发布了“加强初中校内减负工作15条”，挥出重拳，直击“在校时间长、作业时间长、考试次数多、占课情况多、睡眠时间少”等痛点、难点。

“中考只有3个月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这条政策的出台足以显示教育部门的决心，必须为初中生减负！”一位合肥教育界人士向记者分析，学校和教师都已认识到，这场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回退，必须让教育回归本原。

不少“功成名就”的骨干教师积极性再次被激发

双减之后，小学一二年级不能布置书面作业，课后社团活动时间增多，如何确保接受能力存在差异的学生都能掌握应会的知识点，这是一道亟待攻克的难题。为此，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夏菁从高年级调到了一年级。

“过去有作业进行强化，还能把个别学生留下来，有针对性地辅导，拾遗补缺，现在都不行了，只能向40分钟的课堂要效益！”作为一个临近退休的教师，夏菁在校内率先尝试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这让同事颇感意外。

儿子前往美国读博士之前，夏菁特意让他协助自己做好了一到六年级的数学教学软件。“PPT演示起来更直观，当然要用起来，不过传统的方式也不能丢！”

曾在农村学校任教的这段经历让她深深意识到，不能放弃一个落后学生，否则就是教师的失职。让这位同事和家长眼中的“严师”津津乐道的是，自己带过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学困生”，后来考上高职，成为一家餐饮企业的管理者。

她所谓的“传统的方式”就是“见缝插针”，整合学生在校期间的碎片化时间，对他们的接受情况进行检查，及时了解学情，动态调整教学策略。每天她都会雷打不动地提前20分钟出现在教室，看见学生就会“逮”在身边，逐个抽查上节课的知识。

“上课铃一响，我就会立马‘冲’上讲台，生怕浪费了一分钟时间。”她解释道，现在每天只有一到两节语文、数学课，绝不能占用其它时间，教师普遍感到，如果上课不抓紧，教学任务都难以保证。

课堂的节奏明显变快了。作为夏菁的同事，方华梅也有这种紧迫感。尽管教了30多年的数学，现在每天上课前，她都会把书上的题目重新做一遍——就是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感受一下哪些环节存在难点。“过去，我们可以通过作业的反馈来了解学情，现在则需要提前预判，对可能出现的难点进行重点讲解。”

在方华梅看来，对低年级学生来说，对于数学运算，从“陌生”到“理解”再到“熟练”，这是一个必须依靠多次练习才能实现的过程。既然课后不能留作业，课上必须补起来。为此，她会在一张A4纸上列出重点的题目，发给学生随堂检测。

她统计过，一堂课下来，在讲台下至少要巡视30多圈，检查学生的正确率，当场批改。对这个年纪的教师来说，体力和精力都是一个考验。

匡浩近来发现，“双减”之后，身边80后、70后教师的教研积极性又一次得到激发。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学校鼓励“功成名就”的骨干教师再次走上比赛舞台，继续在交流中学习、提升，同时在校内发挥引领示范效应。在不久前庐阳区初中数学命题大赛中，匡浩与同事徐烈虎获特等奖，另外3名教师分获一二等奖。

在淮河路第三小学校长李霞看来，面对“双减”，不少中年教师丝毫没有“躺平”的念头，对于课堂教学抓得更紧更严。“他们中不少都是教学名师，有过辉煌的成绩，出于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积极融入到这场改革中来，这也为青年教师作出了表率。”

就在当天与新入职教师座谈时，庐阳中学校长汪晓军这位教育界的老兵还是激情满怀地与在座的师范毕业生谈起了当初的教育理想。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当老师，我们在大学里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思想，我们究竟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教育……”汪晓军感慨，“埋头行走太远，总要仰望星空，我们这些教育人，理想主义情怀不能熄灭，对教育规律的追求不能止步。”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医生惠燕有过一次尴尬的讲课经历——在一所初级中学的大礼堂，作为主讲人，惠燕所讲的主题是中学生性教育，400多名不同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教师全都坐在台下一起听。

“最后在尴尬中收场。”那天的情景让惠燕印象深刻。她曾提出面向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授课，并且让男生和女生分开听课等，不过这些建议并没被采纳。惠燕说：“现场人又多又杂，我也不好讲得太深太细，导致低年级的学生听得很懵懂，特别是女生又感到很害羞，最终效果非常不好。”这堂课结束后，有家长向学校反映，认为不应在大庭广众下讲这些难以启齿的事。

在不少中小学校，也存在着这样的尴尬。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如何在校园中开展性教育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性教育必须从孩子抓起，性教育课程要走进中小学课堂。现在问题来了，这堂讲给孩子听的性教育课，到底该怎么上？

“被发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于欣伟多年来一直关注儿童安全教育及防性侵教育的问题。近年来，她每年都围绕相关主题提交多项提案，呼吁更多人关注青少年成长中这个“隐秘的角落”。

2014年，于欣伟曾随妇联、民政等相关部门，到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调研孩子们的性安全问题。“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令人感到震惊和心痛。”于欣伟说，调研后才知道，被发现的问题，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2015年，民革广东省委会向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加强农村留守未成年人性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建议》。提案认为，当前社会体系在保护未成年人性安全方面面临困境，如家长无力监护或长期不尽监护职责，学校防范性侵犯教育缺失，基层村居社区综治工作不到位，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取证难、定性难，对受侵害未成年人保护难、救济难、赔偿难等。

2019年全国两会，于欣伟提交了提案：《关于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议》，呼吁尽快出台权威专业的防性侵教程，普及防性侵常识，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列入小学必修课。

很多代表委员有着同样的心声。全国人大代表刘丽也建议将防性侵课程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列入中小学必修课。她认为，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远远不足。

《“女童保护”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96%以上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将对未成年儿童的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

课堂缺乏顶层设计，没有统一教材、专业队伍

学校应是学生性教育的主阵地，然而在中小学校的教学实践中，惠燕遇到的情况非常普遍，真正让性教育走进课堂，依然存在着不少现实的问题。

天津市汇文中学校长璩静表示，基层学校遇到的普遍困惑是：性教育课到底该怎么上？性知识具体应怎么讲？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学生又该如何区分授课内容和方式等。然而，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对性知识是有需求的。璩静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容易冲动，做事不计后果，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副院长孙燕在门诊中遇到很多曾多次流产后导致不孕不育的年轻女性。孙燕发现，这些年轻女性基本上都是在青春期没有接受过正确的性教育，“发生性行为时没有避孕，甚至有把人流手术当作避孕方式的想法”。

孙燕建议，预防非意愿妊娠的关口必须前移至中学。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性意识萌发，“需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中学生哪些行为是健康的，如何做好保护措施等”。

对于性教育进校园的呼吁早已有之，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画院专职画家高晓笛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层面一直在出台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但这些文件要落到实处还有很多障碍。在高晓笛看来，这些障碍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性及性教育的误解，认为“性就等于性行为，而性教育就等于性教唆”，这些观念成为性教育进课堂的“老大拦”。

璩静也谈到，学校开展性教育最大的阻力往往来自家长，“有的家长担心，孩子是不是该听到那些性知识”。因为缺乏专业的指导，有的教师讲起性知识往往浅尝辄止，“总担心讲的某些内容会刺激到一些有过相关经历的孩子”。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认为，学校的性教育存在课程缺乏顶层设计，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教材，以及没有组建起专业师资队伍等问题。

“青春期教育本来一直就有，但依然远远不够。”胡卫建议，统一规划建立课程标准、培训师资、增设课程质量监测体系等。

强制报告也要保护受害人隐私，避免二次伤害

如何保护那些受侵害的孩子，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强制报告制度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亮点之一，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胡卫一直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认为这不仅是保护了被侵害的未成年人，也有利于保护其他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他同时提醒，一定要关注被侵害人的隐私，应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避免二次伤害。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曾经有性犯罪记录的犯罪分子加强监管，严格限制这些人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教师、医生、保姆等。

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熟人作案”占比很高，于欣伟多次呼吁加强对“熟人作案”的监管。今年两会期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促整改、追责459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解聘2900名有前科劣迹人员。

看到这组数据，于欣伟说，近些年保护未成年人的法治环境在不断变好，同时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她认为，“问题还是不能忽视，要继续重视，继续呼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的热度，从地方两会一直持续到全国两会。

早在地方两会召开期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省级两会代表、委员也在讨论这一话题。

比如江苏省政协委员、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包晓健就发现，2021年9月以来，苏州市课后服务教师请假现象呈增加趋势。此外，在“课后服务中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这一需求下，学校艺术和体育教师满负荷运转，艺术、体育教师紧缺的问题凸显，难以满足学生的迫切需求。

包晓健认为，活动经费不足、课后服务质量难保证也是问题。“目前苏州每个学生每学期的课后服务经费是300元，如果按每学期20周、每周5天在校，人均一天只有3元。按每班40人计算，每班一天的课后服务费用只有120元，这样的数据，老师的积极性不高，也很难找到优质的校外资源来丰富学校的课后课程。”他建议，应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加大财政投入与家长适当承担双管齐下。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政协委员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双减”后的校内课后服务上。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把《关于积极应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问题的提案》带上了全国两会。他罗列3项针对教师负担的调研报告——一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全国优秀教师李镇西领衔开展的调查，收集到有效的样本数据总数为6653份，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二是一家教育媒体面向9443名教师做的调查；三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向3000多名英语教师开展的问卷调查。

前述调查均指向一个重要问题：“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戴立益在这份提案中指出，选择“教师评优评先考核无变化”的受访教师占比90.86%；选择“教师晋升标准无变化”的受访教师占比95.22%。全国各地的评价制度并未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及时作出调整。

他建议，“双减”应成为各地、各学校的“一号工程”。第一，建议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第二，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额外负担；第三，完善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这些安排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训企业。”戴立益说，这样做也有利于培训企业健康转型发展，构建以学校为主导的、各方力量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也关注到了相关问题。最近半年，他频繁调研了上海的各大中小学校后发现，部分学校努力加强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但更多学校的课外服务存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的问题，难以促进学生的高素质发展。

“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校内的课外服务不受重视，多数学校将课外服务设置为习题课或自习课，‘双减’实施时间不长，积习一时难改；二是校本资源不足，优质社会资源的利用渠道狭窄；三是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引进缺乏组织指导，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四是过度依赖本校学科教师资源，不仅增加教师负担，且降低了课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章义和说。

为此，他也建议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外服务的建设工作，并制定资质标准。

章义和认为，从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来看，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是一个重要选项。他说，“当前各地教育局与学校引入社会机构进校服务的比例与速度远超预期，课后服务社会化即将成为一种新模式。为防止新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进校课后服务机构资质标准，组织公开申报，并遴选、公示进校课后服务机构白名单。”

章义和说，省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机构进校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满意度进行评价，对于服务质量不达标或有恶性事件发生的机构，坚决予以清退。

此外，有的民主党派也把关注点放在了“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上。民进中央提案建议，在安排学生集中完成作业、自主阅读、学习交流，参与体育、艺术、科普、劳动教育等活动基础上，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学生的特长，对有天赋的学生进行英才教育。

民盟中央提案建议，订立课后服务目录和服务准入标准，动态遴选服务项目，不断扩充课后服务资源库。建立国家义务教育线上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网络课程资源；他们还建议，构建“兼职教师库”，招募志愿者、社会公益团体、高质量非学科类“白名单”教育培训机构；民建中央建议，建立学校课后服务供给调配平台，形成区域内统一的高质量体系化的课后服务供给。

美国彭博社刊文称，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都在应对不断扩大的人才缺口。彭博社专栏作家亚当·明特表示，技术工人短缺是中国科技行业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但近几年，人们首先看到的一种变化是，中国开始真正重视儿童保育并降低教育费用。第二种变化发生在职业教育领域，宣传部门开始真正提升职业导向工作的地位，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职业学校教育即学历性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是非学历性教育，包括职前培训、学徒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等。虽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属不同的教育类型，但它们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与普通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更侧重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职业教育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对于国家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世界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需要一流的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也需要一流的能工巧匠。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

目前，中国职业教育还无法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存在技能人才短缺，特别是产业工人队伍老化、素质偏低等问题，需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近年来，国家制定了很多政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在宏观层面努力探索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为契机，完善法律保障；在中观层面，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双高院校”建设等项目，促进职业院校建立和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微观层面，通过教师培训和教学团队建设等措施，培养兼具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和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促进课程和教学改革。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国家还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19个专业大类教学资源库，包括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平台（系统）和教学课件等。

近2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教育规模迅速扩大，高职院校在校生人数已占据整个大学生人数的“半壁江山”。本科学历职业教育的建立，更是为学生提供了提高学历层次的途径，这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目前，职业教育发展还面临一些挑战，如社会认识存在偏差、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渠道狭窄、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不高、企业参与办学积极性欠缺等。

未来，要解决这些难题，中国职业教育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增加资金投入，对职业教育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教学改革和师资力量等给予大力支持；二是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引导更多优秀人才接受职业教育，以实现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三是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行业企业积极全面参与职业教育的育人过程；四是加强教育部门、人社部门等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和协调，使教育体系和就业体系实现更好的衔接和融通，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职业教育工作者也应抓住发展机遇期，下大力气解决那些长期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实现职业教育更高质量发展。

捧得本届亚洲杯的中国女足中，唐佳丽等4名国脚都来自上海普陀女足，堪称体教结合的“玫瑰园”

“铿锵玫瑰”背后“被孩子套牢了”的夫妻教练

本报记者郭敬丹、吴振东、许东远

从女足亚洲杯载誉归来，一次视频连线中，主教练水庆霞对足球青训教练员长期的默默付出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基层做了很辛苦的工作，没有你们打下的基础，就没有这些队员的今天。”

视频另一头，是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足球学校校长张翔。本届亚洲杯中国女足23人大名单中，唐佳丽、赵丽娜、杨莉娜、张馨4人都来自普陀女足，在普陀青少年足球学校教练员的带领下走上职业道路。

张翔的妻子钱惠是足球学校高级教练员。近30年来，这对夫妻投身体教融合的“玫瑰园”，耕耘出普陀女足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培养之路，为国家队输送运动员53人次。他们对孩子的全部愿望，写在宿舍门牌右上角——

做好人，读好书，踢好球。

“被孩子套牢了”

普陀区梅六小区紧挨着梅陇中学。居民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傍晚，穿着普陀女足队服、踩着钉鞋的女孩们在学校结束训练，穿过一道边门，陆续回到靠近小区东门的宿舍里，一脑门的汗。

宿舍一楼，比赛奖杯、奖牌摆满了三张桌子，这是汗水浇灌出的成绩。还有一种成绩没有奖牌，但成色十足：累计为国家队输送运动员53人次，输送至一线及俱乐部49人，输送至二线运动队176人。

回望来路，钱惠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走了那么远。1993年，普陀区开始探索女足人才培养之路，以金沙江路小学为依托，成立了一支小学年龄段的女子足球队。就是在这一年，曾是河南女足队员的钱惠从上海体育学院毕业，到了金沙江路小学，成为女足教练。

对钱惠来说，这是从零开始的摸索。女足受关注度低，带孩子练球绝非什么“肥差”，住宿条件简陋，没有正式训练场地，种种困难巨大而具体。当时，张翔在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任教，为了帮钱惠带训小球员，经常从体院骑车40分钟赶到普陀，“裤子都磨坏好几条”。“义务劳动”了两年，这批孩子即将升入初中，张翔干脆把工作正式调到了普陀区。

“那两年已经带出感情了，就被孩子‘套牢’了。”想到这批“很听话、很努力”的孩子升入初中后再想踢球就没人带了，张翔舍不得。他开始在普陀组建中学女足队伍，心里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把这批孩子培养出来。”

张翔也强调，自己的选择更多是受到钱惠感染，“她喜欢教小孩子，如果不是看她那么执着，我肯定做不到。”

这份爱，牵着钱惠一连数年身兼数职——在学习、训练、住宿“三集中”模式下，她当教练、当“班主任”，更多时候是“保姆”。“最开始条件差，洗澡都要带她们去公共浴室。”晚上，钱惠看着小队员们自习，语文、数学、外语作业一本本检查，交到学校时，全是她的签名。

直到踏上球场，她才变回那个充满激情甚至有点“凶”的教练。“不要慢，跟紧她！”“那么被动干什么？去抢啊！”“好球好球！终于进了，很努力！”操场上都是她的大嗓门，着急了直接跑到队员身边上脚示范。

弯腰，揽肩，抱一抱……这又是她走下场后的样子。她把训练中挨批评的女孩叫到一边，声音轻下来，询问、鼓励，末了伸出手，把被汗水粘在小脸上的头发别到耳后。

在钱惠眼里，自己和爱人配合得很好。“我管得细，除了训练，还跟孩子聊天，管她们生活学习上的琐碎事，张翔就不一样，他很有远见，从一开始他就坚定，要找到好的中学让孩子们继续练球。”

这个想法，演变为普陀女足体教融合“一条龙”模式的雏形：从幼儿园开始选材，随后升入指定小学和中学。1996年，曹杨二中成为女足孩子们的初高中对口学校；2000年，梅陇中学加入。既能发展兴趣爱好、锻炼身体，又能畅通无阻地接受优质教育，这样的梯队培养模式，彻底打消了家长的“升学顾虑”，从根本上激发了家长送孩子来踢球的主观意愿。

也正因此，普陀女足的成绩并未局限在绿茵场上：接受12年优质教育，未进入专业队的女孩一样可以在学习上一路向前，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截至目前，普陀女足培养输送到大学的队员已达68人。

高昂学费“劝退”家长，她急得直哭

谈成绩，夫妻二人并不认为有什么秘诀，有的只是从不放弃的信念。“那时候，张翔要给孩子们找个好中学上，原来单位的一位前辈说，‘谈何容易’！”那句语调拉长、无限感慨的“谈何容易”，钱惠至今记得清楚。那份实实在在的不容易，她自己亲身经历。

2000年，普陀女足布点中学曹杨二中取消了初中部，“一条龙”出现断档。在普陀区教育局支持下，梅陇中学加入。不过，这所当时还属民办性质的中学一学期学费高达3000元，很多队员家长望而却步，吵着要让孩子转去公办学校，球也不踢了。

钱惠急哭了，跑去教育局，这边劝家长，那边讲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看着辛辛苦苦带了5年的小孩一个个都走了，眼泪直流。”

这场波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区教育局、体育局共同承担一半学费。钱惠给已经转走的学生挨个打电话，叫她们快回来。

“他们做的很多事，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是不知道的。”1993年入队的宋梅如今回想，周一到周五，队员们早上5点50分起床、出操，下午3点半放学后训练到晚上6点，然后晚饭、自习、熄灯睡觉。而在这些时间之外，她们的钱老师、张老师还有无限多的工作要做，桩桩件件都是为了她们。

在夫妻二人带领下，女孩们刻苦、争气，从国内到国际，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取得亮眼成绩，无数次“以小敌大”，照样赢。

张翔总是如“老父亲”一般，对外“鼓吹”自己的孩子，“一条龙”还不够，还要琢磨怎么让孩子有更多上大学的机会。他偶然得知上海大学有特招名额，就跑去“推销”自己的队员。

“我们孩子球踢得好，读书也好，为什么不要？”张翔心里想。

跨上一辆助动车，张翔出发了，后备箱里还放上满满一罐油，“上海大学有几个校区，路远，我怕油不够用。”

“4个！”这是上海大学当时答应给普陀足校的体育特招名额，但那年张翔有5名队员高中毕业。“那我就用成绩说服他们。”张翔组队，让队里只有初高中年龄的女孩们代表上海大学和国外大学生队踢了一场比赛，大获全胜，最终5个女孩一个不少地被特招进上海大学深造。

还有一件小事，钱惠一直记得。“他跑去上海大学，上课时间没人睬他，他就去图书馆看书，还给我摘抄了一句话，写在纸上带回来——平静的海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这句话，钱惠反复对女孩们讲起。

“钱老师很注重对我们的精神培养，她经常说，足球是圆的，球场上什么事都会发生，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要放弃；有信心不一定会赢，但没信心一定会输，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对我们影响很大。”宋梅说。

球队里，连文化课的学习也是“传帮带”：每一届新队员进来，教练都会安排高年级队员做姐姐，连上一届的课本、笔记也会留下来，帮助新队员学习。

钱惠手机里保存着唐佳丽给妹妹们发来的视频，“我是你们的唐佳丽姐姐，我想要告诉你们，在未来成长的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只有坚持下去，才能离成功越来越近……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要怀疑，你们一定会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人。加油！”

“我们是未来，足球的希望”

夫妻俩养了一只边牧，名字是张翔取的，叫“希望”。以后若是再养一只，准备叫“圆梦”。

女足事业，是两人从未改变的梦想。

带队近30年，钱惠“一直不停地痛苦，不停地兴奋”。“我会沉浸在其中，有时候小朋友不踢了要难过两天，一场比赛输了，我首先鼓励队员，但自己回来却要哭一通。”

“她是一个球痴。”金沙江路小学校长李海军这样形容钱惠，“除了女足，她什么事也不想，这么多年无比专注。”

钱惠盼望社会对女足有持续的关注。“亚洲杯夺冠，我手机都‘炸’了，家长们兴奋，一屏一屏地点赞，孩子们训练积极性也更高。”钱惠话锋一转，“鼓掌归鼓掌，能不能有更多家长愿意送孩子来踢球？我们到幼儿园招生，有的孩子有天赋、有兴趣，但家长很犹豫，觉得踢球就是风吹日晒、摸爬滚打。”

苦是事实，但钱惠也反复强调足球的育人作用，“我们的女孩更加开朗阳光，独立性和自理能力更强，早早就有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

普及之上，做好提高，这是一名专业教练的执着追求，“真正踢球的人还是少，好的球员还是少，我们要出成果，要为专业队输送更多人才。”

虽然已培养出众多国脚，但夫妻俩始终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一支队伍，成绩想上去很难，但掉下来非常容易。我们一直焦虑，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不能有任何松懈的念头。”在张翔看来，“一条龙”模式提供了一种保障，只希望有更多孩子出于热爱，加入到足球训练当中。

受钱惠影响，一些从普陀女足走出来的球员也加入了教练团队，包括前国家队队员徐雯佳。“要说成就感，就是有一天看到我带的孩子也进入国家队，披上中国红，为国征战。”徐雯佳说。

直到今天，在普陀女足的成长经历仍是徐雯佳心中“闪闪发光的日子”。有时，她会专门回到金沙江路小学，坐在操场边，看着孩子们奔跑，眼里闪过自己少年的身影。“这样看一看，我就觉得内心受到了洗涤，感受到平静和力量。”

直到今天，宋梅依然记得曾经唱过的队歌：“我们奔驰在绿茵场上，晚霞送来金色的梦想……飞旋的足球，寄托我们的理想，我们是未来，足球的希望！”

近日，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新修订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着眼于实习全过程，针对关键节点，通过1个“严禁”、27个“不得”为实习管理画定了“红线”，明确了行为准则，严禁以营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习，不得安排与专业无关的简单重复劳动、高强度劳动，明确实习单位应给予学生适当实习报酬。

近些年来，职校生实习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诸如“强制实习”“黑中介”“贩卖劳动力”等负面评价时有出现，不仅影响职业教育的整体形象，也对技能型人才培养带来伤害。

针对职校生实习的一系列不规范现象，有关部门一直在探索，为实习工作的开展、学生权益的维护建章立制。从2012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中国保监会等部门建立全国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示范项目，到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再到如今教育部联合八部门印发新修订的《规定》，充分彰显了国家对相关问题的重视。

职校生实习一再出现赚“人头费”的强制实习乱象，背后原因有其复杂性。一方面，一些职业院校对实习的性质与意义认识不到位，并未将实习视作教学活动的环节之一。职校生参与实习，既是专业学习和技术技能训练的必备途径，也是提前熟悉岗位、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一些职业院校受到利益驱动，打着实习的幌子谋劳务输出之实，歪曲了实习的本意。

另一方面，职校生实习乱象也凸显一些职业院校办学质量和内涵的“空心化”。众所周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本科教育的核心。然而，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内涵建设空洞，在校企合作的探索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校企融合、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学生实习成了被打包送上“流水线”，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劳动。

由于职校生实习管理涉及主体众多、工作链条长，牵涉方方面面，需要诸多部门和全社会形成合力。过去，由于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再加上受职权限制，监管部门往往“各扫门前雪”，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存在权责不清、多头管理的状况，一些职业院校则不以为意，大张旗鼓地推行强制实习。

此次，教育部等八部门新修订的《规定》不仅增加了维护职校生权益的诸多条款，比如，满足家长的知情权及学生的选择权，配套发布《实习协议示范文本（试行）》，为实习各方签订实习协议提供示范指导等，还明确了八部门各自的监督职责，足以体现出面对职业教育发展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管理部门对职校生实习本质规律和管理规范的认识有了更高层次、更全面的深化。

毋庸置疑，新修订的《规定》为职校生实习管理套上了制度规范的“笼头”，但也要看到，从一纸文件的规定到国家政策真正地落地生根，还需要学校、企业和诸多管理主体之间充分落实和协调，真正从职业教育教学的本质规律和需要出发，提升办学质量和专业内涵，对学生实习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依法依规追责，切实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胡波）

语言与文化历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语言则是文化的载体与根基。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既有光辉灿烂而又神奇深邃的古老文化，又有各民族交织、中外交融的现代文化。无论是我国的古代文化还是现代文化主要都是用汉语来记录、来传承的，这充分显示了汉语无与伦比的魅力。

关于语言的功用，人们常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是记录和传承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然而在当今社会，语言还成为社会的重要资源，更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的重要性，从个人层面来说，已成为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现在，招聘单位对应聘人员的考核大多首先看他的语言素养与语言能力，包括母语和外语、口语和书面语。语言对个人的重要性，三位名人说得很明白——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数学家苏步青先生说：“如果说数学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那么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21世纪的年轻人起码要掌握三种语言，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从国家层面来说，语言越来越重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语言政策，将确保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促进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与发展。大家说文明话，做文明人，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活。如今，处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国家语言能力跟国防、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信息获取的能力，跟信息资源的储备、利用、保护的能力，跟国际竞争能力都成正比；国际交往、谈判以及国际利益的争取与维护，都需要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支撑。而语言跟经济的关系更是越来越密切，语言已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语言产业可以直接为国家创造可观的产值。《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语言服务总产值为384亿元，2020年语言服务产值虽受疫情影响会有所下降，但报告预计也将达到366多亿元。在这次全国脱贫攻坚战中，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在农村地区推广普通话，在民族地区推广通用语言文字，这对脱贫、对振兴乡村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

从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来说，语言也起着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搭桥，语言互通是“五通”的基础。八年多来的事实表明，语言和语言教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了非常好的桥梁作用、沟通作用，因为语言具有情感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语言铺路搭桥。任何外语教学，包括国际中文教育在内，教员在教授某种语言、学生在学习某种语言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进行情感交流，以及文化上和价值观上的沟通。通过语言和语言教育达到各国之间互相交流和相互理解，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

语言文字对个人、对国家、对世界如此之重要，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敬重祖国的语言文字，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都必须重视提升自己的语文素养，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这是构建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

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目前大家在平时说话、写作中，在纸质媒体和视频媒体上，受网络语言的影响，不注意语言表达，不注意语言修养，语言方面的毛病随处可见。除了用词、造句不规范之外，随意使用网络词语、中英夹杂、窜改成语也屡见不鲜，有些年轻人还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能耐”。成语被誉为中华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可是现在一些成语被“谐音”滥用，全不顾对祖国语言文化之破坏，对祖国语言健康的损害。

对于语言文字的使用问题，国家语委在全面深入调查、了解当今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有必要制定针对性措施，以有力遏制和杜绝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甚至任意糟蹋的现象，同时要正面引导民众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和语言能力。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小学语文教育，特别是要加强书面语教育。学生只有掌握好书面语才能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历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思想品德教育。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主要是指书面语的素养与能力，目前出现的种种语言文字问题也都出在书面语上。因此在中小学，要引导学生敬重祖国的语言文字，从小养成在作文中、作业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习惯。现在有部分学生只顾着学外语，不重视语文素养和语言能力的提高。学外语并不错，可以开启人生的一条新路，打开更多认识世界的视窗。但是须知，外语教学的实践表明，没有深厚的语文功底，外语能力、外语水平的提高也会受限。

语文素养和语言能力的提高，不是靠学理论所能达到的，更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多读书，读好书，勤于写作，有的名篇名段需要适度背诵。这是古人留给我们培养孩子语文素养和能力的有益经验。阅读对于孩子不断提高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不断提高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也可以让人们特别是让孩子从传统文化、从外国文化中获取智慧，打开丰富多彩世界的大门，给我们提供精神滋养。所以我们的先辈和前辈一直以来都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宋代欧阳修告诫我们：“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苏东坡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著名国画家李苦禅也告诉我们：“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读书关乎个人的精神气质，全民的语文素养更关乎民族、国家的精神风貌。每个人都要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