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5日，钱塘江畔的杭州“迎亚运、庆元宵”烟花灯光秀表演。（新华社记者江汉/图）


兔年春节，人们燃放烟花的热情格外高涨，不少地方政府也“成人之美”，放松了对烟花爆竹的燃放管制。而李天信，华东一个地级市生态环境局的局长，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没怎么睡过好觉。


夜空中绽放的烟花驱散了疫情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但同时也给蓝天罩上了灰霾。“蔚蓝地图”App呈现的全国环境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1月，除夕夜污染骤然升高，至大年初一期间，全国多地空气质量指数（AQI,AirQualityIndex）“爆表”。


地方政府承担着空气质量考核的重压，按照规划，2025年更是要基本消除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绚烂过后，收拾空气污染的“烂摊子”主要留给了生态环境部门。而“年味”与环保、健康、安全之间的矛盾，真的无法解决吗？


堵车、人潮和焰火一起上热搜


虽然家里的小超市销售烟花，但蔡颖兔年居然没放烟花。因为到了腊月二十八，存货已基本售罄，本要自家留存的鞭炮也拿出来卖光了。


家住郑州的农村，蔡颖家的小超市从2022年8、9月份进货价格最低时，就开始陆续储备烟花爆竹。当时他们并不知道2023年春节让不让放，如果依旧和前几年一样，不让放，“进的货卖不完，大概率会继续囤着，因为烟花爆竹的保质期有三年”。


往年虽有禁燃令，但蔡颖观察，村里人尤其老年人有一种执念，总觉得只有放鞭炮才算真正过年。除夕前十天左右，当地还未放开“禁燃令”，伴着村里大喇叭高喊着“不要燃放”的背景音，来买烟花爆竹的人已经开始多了起来。


没想到，腊月二十六，郑州政府发布了文件，规定烟花爆竹的燃放时间和区域，原《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同时暂时停止实施。网友评价“烟火气的大郑州回来了”，一位郑州市民回忆，鞭炮声从大年三十晚上8点起就没停过，差不多到凌晨两点才结束。好久没有经历过这么吵闹的除夕了，“确实很有过年的氛围，但半夜多次被炮声吵醒也很无奈”。


河南省内的洛阳、南阳、信阳、新密等城市也纷纷效仿，允许中心城区在限定时段内燃放烟花爆竹。


以往市民在禁放区偷偷燃放烟花，并不是新鲜事，但2023年春节似乎有点“失控”。陈晨在安徽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他发现，虽然本省基本延续了前几年的“禁放”和“限放”政策，但在火热的舆论氛围下，放鞭炮的人非常多，“几乎控制不住了”。


“加特林”“水母”等烟花在兔年春节成为全国网红，烟花企业也迎来了近几年生意最好的一年。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明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往年本地烟花企业年后还会有点库存，但2023年卖到零库存，为元宵节备的货在除夕前就卖完了，现在卖的是初八开工后现做的。”





2023年1月11日，春节临近，位于湖南省浏阳市的“烟花小镇”大瑶镇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期。花炮企业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紧生产，满足市场需求。（新华社记者陈思汗/图）


不只是民间，政府组织的烟花表演也火爆。“浏阳可外出放烟花的人、产品、器材全部出去了。”张明福估计，从除夕到元宵节，浏阳市的烟花从业者承办了全国的数百场烟花表演。


除夕夜，重庆举行首届都市艺术节跨年焰火表演，辞旧迎新。元宵节，杭州时隔11年再次举行烟花表演，“迎亚运、庆元宵”的烟花灯光秀吸引了大量市民，堵车、人潮和美丽焰火一起登上了热搜。


根据“九派新闻”的统计，在3700条微博评论中，有96%的人赞成2023年春节燃放烟花。网友给出的前三大理由是：捍卫文化传统（43%）、有助于年味回归（36%）和有助于赶走疫情（14%）。


数据爆表，环保背锅


烟花散尽，老百姓心满意足，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却愁眉苦脸。


在提心吊胆了一周后，李天信的心放下了一点，市里的空气质量跟2022年同期相比，虽然指标有所上升，但还是处于优良范围。


但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可以松口气。根据蔚蓝地图的数据，郑州的AQI从除夕19时起迅速攀升，由轻度污染进入严重污染，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一凌晨5时，当天其他时段空气质量基本处于中度或重度污染范围。除夕夜有烟花秀的西安，PM2.5浓度在大年初一凌晨1时达到417μg/m3。


这些新年空气质量“开门红”下，是“压力山大”的考核。


“非环保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普通老百姓有时不理解，不就春节放个鞭炮，即便影响了两天空气质量，又能怎么样呢？为什么你们环保部门紧盯这件事不放，不给大家两天快活的时间呢？”李天信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


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苦衷，从省里到市里，空气质量考核任务层层下发，其中一项指标是优良天数比例，一旦年初的春节出现污染天气，全年的“余额”减少，完成考核任务的压力骤然上升。


李天信称，虽然全省总考核每年只进行一次，但省内每天都在统计空气质量数据，通报到当天为止各个市空气质量超标多少天，以及各市在省内的排名。


“考核是以天保周，以周保月，以月保年。每一天的空气质量结果都至关重要，不仅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还直接关系到官员的政绩评分。”陈晨说。


想完成考核任务，有时不仅是人为努力就能实现的，还要靠气象条件帮忙。“皖北地区扩散条件差，春节期间随便放一放烟花就成污染天数了，之后要想赚回来这一天，老天爷不一定给你这个机会。”陈晨表示。


烟花政策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应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烟花安全生产，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烟花经营，制止烟花不合规燃放的责任主要在公安和城管部门，牵头制定烟花燃放政策的也在其他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没有太大话语权。


一位环保工作人员写了一首打油诗概括基层环保部门的尴尬处境：销售环节，层层失守；燃放点位，防不胜防；劝阻制止，群众不解；数据爆表，环保背锅。


禁燃令的由来


在城市里，近几年春节静悄悄，过年不放烟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一直跟踪烟花燃放影响，他发现，1990年代，主要城市曾实施“禁燃”，SARS疫情之后的春节，政策松绑为“禁改限”，2018年前后，许多大城市又再度禁止。





2023年2月5日，小朋友在河南浚县古城燃放烟花。（新华社记者兰红光/图）


呼唤燃放的建议也不断。2022年，31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提出了“关于保留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习俗的建议”。当年9月，生态环境部在公开答复建议时表示：历史监测数据表明，每年春节期间集中燃放烟花爆竹都会引发重污染天气。在城市建成区人口密集、大气扩散条件不利情况下会加剧空气污染，损害群众身体健康。


南方周末记者搜集的21篇英文论文、5篇中文论文研究显示，烟花燃放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对空气甚至水体造成污染。这些论文覆盖了全球各地节日或庆典，如中国春节、元宵节，美国独立日庆典，印度排灯节以及意大利米兰世界杯等。


早在1974年，夏威夷瓦胡岛新年烟花表演的研究就发现：悬浮颗粒物的水平比烟花前增加三倍。在烟花表演期间，接受治疗的呼吸道疾病增加了113%。噪音水平达到117分贝，超过所有的噪音法规。


禁燃令下，一项研究表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2018年的春节与2017年同期相比，14个城市烟花燃放对PM2.5平均贡献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淄博市、济南市、北京市降幅最大，分别下降了85.2%、74.6%和65.2%。


通过追踪2013年至2017年数据，一项在上海的研究发现，春节期间有12%-52%的PM2.5可以归因到烟花燃放上，如果减少这部分污染，2013年-2017年每年可避免居民死亡人数分别为75人、92人、55人、49人和31人。“除了环保和健康，安全因素也不容忽视。”论文作者之一、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阚海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由于烟花燃放导致的意外伤害是另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2023年1月21日，农历大年三十，因为邻居扔出的一个炮仗，江西一位7岁男孩被炸伤导致截肢。


多地尝试集中烟花表演


我国此前已制定2025年基本消除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的目标，但近几年除夕、初一、元宵节等节日燃放烟花后，许多城市都出现重污染天气。


若干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地方环保部门人员表示，希望和剔除沙尘暴引起的重污染天气的影响类似，上级部门能在考核中剔除春节期间的天数。


马军并不认同修改考核规则。沙尘暴等是自然因素，但烟花属于人为因素，不应剔除。“与全面禁放烟花一样，这种做法也是一刀切，违背了政策保障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初衷。”他说，“烟花燃放实际上也是对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验。”


马军认为，短期内政府部门可以细化对烟花爆竹燃放的管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举办大型烟花表演——地方政府部门具有较强的预报能力，可以根据污染物、气象条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


事实上，2023年有诸多城市尝试了这一方法。浙江省杭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下称监测中心）大气环境监测科副科长金嘉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接到杭州市政府下发的任务后，监测中心从元宵节前7天开始预测当天的空气质量。“我们预报燃放当天的空气质量指数应该在55-75，属于‘良’，实际是59，预测结果比较精准。”


在元宵节前一周左右，监测中心制定了烟花表演活动环境空气监测方案，部署了7个固定监测点和2辆移动监测车，对燃放区域周围进行24小时监测。结果显示，离烟花燃放区域最近的一个监测点，元宵节晚7点PM2.5渐渐从47μg/m3升至80μg/m3，PM10从58μg/m3升至103μg/m3。当晚扩散条件较好，刮东风，一小时后，烟花燃放区下风向的一个站点PM2.5从30μg/m3上升到84μg/m3，PM10从45μg/m3上升到124μg/m3。晚11点左右，该点位的PM2.5恢复到“良”的水平（35-75μg/m3）。





2023年2月5日，西安曲江上元烟花晚会演出现场。（新华社记者刘潇/图）


鲜有统计数据研究集中烟花燃放表演和个人散放烟花所产生的污染物总量差距，但直观地判断，前者要比后者少了许多。


张明福介绍，专业烟花表演一般采用的是高空烟花，老百姓购买的商业烟花属于低空烟花。高空烟花更容易扩散，但两者的配方并无太大不同，主要区别在于高空烟花的填药量更大，可以升得更高、覆盖得更大、展开得更饱满。


但集中燃放也不是治本之策，例如重庆除夕夜的烟花秀结束后，就出现了重度污染。


考虑扩散条件的预报和决策很关键。金嘉佳介绍，除夕夜杭州并没有举行烟花表演，但除夕晚上和初一上午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级别，主要原因除了市民在非禁放区燃放烟花外，还有当天扩散条件不利。


环保烟花还没有共识


近些年，随着烟花燃放的“禁改限”，业内也在不断尝试新的材料和配方，减少烟、纸屑和噪声，制造出更环保的产品。


“什么烟花才能算环保烟花？”张明福表示，对环保烟花这个概念，业内目前还没有共识，“一般我们理解，烟少一点，噪声小一点，可能就是环保烟花了。”


张明福介绍，目前行业并无统一标准界定烟花的环保性。目前行业内主要参考的国标《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更新于2013年，从名字就可看出，它更侧重安全和质量，并未将环保性提至较高优先级。该国标从2020年就开始征求修订意见，新标准还未颁布实施。


张明福说，烟花生产企业通常不会计算产品燃放后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的具体数值。


马军呼吁，应该制定烟花爆竹废气和噪声排放标准，使其燃放能够与现行空气质量和噪声标准相匹配。此外，还应通过严格的环保标准，促使烟花爆竹生产厂家生产超低排放的微型烟花和鞭炮。“虽然这样可能会导致烟花爆竹卖得更贵了，但可以通过价格指导因素遏制过度消费，减少燃放带来的污染。”


“我担心2024年烟花造成的空气污染将比2023年严重得多。”马军说，2023年，许多地方政府的解禁决定很晚才宣布，经销商和生产商都来不及备货。可以预期，2024年烟花爆竹市场规模会更大，燃放量也会更多。“希望管理部门能利用好这一年的时间做好准备。”


李天信也担心，如果2024年延续2023年的态势，他的心又该吊起来了。“一方面是群众的呼声，另一方面又是来自考核的压力，不知道2024年会怎么样，只能看天意了。”

如果不是去社保窗口咨询关于养老金发放的问题，老蒋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竟然在3年前就已经“被死亡”了。


今年67岁的老蒋，是四川广安市广安区井河镇人。2月9日，老蒋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了他从广安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以下简称“社保局”）拿到的“死亡证明”复印件。这份“死亡证明”显示，老蒋于2020年1月11日“去世”，开具日期为2021年11月5日，亲属签字一栏为“马某某”。





↑老蒋拿着自己的“死亡证明”复印件和身份证


老蒋说，马某某并非自己的亲属，而是村里的文书。他这两年春节都会回村，不知道为何会无缘无故“被死亡”，他和家人现在只想弄清事情的真相。


对于此事，2月9日，广安市广安区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已知道这件事情，目前和乡镇都已介入调查，一定会将事情调查得水落石出，给当事人一个答复。


离奇：


67岁老人咨询养老金


竟被告知自己三年前“已死亡”


老蒋，今年67岁，四川广安市广安区井河镇火烽村人。2月9日，老蒋的二女儿蒋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最开始是母亲拿着父亲的社保卡去银行取养老金，但发现养老金不对，便等父亲春节回来才去窗口咨询养老金的问题。


平时，老蒋在福建务工，有时会包一些小工程。老蒋说，2022年，回老家过完春节准备外出务工时，曾和家人一起去广安区社保局的社保窗口咨询自己的养老金问题，当时被工作人员告知系统信号不好，因急着离开外出务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


2023年2月7日，回家过春节的老蒋和家人再次去广安区社保局的社保窗口咨询养老金问题，竟被告知自己在3年前就已经“死亡”了。





↑“死亡证明”复印件受访者供图


老蒋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了广安区社保局工作人员提供的关于他“死亡证明”的复印件。这份“死亡证明”显示，老蒋“死亡日期”为“20200111”，“兹证明该人员死亡，用于办理城居保待遇领取人员死亡注销业务”。“死亡证明”开具日期为2021年11月5日，有疑似村委会的盖章，亲属签字一栏为“马某某”。


“死亡证明”上签名的马某某是谁?老蒋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马某某是村里的文书，他们一家跟马某某虽不沾亲带故，但也没任何矛盾纠纷。


在一张盖有疑似村委会公章的“直系亲属（村代办员）与死者关系证明”复印件内容显示，老蒋与马某某系“干群”关系。蒋女士说，社保局工作人员当天给他们拿“死亡证明”时，还有一份马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





↑“直系亲属（村代办员）与死者关系证明”复印件受访者供图


让蒋女士气愤的是，父亲明明活得好好的，这些年还在外面打工，为何会无缘无故出现一张“死亡证明”？蒋女士说，父母养育了他们三姐弟，即便父亲真有什么事情需要签字，儿女也可以直接签字。


蒋女士说，他们曾就此事联系村上干部，但对方当时说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让蒋女士一家人很生气。后来又找过井河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办理社保事宜的工作人员李某某，对方说是他工作失误导致。


当事人女儿：


自己和母亲经常回老家


但没人向她们提及“死亡证明”一事


蒋女士说，虽然父亲平时不在老家，但她在广安做生意，常和母亲回老家，此前也曾找村文书马某某（也是村里的医生）看病拿药，但直到事发前，并没有人问过自己关于父亲的事情。


老蒋说，自己春节回了老家，还去村支书家里开的小卖部买过东西，但也没有人提这件事情。在出现“死亡证明”的闹剧后，他和家人也曾去派出所查询，发现户籍信息还在。


2月9日，蒋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有人联系他们，表示愿意为这件事道歉，并让父亲去镇上恢复社保关系，补发此前停发的养老金。


但对老蒋父女来说，他们希望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死亡证明”是如何开出来的，又为何要这样做？“人活得好好的，却突然被告知已经死了，甚至还有死亡证明，你说这个多晦气嘛。”蒋女士说，这件事让家人特别是父亲难以接受，他们并不要赔偿，只想要弄清楚事情真相，谁该为此事承担责任。


村文书：


村上之前一直不知这事


未在“死亡证明”上签字，“可能哪里有误会”


2月9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死亡证明”中签名的马某某，对方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关于老蒋“死亡证明”的事情，也绝对没有在“死亡证明”上签过字，“村里哪个死了，这个绝不敢大意嘛。”对于和“死亡证明”一起出现的马某某身份证复印件，他称自己更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证明上的疑似村委会公章，马某某说，因为是复印件看不清楚，自己不确定是否是村上的公章，但他很肯定，他和村上之前都不知道“死亡证明”这件事。


“我也是前天晚上才晓得这个事情，他们（老蒋）家里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情，我还觉得意外。”马某某说，这个“死亡证明”绝不是村上做的，自己还联系了井河镇上负责社保工作的李某某，李某某说喊老蒋第二天到镇上去恢复。


对于这件事，马某某说，“可能哪里有误会”，每年村里要通知村民进行社保审核，留在村里的老人是村干部帮忙审核，老蒋在外面打工，村里通知了老蒋自己审核，可能他当时没审核。


蒋女士说，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审核认证，2019年和2020年又没有回来，所以也没交资料到村上审核。


相关工作人员：


系自己工作失误


未经核实填报“死亡人员”，已向当事人道歉


2月9日，井河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负责社保工作事宜的工作人员李某某在电话里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件事确实是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的，已向当事人道歉。


李某某说，自己平时在镇上负责社保业务经办，大概是2020年1月左右，当时有个人拿着相关证件材料到窗口查询老蒋的社保情况，这个人走的时候好像说了句“人都死了”，自己当时就把老蒋的信息备注了一下。李某某解释，养老金领取人员在死亡后，他们会及时将情况上报。


老蒋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的其社保卡账户明细显示，他的账户在2020年便停发了养老金，2021年11月有一笔720.07元的养老金转入。


对于这笔“720.07”的养老金转账。李某某解释，因为老蒋领取养老金还不满15年，这笔钱是截至老蒋的养老金停发时，其账户的余额退还。


李某某说，自己平时一个人负责全镇的社保业务，直到2021年11月又要向上面提交死亡注销人员信息，就把老蒋的信息填报了上去。


“一般来说，如果几个月没发（养老金），（当事人）就要打电话问我们是怎么回事，老蒋这个账户停发了一年多也没人问。我当时也没跟村上核查，没有核实就报上去了。”李某某说，这个事情都是自己的错，因为办理城居保待遇领取人员死亡注销业务都有模板，自己当时就填写后交上去了。


李某某说，他联系了老蒋一家表达歉意，并通知他们到镇上，会帮他们处理好这个事情。


2月9日，广安区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知道这件事情，目前和乡镇都已介入调查，一定会将事情调查得水落石出，调查结果出来后也会给当事人一个答复。


对于老蒋停发的养老金，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尽快为老蒋恢复社保关系，其此前停发的养老金也会及时补发。

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者任利张伟克


2022年12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民周先生反映，在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金阳医院）购买了一瓶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呋塞米片，价格为29.8元，结果同品牌同规格的药品在外面药店购买只需要12.5元，价格相差接近3倍。对此，贵州省医保局回应，该药品并不是集采药品，只是以一个“全国最低价”公开挂网价。记者调查中发现，尽管该药品只是“挂网价格”但并不符合贵州省要求的\"全国最低价”挂网，在甘肃、上海、江苏的\"挂网价\"远低于29.8元。（纵览新闻多次报道）


经过纵览新闻记者持续一个月的追问，2月7日，贵州省医保局表示，已对周先生反映的药品“挂网价”进行调整，价格由原来的29.8元/瓶调整为13.7元/瓶，自2023年2月6日起执行。不过，对于企业是否未按规定进行申报等问题，贵州省医保局并未作出回答。





贵州省医保局发布的调整价格公告


记者反复追问一个月药品价格终于调整


针对此事，贵州省医保局曾在2022年12月27日表示，会对此事进行核实，给予答复。此后，贵州省医保局再无发声。纵览新闻数次联系贵州省医保局后，该局价采处在2023年1月4日向纵览新闻回复，约谈完药品企业后，把所有资料整合后，将会给社会、媒体一个回复。迟迟未得到回复后，记者再次多次致电贵州省医保局，电话不是一直无人接听，就是回复“负责的工作人员不在”。


2月7日，贵州省医保局回复纵览新闻，已对药品的“挂网价”进行了调整，并已通过贵州医疗保障公众服务平台发布调价公告。记者登录


贵州医疗保障公众服务平台看到，公告发布时间为2月3日，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挂网价格由29.8元/瓶调整至13.7元/瓶，一同调整的还有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挂网价格由28.2元/瓶调整为15.6元/瓶。执行时间从2023年2月6日起开始。


根据《贵州省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规定，“生产企业原则上应以全国最低省级采购平台招标（挂网）价格（以下简称“全国最低价”）申请挂网。同时，根据药品价格政策调整和市场价格变动等情况，挂网药品价格实行全国最低价联动调整，当全国其他省级平台出现新的最低招标（挂网）价后，生产企业应在价格执行30天内在采购平台申报价格信息，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省交易中心）参考最新产生的全国最低价定期进行调整。”


对于上述规定，该局价采处的工作人员赵先生证实，如果其他省份有新的最低挂网价格，生产企业就要在规定期限内向类似于贵州这样全国最低价联动的省份主动申报，进行降价。


对于上述呋塞米片的“挂网价格”为什么没有及时调整的原因，企业是否存在未及时申报的情况，赵先生表示他们只是业务科室，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让记者联系该局办公室。记者联系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向业务部门核实后再给记者答复。截至发稿前，记者暂未得到回复。


多个药品也都不符合“全国最低价”挂网


采访中，纵览新闻记者在贵州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发现不仅是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不是“全国最低价”挂网，对呋塞米片进行挂网的多个药厂挂网价格也不符合此项要求。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在贵州省挂网价格为19.8元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在甘肃的挂网价格为12.5元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在上海的挂网价格为14.5元


其中，东北制药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在贵州省挂网价为29.8元，而在江苏省、湖北省、山东省、四川省的挂网价为28.2元；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此前在贵州省挂网价格为28.2元，尽管贵州省医保局在2月3日将其价格进行调整后，“挂网价格”依然高于甘肃省10.5元的挂网价格。此外，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在贵州省挂网价格为19.8元，在甘肃省最低挂网价格为12.5元，上海市挂网价格为14.5元；云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呋塞米片在贵州省挂网价格为25元，在甘肃省最低挂网价格为12.5元，江苏、四川两省挂网价格则为19.8元。


记者还随机搜索了贵州省药品集中采购第一二批药品挂网交易目录中的8种常见药品在不同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挂网价格后发现，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诺氟沙星片（规格0.1g*36片）在贵州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价格为36元，在上海市、四川省挂网价格为14.05元；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西洛他唑片（规格0.1g*12片）在贵州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价格为41.49元，在江苏省挂网价格为40.1元；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阿莫西林胶囊（0.25g*50）在贵州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价格为9.8元，在上海市挂网价格为4.8元。这3款药品在“有全国最低价”、“同意最低价挂网”两个选项下分别标注的是“有”和“是”，审核结果均为“审核通过”。


纵览新闻记者也反映给了贵州省医保局，赵先生表示会马上进行核实。


贵州贵阳：“集采药品价格高出药房近3倍”后续：记者持续追问一个月，当地终于下调药品“挂网价”

Tech星球2月8日消息，企查查APP显示，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新增4条破产重整信息，申请人包括：长春苏泊尔炊具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辽宁苏泊尔炊电销售有限公司、哈尔滨苏泊尔炊具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盛兴达厨卫用品有限公司，经办法院均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企查查信息显示，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股东包括中国鹏润管理有限公司（70%）、海洋城国际有限公司（19.5%）、宏希投资有限公司（10.5%）。对外投资有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美零售有限公司等41家公司，同时拥有80家分支机构。

云南大理一对12岁双胞胎兄弟放羊失联已4天，牵动人心。截至2月8日下午2时，仍未发现失联人员。有官方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透露，事发当天下午，有村民疑似见到两个男孩向山中行走。





失联男孩的家位于大理州云龙县长新乡新塘村红栗坡组。他们的姐姐赵婷（化名）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月4日下午4时许，她和12岁的双胞胎弟弟在离家不远处一起放羊，后来两个弟弟不见了，她以为两人提前回家了，结果回家后却未发现他俩。


8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现场实探发现，三姐弟放羊的位置在自家对面的山上，中间隔着一座水库。记者探访期间，此处山上还有村民正在放羊。


一名正在山上搜寻的村民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双胞胎兄弟的外婆家就在一山之隔的洱源县，若孩子们到达外婆家需翻越高山，“不知道会不会去外婆家，山上还有很厚的积雪。”不过，参与救援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与失踪孩子的外婆家联系，孩子未在外婆家。


极目新闻记者从前方救援人员发回的图片中看到，搜寻途中有积雪。据当地村民介绍，失踪的这对双胞胎是该村民组唯一的一对双胞胎。


官方一工作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表示，4日下午5时许，有村民疑似见到两个男孩向山中行走。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全面搜寻中。

图/视觉中国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田意华就中了“大奖”——人生中第一辆汽车。


初八清晨，刚从湖南老家返回浙江永康上班的田意华接到电话，通知她中了“金券”，即价值59800元的汽车五金券。


“诈骗电话”！这是田意华的最初判断。为了防止被骗，她还找了弟弟陪同前去领券。她领到的是永康市今年推出的“五金券”中的“金券”，能购买指导价为59800的众泰T300汽车。2月1日，她火速提了新车，除去交税和购买保险，几乎没花多少钱。


永康是浙江金华代管的县级市，以“五金之都”闻名，中国80%的保温杯、70%的门和40%的电动工具都来自永康。这也吸引了云南、贵州、湖南等多个省份的务工人员，2022年，永康户籍人口62.1万人，登记外来流动人口54.95万人。


往年元宵节后，是复工、返工热潮的开始，但在袁永华看来，“今年比去年招工更难。”他是浙江永康一家户外箱包制品企业的副总经理，节后一直负责招聘工作。今年春节，尽管企业对留永过年的员工发放超50%薪水的激励措施，仍然挡不住员工返乡心切。“两三年没回家，加上去年行情不好，很多人感觉赚不到钱，今年可能就不出来了。”


用工荒是今年复工后最大的挑战


今年是田意华在永康工作的第七个年头。她是湖南人，正月初六，她从湖南返回永康，相比往年，这个日子提前了不少。“工厂今年统一在初八开工。”田意华说，选在初六回永康，也是因为永康市推出的“五金券”活动要求，要在今年1月30日前留永、返永、来永工作。


田意华从“浙里金消”微信公众号了解到“五金券”活动，在公众号预约后，有可能获得随机派送的“五金券”。


“五金券”分5种，“金券”为价值59800元的电动汽车券，名额20个；“银券”为价值2万元的无门槛消费券（200元一张，共100张），名额为140个；“铜券”为价值1万元的无门槛消费券（200元一张，共50张），280个；“铁券”为价值2588元的电动自行车券一张，名额为560个；“锡券”为价值599元的炊具礼包，8000个。


活动只针对“新永康人”，即非永康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吸引返工和用工的意图明显。


永康市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往年，“五金券”活动的门槛更为放开。以往的活动要求留永或返岗员工才能参与，需要交过社保或工伤保险，今年则取消了这一条件，新来永员工也能参与。此外，参与者也不限于工业企业，环卫工、服务业也可以。


“疫情三年，很多人回不了家，今年政策优化以后，很多务工者都回了老家一趟，因此给复工复产带来压力。”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五金券”活动是为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传递永康人才招引求贤若渴的信号。


“五金券”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以往的返工活动多以消费券或现金形式发放，今年的“五金券”则源于永康“五金之都”的定位，从金券到锡券，包括汽车、电动自行车、炊具等永康本地特色行业。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往年的消费券使用有门槛，有满减活动才能使用消费券，今年则可以直接当现金使用。


“五金券”为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提供了帮助，不过也有员工表示，参与感不够强。相比于50多万的务工人群，五金券的奖项名额仅过万，能幸运中奖的仍是小部分人。


田意华是五十分之一中最幸运的人。田意华和父亲都在浙江启承铝业有限公司工作，她在销售内勤岗位。启承铝业多年从事模具、汽配行业，其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这两年新能源汽车订单增多，工厂订单也有所上升。春节后，由于不少员工返乡，目前还有几十号人没有到位。受制于缺工情况，与供应商协商后，2月份订单会相对压缩一些。


用工荒仍然是今年复工后最大的挑战。一方面，去年返乡人数远没有今年多；另一方面，工厂订单不稳定，真正复工复产的只有几家大企业，中小企业都还没上轨道。“去年很多厂子生意都不好做，很早就放假了，现在这个时候，员工都还没有信心。”袁永华判断，很多去年离开的员工，今年还在观望。


另一方面，当地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现在永康租房要六七百一间，工资五千，在中西部可能也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完年就不愿意来了。”


永康的务工人员多来自云南、贵州等地。“如果没有云南贵州的劳务输出，（永康）很多厂可以关掉了。”袁永华说。近年来随着云贵等地区扶贫工作的进展，贫困人口减少，愿意跨省打工的人也少了。


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去年少了20%


袁永华的工厂里，目前还有至少20%的人员缺口，尤为缺乏的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春节后，袁永华就泡在了工厂附近的劳务市场里招人。他的工厂需要招40名装配工、30名组架工，以及冲床工、包装工、清洁工等数十名一线员工。袁永华透露，目前装配工的底薪为5000元，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计件多的装配工，一个月薪水能多三分之一。


袁永华所在的企业从事户外用品、箱包等制作，企业成立十余年，70%外销海外，沃尔玛等均是企业大客户。企业也有自主品牌，产量占全厂的40%。工厂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老员工，主要负责箱包等产品。“箱包的工人做了十几年，对生产非常熟悉，缺人的主要是户外用品。”


最缺人的装配工岗位，是传统工厂都有的流水线，每天一条线能生产3000件产品。“资历久的装配工，订单多的时候，每月薪水能拿到1万多元，其他人也有七八千元。”袁永华说。


不过，技术工工资高，但责任也大，有绩效考核，赏罚分明。他曾在广东的企业做管理工作，相比以前，现在工厂的管理约束更少了。“现在扣钱没有以前多，上下班时间和请假批准也更宽松。”


即便如此，还是很难招到年轻人。袁永华估计，从当地劳动市场的情况来说，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起去年少了20%。“有的人可能去送外卖、快递了，相比工厂更自由，待遇可能也稍微高一点。”


年轻人更偏向打零工。即使是进工厂的年轻人，也常常做一个月就走了。


邱建生是永康市云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发现，00后已经不愿意进厂。“现在工厂不是招不到人，而是流失率太高，能达到50%-60%，年轻人不愿意长期待在工厂了。”


用他的话说，00后工人和70后、80后不同，大多是独生子女，有父母帮衬，只要手里有钱吃饭，“想辞职就辞了”。


在永康的不少企业，已经开启“生产智能化”的进程。永康以五金产业著称，这是劳动力密集产业，有较强的智能化需求。但对于附加值低、产量小的产品来说，智能化成本太高。“例如十多块钱的箱包，用机器生产不划算，很多企业不敢投入。”


袁永华透露，如果是远销欧美、利润高的产品，机器换人的收益也高，很多大型企业已经投入智能化。但对于中小企业，即使有政府补贴，也难以转型升级。“我们企业冲床岗位部分智能化了，但装配还没有智能化，不光投入大，而且可能还没有人工效率高。”


永康紧邻义乌，不少企业以外销为主。外贸企业生产季节分明，“一年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接了外贸单才开始用工生产。”邱建云说，这也使外贸企业倾向于与劳务公司合作，有用工需求时才找劳务工，以减少成本。


面临转型困难的传统工厂可能难以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竞争。“经济本身不怎么好，很多企业都撑不住了，更不可能加工资。”在过去，中国制造业以物美价廉著称。“产品低端，没有自主品牌，利润低，唯一的盈利点就是人工便宜。”邱建云说，而现在，这一点也在逐渐改变。


邱建云的劳务中介公司在去年亏损了10万元。“大多工人的介绍费是500元一个月，而招聘、税务和办公费用等成本，摊在每个人头上也要400多元。”邱建云说，去年用工需求不多，而成本相对固定，导致出现亏损。


邱建云曾在台资企业工作数年，当年招工时，入职三个月才和工人签劳动合同。“现在满一个月必须签劳动合同，三天以上必须结清工钱。”浙江省也逐步要求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最低按社平工资60%的基数为员工缴纳，但目前还未强制执行。邱建云说，一旦执行，他很难承担这部分开支，“减去成本后，剩下的钱不够交社保了。”


在他看来，曾经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中国传统中小制造企业，正在面临比预想中残酷的淘汰制。“没有高新技术，没有自主品牌，用工成本在增加，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应受访者要求，袁永华为化名）

不要感到奇怪，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些乡镇、县城消失，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熊志


把街道改回乡镇，北方城市出现了让很多人看不懂的反常操作。


这一逆向调整，发生在黑龙江。据报道，黑龙江伊春、齐齐哈尔等地正在推动部分街道“撤街设镇”，已有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中，伊春市乌翠区撤销四个街道办事处，设立翠峦镇、乌马河镇；在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则撤销富强街道，设立华安镇。





图/网络


大家都知道，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撤乡（镇）设街道，以及撤乡并镇、撤县（市）设区成为一股潮流。


“撤街设镇”的回调，标志着有些地方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宣告结束，很多吃财政饭的中小城市，面临人口流失、产业萎缩、城市收缩的局面，它们的困难可能才刚刚开始。


01


好好的街道，重新撤改回乡土气息更浓厚的乡镇，为什么让人意外呢？


首先，尽管乡镇和街道都是平级单位，但在中国的城镇化体系中，它们的待遇和地位其实并不是一样的，撤镇设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升格”。


一般来说，乡镇包含着很大一部分农业人口，撤镇设街以后，级别不变，待遇却能升级。


对城市来说，城区范围扩张，更有利于整合资源，建设一些基础设施。比如现在修建地铁，在城区人口规模方面就有明确的门槛要求，达不到就没有资格。


而对被调整的镇而言，成为街道，纳入城市一体化的规划范围后，科、教、文、卫等城市功能定位更加明确，市政配套设施也能迎来统一升级。





图/图虫创意


正因如此，过去这些年城镇化浪潮中，这种行政区划的撤并调整，成为一种常见现象。镇希望升格成街道，县希望升格成区，升格成市。


总的来说，传统的乡镇在萎缩，农业人口转移为城市人口，中心城区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城市管理越来越扁平化，辐射能力越来越强。


当然不管是撤镇设街，还是县改区，都不是想撤就撤，想设就设。在人口和面积、经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


以这次逆向调整、撤街设镇的黑龙江为例，当地的《黑龙江省设立街道标准》中，就明确规定了设立街道的人口、经济等指标。比如经济指标是这样的：


拟设街道区域前两年全口径财政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所在不设区的市或市辖区下辖乡（镇）的前30%，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位于所在不设区的市或市辖区下辖乡（镇）的前30%。


说得直白点，只有人口规模够大，密度够高，经济实力、财政家底足够好，才有资格从镇变为街道。


不过在现实中，一般升格上去就不太会调回来，以往也有一些个案，但并不多。毕竟改为街道后，能够增强城市功能，增加人口吸引力。


所以这次黑龙江的调整，透露着不寻常之处——不是一市一地调整，而是涉及几个城市，涉及多个街道，逆城市化的信号意义已不言而喻。


02


黑龙江的这些街道，为什么被打回原形了？


原因也不奇怪，说到底是因为城市在收缩，人口在流失，以前乡镇达到了设立街道的标准，现在产业、人口都在萎缩，已经不达标了，继续按照街道管理不合时宜。


收缩型城市不是新概念了，这几年很多学者都关注到了城市收缩的问题。他们发现，城镇化的过程，并不必然伴随着扩张，也有地方在收缩。


比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统计发现，过去十年间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50个城市的市域人口减少3637万，比2000-2010年人口减少的城市增加61个。


黑龙江此次调整的两个城市，伊春和齐齐哈尔，可以说是收缩型城市的代表。


以伊春为例，它因林而生，因林而兴，也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六普到七普之间，人口足足减少了27万人。


由于没有产业支撑，伊春的人口在加速外流。那么，一个街道，一个曾经由乡镇升格而来的街道，在整个城市都收缩的背景下，哪还有那么多新市民来支撑一个街道的规模呢？





▲黑龙江伊春市朗乡镇（图/图虫创意）


中国的城镇化，采取的是“人地钱挂钩”的策略，用地指标、财政指标等，都是根据人口规模来进行配置。人多，人口持续流入，就能拿到更多的资源，反之亦然。


撤镇设街，可以给乡镇带来市政配套的提升，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城市需要给升格的街道投入更多的城建资源。当这座城市产业、人口增长都出现问题，自然没有动力来大撒钱了。


在撤镇设街的风潮下，有些乡镇本身就农业人口多，农村比例大，很难发展起来，现在人口外流，继续纳入街道管理，其实是在浪费资源。


所以，原来哄抢着给乡镇安上街道的新身份，让乡镇成为城区的一份子；现在，乡镇改制来的街道，其市政配套、财政供养成本，反而成了累赘，要调整回来。


归根结底，人不够了，也没钱了。


更何况，乡镇是一级政府，街道是派出机构，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一级政府的自主决策的权限其实更大。


而对伊春等地来说，当初设立街道是服务于城市扩张，城市收缩以后，政府机构要调整，人员需要精简，一些发展不行的街道，重新改回乡镇，其实是更有利于自身改革工作的开展。


03


关注城镇化议题的人，这两年应该都留意到了，历年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关于行政区划调整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总之，是逐渐从严收紧。


比如2020年特别提到，“全面完成各省（区、市）设镇设街道标准制定工作”，言外之意就是明确规则，建立门槛，不能想设就设了。


再如2021年提到，“根据常住人口规模优化街道社区设置和管辖范围”。


结合撤街设镇的逆向回调来看，趋势很明显了，中国的城市不会再一味向上生长了。有扩张就会有收缩，有升格就会有降格，摊大饼式地盲目扩张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


这其中人口是关键因素。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国民经济数据，中国的总人口一年减少85万人，时隔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以前城市化上半场时，大中小城市、县城乡镇集体受益；现在到了下半场，该进城的农民，差不多都进城了，年轻人也不愿意生了。总人口就那么多，还都往大城市，或者城市的中心城区流动，中小城市、县城乡镇，自然摆脱不了收缩的命运。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图/图虫创意）


所以，不要感到奇怪，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些乡镇、县城消失，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现实中，很多小城市，尤其是伊春之类的资源型城市，在资源耗尽后，没有新兴的产业顶上来，城市发展基本上是靠吃财政饭，市政配套、公共服务靠转移支付续命。


在撤街设镇的背后，这种“城扩人走”的现象，在很多地区都在上演。人在流失，城市却还追求扩容，建一些利用率低的市政配套，浪费财政资源，放大债务风险，危害不用多说。


让它们自然收缩，甚至自然死亡，而不是强行靠债务、靠转移支付续命，将资源投入到低效的地区，这才是尊重城市化的规律。


当然这也意味着，一些城市的铁饭碗，可能要打破了。

2月7日，有网友爆料称，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城管上街清除商户的春联，当天已经清理一部分。8日，多名商户告诉记者，清除春联的行动去年就已开始。凉州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市容市貌整治行动，关注到网友的不同意见后，他们已对行动予以整改，只清理无法修复的春联。





网友曝光的照片（图源：网络）


多张网传照片显示，数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撕掉一商户门口两侧的春联。消息发布者表示：“正月十七，甘肃武威凉州区部分商户春联被城管清除。”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不能理解，认为春联是传统文化，并不会影响市容市貌。还有网友认为，这样整治市容市貌，是否矫枉过正？


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网友发布的照片中显示的两家门店，位于武威市凉州区五凉路。8日，五凉路一名商户龙女士（化姓）向极目新闻记者证实，7日确实有城管工作人员将她门店的春联揭掉了，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城管将春联揭掉了。


另一名商户李先生表示，他的春联有些破损，被清理能理解，但旁边其他商户的很多春联是完好的，也被清理了。“从去年开始就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先生说。


商户刘先生则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们春节后开业就自行将春联揭掉。因为他们的春联贴得比较大，平时店里要经常接待客户，粘在窗户上不太美观。


8日晚，极目新闻记者致电辖区宣武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清楚此事。凉州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每年春节过后，他们都要进行一次市容市貌整治，所以对影响市容的破损春联进行了整治。


上述工作人员还表示，关注到网友的不同意见后，他们已经对此举进行了整改，先对破损的春联进行整治清理，能修复的帮其修复，完整的春联则先保留着。该工作人员发给记者的照片显示，有城管人员正在对部分商户破损的春联进行修复。





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在对破损的春联进行修复（受访者供图）

近日，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发布的2023年度第三批拟聘人员信息公示中因一名应聘人员在备注中显示“集团党群部主任之女”引发关注。





据该企业官网显示，本次招聘拟招聘人员共计55人。其中一名应聘者23岁，在公示其他信息栏中显示，“该生为集团党群部主任陈静之女（根据集团《新员工招聘管理办法》规定：拟聘人员为集团领导、总师、副总工及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配偶、子女，应将相关信息一并公示，故此说明）。”





2月8日下午，该公司监察审计部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新黄河记者称，“我们是为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告知有这层关系，我们人力部在今年的管理制度里面有要求，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要备注出来，接受大家的监督。”


公开信息显示，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前身为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是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

昨天（2月7日），连云港一未成年女孩在酒店疑被3名男子胁迫吸毒致死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今天，家属赵先生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孩子的遗体已送往上海尸检，3名涉案男子已被警方控制，“警方一直在尽力办案。”





纵相新闻从事发酒店获知，该酒店因存在漏水情况今天起停业。酒店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未成年人入住酒店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登记。


今天上午，事发地所属的新东派出所接线民警表示确有此事，“具体办案人员不是我”。连云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工作人员则表示“这个（怎么）回事还在调查，一切以我们市局新闻中心（为准）。”


家属：接到警察电话孩子在医院抢救，同行女孩告知事发经过


“我现在也害怕了。”赵先生说，这3名男子的家属联系他希望协商处理此事，“我不接受，协商能让孩子活过来吗？现在爷爷奶奶都快疯了，她妈妈也要抑郁了。”


翻看手机通话记录，赵先生说，2月1日早上6点01分，他接到了警察电话被告知“孩子喝多了在医院抢救”。


他从警察处得知同行的有一位女生，“我打电话过去问，她在电话里也和我说是喝多了。”


“当时我还奇怪喝多了怎么会抢救。”赵先生到了医院后，医生直接和他说不用抢救了。同行的女孩在抢救室外目睹了一切，赵先生说当时有很多人，女孩把他拉到一旁悄悄和他描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孩子说，她们两个吸了那个东西。”赵先生说，同行女孩表示他女儿当时就“翻白眼，晕倒了”。


赵先生所说的“那个东西”疑为“笑气”。“不过，警察也说了，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致死的要等尸检报告，最快十几天，晚一点要等个把月。”


“同行女孩当时表示要打120，另外三个人说不用管，这是正常的。”赵先生说，女孩回忆她当时吸了一口也昏倒了，三四十分钟后醒了，看到小赵依旧没有醒来，那几个男的还在吸。


“这是她说的，最后还是要看警方的调查报告。”





女儿夜不归宿，家属此前是否联系过孩子？


对此，赵先生表示当晚他给孩子打过电话，“孩子说和朋友在酒吧喝酒一起玩，会回来的。”由于家里居住环境限制，孩子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所以赵先生并不清楚女儿当晚有没有回家。


赵先生说，同行女孩表示当时她俩准备从酒吧离开时，被3名男子拦住，之后带他们去吃烧烤，然后又被带去了酒店。


“如果孩子还活着，开学就该上初三了。”昨天是孩子的头七，一想到孩子死得不明不白，家人悲痛愤怒之下在涉事酒店门口祭奠。





涉事酒店：因“漏水”已暂停营业，事发后曾被短暂关停


未成年人可以独自办理入住酒店吗？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今天从事发酒店获悉，“酒店存在漏水点，今天起暂停营业，具体恢复营业的时间等待施工队通知。”





此外，记者致电酒店服务热线咨未成年人办理入住手续。对方表示，未成年人办理入住需在监护人的陪同下办理登记。


赵先生告诉记者警方已经因为“没有登记”处理过酒店了，“关过几天，然后就开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明确，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一百二十二条明确，场所运营单位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住宿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公安部对旅馆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提出“五必须”要求，以切实防范在旅馆中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对此，赵先生告诉记者，3名涉案男子中其中一人疑为该事发酒店股东。


什么是“笑气”？过量吸食危害堪比毒品


目前，女孩是否吸食“笑气”、是否因此死亡暂无定论。


“笑气”并非新鲜事物。


2017年，留美女生韩梦溪所写名为《最终我坐着轮椅被推出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文章，最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笑气”。根据作者自述，自己在美国过量吸食“笑气”，导致身体机能全面紊乱，甚至双腿都不能站起来，并且大小便失禁。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常被用作食品添加剂，如用于发泡奶油，因此又被称作“奶油气弹”；同时也是一种医用麻醉剂，有轻微麻醉作用。


“笑气目前还不算是毒品。但它的危害堪比毒品。”一位拥有多年一线工作经验的江苏禁毒民警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笑气在工业和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只要符合相关销售资质，日常的交易行为并不少见。


民警同样表示，关于吸食笑气的处罚一直都是一线执法时的一大难点，“因为它不能被算作毒品，因此关于吸食笑气的处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浙江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浙江省戒毒治疗中心和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曾联合实验，实验显示吸入一罐“笑气”之后实验员就产生了上头的感觉，就像喝醉了酒，脑血管在膨胀，心跳脉搏变得很明显，监测数据上的变化也很明显，脑电波的数值从92下降到88，说明实验员的思维变迟缓了。最明显的变化是血氧饱和度，从最开始的95，快速下降到79。


“‘笑气’现在虽然还没有归为毒品范畴，但是过量吸食对人体的危害堪比毒品。”2022年6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国内成瘾医学专家赵敏接受采访时表示，“笑气”被分装在小钢瓶中，少量吸食会有轻微麻醉作用，产生幻觉，大量吸食会产生神经系统损伤，出现头痛、感觉麻木、肌无力甚至瘫痪等外周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黄小波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桩延宕多年的借贷纠纷：2014年12月，经深圳某银行时任营业部主任的陈某科介绍，在深圳经商的男子黄小波向他人借款90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


案件资料显示，9000万元借款陆续到账后，其中5500余万元被作为介绍人的陈某科转走。也就是说，实际被黄小波使用的借款金额为3400余万元。


这笔借款到期后，黄小波被债主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黄小波偿还9000万元借款及利息。黄小波则认为，自己仅需偿还实际使用的3400余万元借款及相关利息，剩余部分应由陈某科负责。


针对该案，深圳中院、广东高院先后作出判决，判令黄小波偿还9000万本金并支付利息。法院表示，5500余万元借款被陈某科转走，“属于另一层法律关系，借款合同本身有效。”


在持续多年的诉讼过程中，黄小波意外发现，陈某科在2020年10月30日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相关刑事判决文书显示，陈某科“非法经营罪”的犯罪事实中，就包括从黄小波处转走5500余万元这一情形。


“是我借来用的钱我肯定要还，不是我借来用的，为什么也要我偿还？”2023年2月，黄小波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他将以陈某科“非法经营罪”刑事判决文书作为新证据提交司法部门，就其所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再审。


9000万元借款引发的纠纷


被介绍人转走5500余万元


法院判决借款人须悉数偿还


今年59岁的黄小波在深圳经商多年。2014年12月，因资金需求，他在时任深圳某银行营业部主任的陈某科介绍下，向李某借款90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案件资料显示，合同订立后，对方分三笔向黄小波指定的银行账户转款共计9000万元，分别是2014年12月10日转账1500万元、2014年12月17日转账3000万元、2014年12月26日转账4500万元。


同时，案件资料还显示，自2014年12月17日开始，黄小波接收借款的该银行账户中，先后被他人转走了5500余万元，并最终流向个人账户。


相关证据材料显示，将5500余万元转走的，就是该笔借款的介绍人陈某科；陈某科之所以能够将5500余万元转走，是因为其掌握了黄小波银行账户的密码及U盾。至于黄小波为何将银行账户密码和U盾交给陈某科，双方各执一词。


黄小波称，在收到第一笔1500万元的借款后，陈某科以其中900万元借款系自己出资为由，要求黄小波将银行账户密码、U盾交出。为尽快取得剩余借款，黄小波听从了对方的要求。


而陈某科本人则说，此前黄小波就欠其约5500万元左右，黄小波向李某借款9000万元时，同意在借款到账后先对其进行偿还。因此，黄小波自愿将银行账户密码和U盾交给陈某科操作。


9000万元借款到期后，黄小波被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黄小波偿还9000万元借款及利息。黄小波认可其账户收到了9000万元借款，但他提出，其中的5500余万元是被陈某科私自转走，自己并未使用，该部分借款应由陈某科进行偿还。


就此，深圳中院及广东高院先后作出判决，判令黄小波偿还9000万本金并支付利息。


深圳中院认为，黄小波指定的银行账户实际收到了9000万元借款，双方签订了书面借款合同，合约有效。针对黄小波提出的“5500余万元是被陈某科私自转走”说法，深圳中院表示，即便黄小波的收款账户受到案外人控制并将款项转出，亦属于黄小波对自身账户及账户上款项的处分；在李某将9000万元借款支付到黄小波指定账户后，款项的用途及流向已经处于借款人黄小波的控制范围。


黄小波随后上诉，被广东高院驳回。广东高院表示，黄小波收取款项后，是否有将款项转入或交给他人，属于发生在黄小波与实际用款人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如有纠纷，当事人可另寻法律途径主张权利。





↑广东高院二审判决书


与借款相关联的案中案


转账者因非法经营罪获刑


犯罪事实包括转走5500余万元


黄小波称，在试图寻找陈某科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时，他意外发现，早在2019年8月，陈某科就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陈某科“非法经营罪”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2019年6月，民警接到举报，称陈某科涉嫌“地下钱庄”的犯罪线索，于同年7月17日立案侦查，调取涉案公司、个人银行账户发现，涉案账户中大量资金流水具有非法支付结算的特征，经分析陈某科等人有犯罪嫌疑。


相关刑事判决文书同时显示，陈某科“非法经营罪”的犯罪事实中，就包括从黄小波处转走5500余万元这一情形。


在该份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机关指控，借款人黄小波为归还被告人陈某科借款，需要操作资金将5500余万元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黄小波将其实际控制的裕祺公司等银行账户的密码和U盾交给陈某科操作。随后，陈某科安排其他人，先后多次将黄小波银行账户共计5578万余元转出，并最终流向个人账户。





↑图据（2020）粤0306刑初521号刑事判决书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陈某科称，黄小波曾通过自己介绍，向李某借9000万，“李某要求我出900万元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但自己并未出资900万，900万实际是李某出借给黄小波的第一笔钱到位后，再回到李某那里。”他说，这是与黄小波商量后同意操作的。


陈某科还称，李某实际出资8100万元，黄小波实际掌握2000万元左右，剩余的出借款用于归还黄小波先前的借款与利息，“黄小波之前的借款是我调集回来出借给黄小波的，也就是说是我向出借人借款并支付利息，黄小波再向我支付利息与本金，中间的利息差归我，黄小波实际是与我发生借贷关系。”


陈某科称，其中2000万元左右是黄小波直接与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自己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黄小波向李某借款9000万是他同意用于偿还我的债务，他通过他实际控制的深圳裕祺时装公司银行帐户交付，这笔资金由我本人操作。”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科在侦查阶段的多份笔录中，均详细供述了其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非法从事资金结算支付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


2020年10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决陈某科等人犯非法经营罪，其中，陈某科获刑5年2个月，处罚金4万元。


将申请再审


借款人疑惑刑案为何未通知其出庭


将把刑事判决文书作为再审新证据


在看到陈某科“非法经营罪”刑事判决后，黄小波感到疑惑：“公诉机关既然认定我欠陈某科的钱，并授意他进行‘公转私’行为，为何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通知我出庭，起诉材料中也没有出现我的任何证言？”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相关案件资料亦显示，在认定“黄小波为归还陈某科借款，将银行账户密码及U盾交给陈某科操作”法律事实时，相应的证据目录中，并未出现相关的借款合同或借条，黄小波本人亦未作为证人或其他案外人被询问。


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黄小波反复强调，他将银行账户密码和U盾交给陈某科，只是为了尽快获得全部的借款，并未授权陈某科对其账户进行任何操作。


黄小波还说，他确实与陈某科某亲戚有过一笔两千多万的债务往来，但这笔借款与陈某科本人没有法律关系。他认为，在他与陈某科双方没有任何借据合同的情况下，不能仅凭陈某科本人的供述，便认定两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就黄小波提出的上述疑问，负责审理陈某科非法经营罪的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名负责人表示，“黄小波与陈某科存在借贷关系”的说法，确系被告人陈某科的单方面陈述，但法院在审理该刑案时，主要是查实陈某科将5500余万元进行“公转私”的事实。


该负责人还表示，在陈某科“非法经营罪”的刑事判决文书中，法院并未对黄小波与陈某科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进行认定，黄小波与陈某科双方是否存在经济纠纷，与陈某科“非法经营罪”一案并无太大关系。


“如果黄小波认为陈某科是以欺骗等方式从他手里获取了银行账户密码及U盾，并擅自进行转款，那么陈某科有可能构成诈骗或者侵占犯罪；如果是黄小波本人自愿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该负责人称，具体的定性，需要依据相应的证据来确定。


2023年2月，黄小波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他将以陈某科“非法经营罪”刑事判决文书作为新证据，提交司法部门，就其所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再审。

“我现在是与病魔赛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在自己生命终结之前，能不能把这些钱要回来，然后把家里欠的债给还清”……


2023年2月，62岁的民营企业家朱汉民的语气中透着悲凉。


十一年前的2011年12月，朱汉民承接了江西九江柴桑区港口街镇政府的“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工程。2013年7月，工程竣工，交付港口街镇政府使用。


此后，他就经历了漫长的催讨工程款之路，直到将港口街镇政府告上法庭。


2020年，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九江中院）一审宣判，朱汉民胜诉。港口街镇政府败诉后不服，提起上诉。


2021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江西高院）二审，港口街镇政府依然败诉，被判应向朱汉民支付工程款2122余万元，并给付同期相应利息。


港口街镇政府继续不服判决，向江西高院提起再审申请，2022年，又被江西高院驳回。


2022年5月20日，港口街镇政府与朱汉民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承诺对于法院“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不持异议”，并承诺在2022年12月31日及之前，向朱汉民支付工程款本金不少于600万元。


但时至2023年2月6日，也即承诺期过去了一月有余，港口街政府并未给予朱汉民分文的款项。


而在向港口街政府讨债的这近十年间，朱汉民的家庭发生了一系列的剧变：


2017年，他的独子罹患癌症，2019年病逝，殁年仅31岁。


2019年，朱汉民自己也确诊结直肠癌晚期，随后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化疗、放疗及免疫疗法等治疗。2022年，癌症复发，不得不再次进行手术，身体每况愈下……


朱汉民与港口街政府的债务问题由何而来？为什么港口街政府又长时间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


2011年年底朱汉民承建安置小区一标段工程


生于1961年2月的朱汉民，本为江西九江柴桑人，后定居于浙江金华。柴桑原名九江县，在2017年改县为区，并更名柴桑。


朱汉民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他原来在湖北等地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2011年左右回到柴桑，想在家乡拓展业务。


此时，港口街正准备兴建当地的拆迁安置房小区。


2011年12月，港口街镇政府就“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建设工程对外招标。该安置小区分为两个标段，其中一标段为1至13号楼，二标段为14至23号楼。


两家江西本地建筑企业——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航达公司）、江西省临川安石建筑有限公司（下称：安石公司），分别中标了一标段和二标段工程。


同年12月28日，港口街政府与航达集团就此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3211余万元。


随后，航达集团与朱汉民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协议书》，约定将其中标的“朝阳家园安置小区（一标段）”项目交由朱汉民施工，并且“工程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法律费用均由朱汉民承担”。


嗣后，朱汉民以航达集团项目部的名义进行施工。


2012年4月10日，港口街政府就“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工程款的支付和资金保障问题，与航大集团项目部以及安石公司项目部，共同签订了一份《港口街镇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建设施工合同补充合同》，约定港口街镇政府将以该镇部分商用土地，和朝阳家园安置小区的门面、储藏间质押给这两个项目部以抵付工程款。


交付后近十年政府尚欠款本金约两千万


事后法院的判决显示：原本合同约定的施工周期为1年，但后来一标段工程又进行了设计变更，施工量也随之增加。


至2013年7月，朱汉民实际承建的一标段工程，即1至13号楼竣工，交付港口街镇政府使用。





（江西九江柴桑区港口街镇的朝阳家园安置小区一标段项目，在2013年7月即交付使用，但至2023年2月，尚有2000多万元工程款本金未支付给施工方。朱汉民供图）


柴桑区审计局及港口街政府的两份文件《柴审投报【2017】15号》及《港信办复（2019）16号》，也确认了上述事实。


但是，交付之后，朱汉民未能从港口街镇政府得到足额的工程款。


其中原因之一，后来九江中院和江西高院的判决显示，是因为港口街镇政府未能按照约定期限完成其原定抵付工程款的商住土地的拆迁征收工作。


朱汉民开始向港口街政府讨债。


从2013年至2018年，朱汉民自认港口街政府向航达公司项目部支付了1527.40万元工程款，加上从朝阳家园安置小区的门面销售中，获得了抵扣款约450.75万元。


而港口街镇政府则认为自己支付了一标段工程款1747.40万元，至于门面，是航达公司项目部和安石公司项目部共同销售的，前者从中分得多少款项，无法区分。


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九江市柴桑区审计局对“朝阳家园安置小区”工程结算情况进行审计，核定其中的一标段工程，即朱汉民承建的1至13号楼，造价约为4150.28万元。


以此计算，港口街政府有约2000万元本金的工程款，未支付给朱汉民。


一审、二审、再审港口街政府皆败诉


时至2019年年底2020年初，朱汉民决定向法院起诉港口街镇政府。


2020年2月，九江中院就此立案。


同年12月，九江中院一审宣判，朱汉民胜诉，判决港口街政府应支付给他工程款约2172.14万元，并以此金额为基数，支付自2013年8月1日以来的相应利息。


港口街镇政府不服，向江西高院提起上诉。


2021年8月30日，江西高院二审终审判决，港口街镇政府依然败诉，不过被判向朱汉民支付的工程款本金改为了约2122.14万元，即减少了50万元，同时，港口街镇政府以2122.14万元金额为基数，支付自2013年8月1日以来的相应利息。


江西高院的这个判决还规定，港口街政府应在10日内，向朱汉民支付上述款项。


但是，港口街政府并没有履行这一判决确定的义务。


朱汉民就此向九江中院申请执行。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环节由一审法院负责。


2021年11月1日，九江中院“经审查，（朱汉民的）该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执行”。


6个多月后，即2022年5月20日，港口街政府与朱汉民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定“对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不持异议”。


同时，港口街政府如果卖地成功，即“取得土地出让金，应支付甲方（朱汉民）工程款本金1000万元”，如果“未取得土地出让金，则应于2022年12月31日向甲方支付工程款本金600万元；剩余款项乙方于2023年和2024年支付，每年付一半，年底前支付。”


现任柴桑区港口街镇镇长陆洪锋在这一《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字确认。


然而在此前后，港口街政府仍然“不放弃”，又向江西高院申请再审。


2022年6月13日，江西高院裁定，驳回了港口街政府的再审申请。


讨债近十年未果朱汉民连遭家庭剧变


在朱汉民向港口街政府讨债的这将近十年间，他的家庭发生了一系列的剧变：


2017年，他的独子罹患癌症，2019年病逝，殁年仅31岁。


2019年，朱汉民自己也确诊结直肠癌晚期，随后他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化疗、放疗及免疫疗法等治疗。


2022年，他的癌症复发，发生转移。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在2022年9月14日出具的出院记录载明：


朱汉民在2022年5月26日于该肿瘤防治中心住院，入院时诊断为“降结肠癌术后腹腔转移”。同年6月1日，朱汉民进行了“右半结肠切除+左半结肠切除+脾切除+左肾脏修补+左输尿管损伤修补+左输尿管支架植入术”这一系列的手术。


2022年9月14日，即住院110天后，朱汉民才得以出院。


而到2022年12月31日24时，承诺期满，港口街政府应向朱汉民支付至少600万元的工程款本金。


但是，港口街政府失信了。


实际上到2023年2月6日，即承诺期过去了一月有余，这不少于600万元的工程款本金，港口街政府也依然分文未给。


为什么港口街政府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为何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信？


经济观察网记者就此向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政府求询。


2023年2月6日，该镇镇长陆洪锋表示，其已在此前几日与朱汉民会面，提出了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朱汉民本人对此表示比较满意。


至于具体是何种思路或者方案，为何此前港口街政府长时间不去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此，陆洪锋未做回应。


朱汉民则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此前的会面中，港口街镇政府提出，目前该镇政府账上资金极为有限，将向柴桑区等上级部门求助，以尽快还款。


“我现在是与病魔赛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在自己生命终结之前，能不能把这些钱要回来，然后把家里欠的债给还清。这些年，因为做的这个工程被欠款，因为给儿子和我自己治病，我早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这位62岁的民营企业家，语气中透着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