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者李放）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在29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前高考准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北京市教育系统会同卫健、疾控等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和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措施，尽一切可能确保高考“如期举行、应考尽考、安全考试”。

据了解，2022年北京市高考报名考生共5.4万人，考试将于6月7日至10日进行，其中6月7日至8日为全国统一高考时间，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3门；6月9日至10日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时间，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

李奕介绍，在考点考场方面，北京市按照常规考点、封管控考点、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置的考场几类情况进行安排：

一是共设99个常规考点，分别在18个考区，主要安排能够正常参加考试的考生，同时在每个常规考点，按一定比例设置了备用考场，用于安排考试当天入场时健康检测异常或考试过程中身体状况异常的考生、返京不足14天的考生考试，此外还为常规考点设置了备用考点，如果常规考点或周边发生聚集性疫情，那么将原考点进行整体平移至备用考点。

二是选择符合条件的宾馆酒店或具备食宿条件的学校设置封管控考点，用于安排届时处于封控区、管控区的考生，为考生提供“吃住行考”一体化的考试保障。在考场安排上，封控区考生实行一人一考场，管控区考生可多人一考场，考位间距不小于2米，来自不同管控区的考生安排在不同考场。

三是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置考场，主要用于安排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处于集中医学观察期的考生。在地坛医院、小汤山医院设置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考场；在每个处于集中医学观察期考生所在集中医学观察地点设置考场，考场监考员按医学要求防护，单人单场考试，考后试卷、答题卡消毒后密封送交。

李奕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因疫情形势变化，会出现部分考生在考试前因疫情原因产生考点、考场变化等情况，学校老师或者报名单位将会点对点通知考生，请大家务必保持个人和紧急联系人通信畅通，确保能够及时接收到相关通知。此外，广大考生和家长如遇到各种问题和情况，请大家第一时间和班主任老师、学校联系，社会考生向报名单位咨询。

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考试部门联合网信、公安等多个部门和多家互联网企业，深入开展“2022高考护航行动”。该行动重点围绕考试招生领域广大考生关心关切，汇聚各方力量，多方配合，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政策宣传、咨询服务等各项工作，积极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的政策咨询和细致的考试服务，全力保障实现“平安高考”“健康高考”“温馨高考”。

2022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考试机构将会同当地网信、公安等集中开展“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识”“清理互联网涉考公众账号”“打击手机作弊”“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多个专项行动，营造良好考试环境，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记者晋浩天）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方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了奋进的10年、跨越的10年、开拓的10年，改革发展与变化成绩斐然，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0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过去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转变为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从过去的增量改革转变为存量改革；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正转变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中国高等教育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了更强的贡献力。

规模扩大质量提升

“高等教育的规模大起来了。”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达到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实现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发展阶段，有更多的人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而在受高等教育人口上，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民族素质得到稳步提高。高等教育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和创新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也在提高。10年间，教育部以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为牵引，共认定8031个国家级、8632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遴选认定首批3559门国家级一流课程。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增强，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高校为高铁、核电、生物育种、疫苗研发等重点领域提供了关键技术，参与研制了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神舟系列等国家利器。

“通过‘211’‘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计划，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吴岩说，“我们先后举办中国慕课大会、世界慕课大会，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理念、技术、标准、方法、评价等在内的慕课发展的中国范式。”

10年间，中国持续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全国高校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3万余门、在线开放课程1.1万余门，聘请17.4万名行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专兼职教师，超过1000所高校的139万名大学生参加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而已成功举办了7届的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更是累计吸引了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3万个团队、2533万名大学生参赛，大赛累计直接创造就业岗位75万个，间接提供就业岗位516万个。

夯实基础创新融合

在人才培养上，高等教育更加强调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着力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吴岩概括为提升国家“元实力”“硬实力”和“锐实力”。

“基础学科是科学的源头。教育部从2009年起实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我们将它称作‘1.0版’；2018年，我们再次启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2.0版’，在77所高水平大学布局建设了288个基础理科、基础医科、基础文科的创新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吴岩表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批非常突出的科技新星已崭露头角，“《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在今年审议通过，从规模、结构、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进行了全方位的谋划和部署，意在培养未来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医学科学家，这都将提升我国的‘元实力’。”

同时，加快卓越工程师培养，是提升国家“硬实力”。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过去，卓越工程师的缺乏制约着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增设碳储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等工科本科专业71种，在集成电路、储能等领域布局建设11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10年间，教育部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作为新工科建设的核心议题，实施了一系列举措。

吴岩介绍，教育部还会同工信部、工程院等部门，布局建设了一批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一流网络安全学院等专业特色学院，支持1100多所高校与近800家企业实施了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目前我国工程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整体实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培养一批具有交叉思维、复合能力的创新人才，则是提升国家的“锐实力”。“我们近期在12所高水平大学布局建设了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瞄准未来10—15年的前沿性、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发展，打破传统学科专业壁垒，推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探索未来技术领军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把它和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交织在一起共同推进，推进理工结合、工工交叉、工文渗透、医工融合、工农协同，培养一批能够引领和示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拔尖创新人才。”吴岩说。

均衡发展合力共建

在清华大学教授谢维和看来，立足人才培养，中国高等教育正在从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这有三个标志：一是创新型理念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创新人才的培养正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广大教师、管理者，甚至包括学生的一种自觉的具体行动。二是近年来开展的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和新医科，包括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等，也正在成为教育优先发展的新平台、创新人才培养和成长的新平台。三是中国高等教育正在成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

过去10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适应度明显增强，这让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校科研与人才发展部部长曾伟胜感触很深。“大批计算机、电子信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储能等学科专业方向的人才进入了产业，他们积极拥抱产业、行业的变化，表现出对新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渴望和追求。”曾伟胜说。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发展深入推进。围绕“四点一线一面”战略布局，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教育部会同相关部委，启动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夯实办学基础，“十三五”期间，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07亿元，实施“一省一校”和“一校一案”项目。深化对口支援工作，119所部属和东部高水平大学参加支援103所中西部高校，实现西部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

高校共建工作成效显著。教育部与相关部委、大型企业、地方政府新增共建高校151所。数据显示，依托共建机制，首批“双一流”共建各地政府投入建设资金总计超过660亿元，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在“十三五”期间获得经费总计超过1000亿元，有效提升了共建高校整体办学水平、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能力。

自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9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正处在建立知识结构、发展兴趣爱好关键时期的少年儿童而言，涵育浓厚的阅读热情、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至关重要。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较2020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



随着少年儿童阅读备受重视，童书市场逐渐繁荣。少年儿童中，占比最多的是中小学生。他们的购书行为呈现怎样的特征？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习阶段的中小学生在图书购买和阅读上各有何偏好？怎样为其阅读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推动？

本研究抽取《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中的CNONIX标准数据交换数据，重点跟踪部分省市线上平台和实体书城的中小学生购书数据，深入分析得出结论，为提高中小学生阅读品质提供参考。

依据图书内容特征，本研究将图书划分为教辅书和一般书两大类，其中一般书包括主题出版、文学、科普、漫画、社科、生活等6个类别。

1.中小学生2021年购书情况总体画像

数据显示，2021年，调研省市的中小学生全年购买图书25513本，其中9月和12月是全年购书的两个高峰期，图书购买数量分别占全年的10.98%和6.02%。9月正值新学期开学，中小学生往往会根据学习所需大量选购图书。而12月寒假即将开始，很多孩子也会购买图书丰富假期生活。

在购书类别方面，2021年教辅类图书占据了中小学生所购图书的“半壁江山”，占比达55.59%。一般图书中，文学类书籍表现亮眼，占比达22.36%；理论、党史等主题出版类图书位列第三，占比17.56%。其他类别占比较低，漫画类为2.19%、科普类为0.96%、社科类为0.85%、生活类为0.49%。

从中小学生购买的教辅书看，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学生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新华字典》(第12版·双色本)等。二是同步学习类，如教材全解、随堂练习等。三是非同步学习类，如专项训练、复习试卷、文教读物等。从教辅书所涉科目看，数学、英语、语文上榜最多。此外，因为各地拥有中考、高考自主命题权，故而教辅图书地方化、特色化特征明显。

从一般图书购买量榜单可以看出，文学类图书上榜书目占比最大，主要由国内外经典名著、中小学生课外推荐读物和畅销书构成。如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外国文学名著《百年孤独》；现当代文学名著《红岩》《创业史》《骆驼祥子》《平凡的世界》；畅销书方面，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恶意》、刘慈欣的《三体》等吸引了大批青少年。

202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研制并发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古文观止》《红星照耀中国》《朝花夕拾》《傅雷家书》等入选目录。“快乐读书吧”是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一大特色栏目，旨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感受阅读的快乐，习得基本的阅读方法。时代文艺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等都推出了“快乐读书吧”系列丛书，广受欢迎。

科普类、社科类、漫画类、生活类四类图书是中小学生图书市场的“后起之秀”。《2021年农家历(农历辛丑年)》和《预防近视爱眼护眼挂图》分居一般类图书消费Top60榜单的第13和第27位，反映出学生掌握农家历的热情以及爱眼护眼健康意识。社科类上榜书目有《思考，快与慢》《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漫画类上榜书籍中，《半小时漫画世界史2》由陈磊携团队创作，将世界历史以漫画形式呈现出来，能够帮助中小学生快速了解历史知识点。

2.性别维度下学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男生女生购书类别有差异，男生购买教辅占比大。

数据显示，男生购书数量大，女生购书人次多。近一年来，男生与女生购买量最高的均为教辅类书籍，但占比不同，男生占比65.03%，明显高于女生的45.57%。

男生购书类别占比排序为：教辅类(65.03%)、主题出版类(17.19%)、文学类(13.35%)、社科类(1.62%)、漫画类(1.50%)、生活类(0.85%)、科普类(0.46%)。

女生购书类别占比排序为：教辅类(45.57%)、文学类(27.93%)、主题出版类(16.65%)、社科类(3.84%)、漫画类(2.57%)、生活类(2.18%)、科普类(1.26%)。

男生偏爱主题出版类，女生偏爱文学类。

一般书购买数据显示，男生购买占比最高的为主题出版类书籍，占比49.15%。在文学类图书购买中，女生购买量占比51.32%，远超一般书其他类别。男生购买量最多的是《三体》，其后依次是《稻草人》《红岩》等。女生购买量最大的是《古文观止》，其后依次是《莫砺锋教你读古诗》《红星照耀中国》《意林感动卷》等。男女生购书文学类Top20榜单数据显示，男女生均爱买小说。男生购书榜有13本小说，女生榜有9本小说。其中，男生喜欢情节性强、科幻类的文学作品，女生则偏好抒情性、推理类的文学作品。

3.学段维度下学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一)小学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小学生购买类别占比排名前三的是教辅类(44.76%)、文学类(26.95%)、主题出版类(21.85%)。

一般书中，小学生文学类图书购买占比为26.95%，所购图书题材涉及历史、科幻、悬疑等，有中外经典名著，也有传统国学文化读物以及畅销书。小学生购买量最高的漫画书是半小时漫画系列。该系列总发行量超过2000万册，证明以漫画形式普及历史文化具有较大吸引力。

教辅方面，存在超学段购书现象。比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内容超小学生学段。社科类图书对小学生而言较为难懂，因此占比较小。此外，还出现了诸如《图解人工智能》等涉及前沿信息技术领域的科技类读物。

(二)初中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初中生购书类别排名前三的是教辅类(71.02%)、文学类(17.49%)、主题出版类(9.11%)。

教辅书中，初中生购买量较大的主要是习题集和基础知识类图书。一般书中，初中生购买占比最多的是文学类图书。文学类图书最受欢迎的3本是：《古文观止》《三体》《红星照耀中国》。文学类上榜图书题材内容丰富，涉及传统文学经典、外国名著、现当代散文、玄幻推理小说等。

漫画类也是初中生较为喜爱的图书类别。漫画类购买量最大的3本是：《父与子全集3·我是大富翁》《父与子全集1·快乐的生活》《机灵宠物车脑力挑战大迷宫：开心乐园》。虽然购买者和阅读者多为初中生，但其中部分漫画类图书的读者定位是“少儿类”，如《爱德少儿：青少版经典名著书库·名人传》《儿童百问百答37惊人科学事件》等。

(三)高中生购书行为特征分析

高中生购买类别排名前三是教辅类(44.85%)、文学类(42.46%)、漫画类(3.86%)。

教辅书中，购买量前5名都是工具类图书，购买量最大的是《高一开学必备工具书套装》。从购买量前Top中的教辅书类型来看，占比较高的是教材解读类教辅书和工具书。

一般书中，高中生最青睐的是文学类图书。在一般书购买量Top50中，上榜文学类占比达78%，包括古今中外经典名著，现代畅销书等。文学类图书购买量排名前5位为：《恶意》《四大名著大字本：西游记(上中下)》《朝花夕拾》《了不起的盖茨比》《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漫画类和社科类图书分别拥有一定比例的读者，二者消费情况接近。高中生购买其他类别图书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可见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选择更为多样。

4.中小学生购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中小学生购书行为的因素有：

学习需求。出于课业学习的需要，无论从性别维度还是从学段维度来看，中小学生教辅书的购买数量占比是最大的。2021年，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大幅减轻，空余时间相对充裕，出于提高学习质量、培养自学能力等考虑，优质教辅书的需求量仍然可观。

认知特征。少年儿童的生理心理具有鲜明特征，认知能力、理解能力等尚在发展之中，这是决定购书取向的重要因素。例如，阅读文字内容需要读者有一定的认识水平和逻辑思维，对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学生来说，形象生动的漫画更有吸引力，能够激发阅读欲望，引导他们进入丰富多彩的故事空间。漫画还能开发孩子的想象力，锻炼其形象思维。

经典魅力。文学类图书始终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从统计数据看，中小学生的文学书籍消费主要集中在中外经典文学名著，如四大名著、《海底两万里》等，以及近年来的热点畅销书，如《三体》《百年孤独》《白夜行》等。社交媒体时代，读者能够通过更多样的渠道链接到图书资源，但经典永不过时，它们启发着一代代青少年，具有长盛的生命力。

政策导向。近年来，主题出版类图书受到广泛欢迎，也带动了中小学生相关消费。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级党政机关和学校纷纷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丰富多彩的红色活动相继开展，社会各界学习党史、庆祝建党百年的氛围浓厚热烈，对青少年的信念志向、人格追求等形成了积极导向，也直接促进了青少年购买党史读物等主题出版类书籍的热情。

兴趣偏好。中小学生购书榜单中不乏一些小众图书，如《古琴的常识和演奏》《花鸟工笔写真》等，涉及音乐、美术等各个方面，可见中小学生的阅读口味是多元、多变、细分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中小学生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购书渠道，也搭建了交流分享的平台，使得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得到最大程度满足。

5.多方合力创设环境，提升分级阅读能力

良好的阅读需求与身心健康成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今天，要正确指导中小学生购书及阅读行为，提高其甄别能力，使其在“开卷有益”的滋养下健康成长。

家长：引导孩子与好书交友，鼓励其拓展知识储备。家长是孩子购书的“把关人”，应针对孩子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为他们的购书行为提供指导。在为孩子挑选图书时，要考虑到图书的内容质量和思想倾向，同时也要结合其阅读水平、兴趣爱好等，为其筛选出适合的书籍。调查发现，当下不少小学生已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或智能技术方面的书籍，如《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即使是面向青少年的通俗科普版本，也涉及很多专业领域知识，具有一定的阅读难度。从拓展知识储备的角度出发，家长可以鼓励孩子购买、阅读此类书籍，并陪伴孩子阅读，帮助孩子理解图书内容。

教育主管部门：完善分级阅读体系，净化网络阅读环境。可考虑成立专项工作委员会，针对我国青少年分级阅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制定详细标准和相应解决措施。分级阅读需要建立综合化指标，除了审美性、知识性、科普性三个重要考量外，还要结合中小学生兴趣爱好、社会变迁引发的知识需求演变而不断迭代升级，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分级阅读标准、评价体系、测评体系。同时，加大对青少年分级阅读的引导和督促，联合多主体力量引导青少年分级阅读，制定相应标准，以保障分级阅读的长期有效性。此外，要注意数字化阅读时代的新变化，在制定策略时紧跟最新趋势、着眼紧要症结。例如，当下数字化阅读极大开阔青少年眼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内容的不可控性和无序性。教育主管部门应着力完善过滤不良信息的功能，净化网络阅读环境；同时，积极完善线上图书销售和推荐系统分层，对相关平台进行监督追责，以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

学校：分级阅读融入课堂，切实做到因材施教。学校在把握好课本教学的同时，应开发设计针对性的阅读课程，研制与大纲课文相关的、不同层次水平的阅读材料，对不同阅读层次的学生进行引导。可与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领域专家展开合作，将分级图书的阅读教学融入课堂，指导学生的购书行为，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达到更精细化的、因材施教式的教育效果。学校还可设置不同年级的阅读室或图书角，并根据年级开展图书朗诵、篇目表演、趣味知识竞赛之类的丰富活动，吸引更多青少年自主参与，从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出版机构：关注中小学生阅读需求，打造丰富的分级阅读文本。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阅读需求，精准策划选题、推出分级阅读文本。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韩国“微笑花生”直营幼儿园开发了“人教·我爱阅读儿童分级阅读书系”，旨在帮助3-6岁儿童在亲子阅读中轻松识字，顺利过渡到小学阶段的自主阅读；中信童书推出分龄重点新书产品，还面向读者推出“家庭分龄阅读图书馆”，通过“图书+售后阅读指导+社群服务”的模式，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及其家长的个性化需求，提供阅读指导和切实帮助。

总之，只有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庭、出版社、图书馆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图书分级发展，才能让图书教育系统化、科学化，切实为孩子们搭建起成长的阶梯。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业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为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秦艳华、郑伟、付震宇、王希贤、董慧、张诗悦、杨禧羡、曹仁杰、李钢等)

5月1日起，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法”）正式实施。这是职业教育法时隔26年的首次修订，新法篇幅由原来的3000多字增加到1万多字，内容大为拓展丰富，体系结构更加完备，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和制度创新，系统构建了新时代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对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两种教育同等重要

职业教育法此次修订的最大亮点之一，是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并通过推进普职融通等顶层设计，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的转变。

“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教育类型来定位，是构建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基础。”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介绍，新法规定了国家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规定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禁止设置歧视政策。

事实上，在原先的职业教育法中，职业教育的目的被表述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新法中的表述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力资源支撑。

新法着力建立健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体来说，纵向贯通形成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通道，规定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支持在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等。横向融通则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立交桥”，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学分、资历以及其他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机制，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互认；规定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和其他学校等都可以开展职业培训。

拓宽学生学业通道

新法取消了“普职分流”的表述，改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这处修改曾一度引发公众热议，被认为或许意味着将“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

“这其实是一种误读”，面对公众关切，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新的表述是对我国基于“双轨”教育的基础上义务教育后普职分类发展，做出与时俱进的更科学、更规范表述，“它体现了各级各类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理念，也为我国高质量教育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义务教育后实行“普职协调发展”，不是取消中等职业教育，而是要转变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思路，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办学的基础性转向，重点放在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自身质量，拓宽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

“有4个关键词需要把握。‘义务教育后’是指初中教育以后要实行普职分类教育；‘不同阶段’是指高中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都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因地制宜’指不能‘一刀切’，要允许各地普职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差异，可以根据区域社会发展的程度、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情况合理规划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的招生规模；‘协调发展’是指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两种类型的教育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只有办学模式的融合、育人方式的差异。”陈子季说。

同时，新法在提高职业教育认可度和吸引力，增强社会契合度和适应性方面也作出了规定。

新法规定，中等职业学校有关专业实行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贯通的招生和培养；高等职业学校和实施职业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在招生计划中确定相应比例或者采取单独考试办法，专门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这意味着中职学生和本科之间有了通道。

“除了设立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新法还为两方面的探索预留了空间”，陈子季说，“一是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二是在专科层次的职业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这些都充分表明，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上本科，从法律层面畅通了职业学校学生的发展通道。”

破解产教融合难点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产教融而不合、校企合作不深不实一直是职业教育的痛点、堵点。

新法中，以“产教融合”一词取代原先职业教育法中的“产教结合”，用9处“鼓励”、23处“应当”和4处“必须”，进一步明确诸多举措。

其中包括：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企业可以设置专职或者兼职实施职业教育的岗位；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除此之外，新法还包含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做出奖励、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真正从法律层面让企业参与不难、参与有利”。陈子季说。

在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张启鸿看来，新法的实施必将为学校更深层次推进产教融合创造广阔空间和机会。“这既为解决校企合作校‘热’企‘冷’、产教融合‘合’而不‘深’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在遵循市场机制和规律的前提下，找到适合校企双方互利共赢之路指明了方向，增强了底气。”张启鸿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法还明确了重点支持、地方为主的投入机制。举办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事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针对这一现状，新法增加规定：国家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支持高水平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国家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省级人民政府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或者公用经费标准，职业学校举办者应当按照生均经费标准或者公用经费标准按时、足额拨付经费，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届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增量和总量均创历史新高，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稳就业的重中之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等国内外因素叠加，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挑战。从中央到地方，从高校到用人单位，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频频加码，向就业市场释放“红利”。与此同时，青年学子亦升级观念，在灵活就业等新模式、新业态中寻找新天地。

新招实招为就业护航

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截至4月中旬，2022届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有46.7%已获得工作邀约，数据低于2021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创新高，加上疫情等因素，让今年的高校毕业生面临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面对就业“大考”，有关部门加紧研判形势并密集部署，连续出招为大学生就业护航开路。《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强化不断线就业服务，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着力加强青年就业帮扶，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几天前，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生林涵在“就业促进周”网络双选会上与一家科技企业达成了签约意向。“企业提供的待遇和发展空间都不错，这段时间线上的招聘活动挺多，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找到心仪的工作。”林涵说。

5月9日至15日，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就业促进周”，全国各地高校举办超过1.5万场招聘会等，累计提供超80万个岗位；人社部于5月16日会同有关方面启动实施“职等你来就业同行”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其中将举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工信部等举办多场“全国中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为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工作搭建桥梁。

各地同样为高校毕业生就业伸出橄榄枝。广东省要求全省事业单位提供不少于6.8万个事业单位工作岗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山东省启动“十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充足见习机会，搭建企业和青年人才供需匹配“缓冲区”。

专家指出，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在就业面临多重压力的背景下，优化就业服务、促进供需匹配等举措的重要性凸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认为，做好就业市场相关服务工作，能够缩短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匹配时间，提高匹配效率。

在各方努力下，目前全国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与去年同期持平，折算成就业人数超过去年同期。

访企拓岗挖掘就业资源

“今年学校毕业生有1.1万人，除了在能源、机械、计算机等相关单位就业之外，也有机器人、海洋技术等岗位的就业需求，希望企业来校多多招聘！”近日，在一场毕业生就业推介会上，山东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罗公利亲自上阵与用人单位沟通，为毕业生就业、企业用人牵线搭桥。

为了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教育部从今年3月起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各地高校领导带头走出校园、走进企业，与用人单位共建促就业渠道，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

不久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举行了一场为期3天的线上推介和招聘会。金融管理学院院长张铁铸与专业老师“组团”，向与会的30家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共有50余人达成了就业意向。

“通过不同视角推介毕业生，能够让用人单位更好地了解学院和学生，也能够让毕业生近距离了解企业文化、意向岗位和职业发展空间，找到心仪且合适的工作单位和岗位。”张铁铸说。

规模最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大考”，是对相关部门、各地政府和各所高校综合实力的考验，也是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就业观念的洗礼。专家表示，当前高校毕业生已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体，高校学生应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树立科学、理性的就业观，紧扣国家与时代发展脉搏，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到小微企业和基层岗位中锻炼成长，是高校毕业生的选项之一。《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指出，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挖掘基层就业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工作、司法辅助等就业机会。

教育部此前发布相关政策明确，高校毕业生参与中央基层就业项目，服务期满后3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初试总分可加10分。自主创业可享受税收优惠、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等有关政策。

曾湘泉认为，我国中小微企业为数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锻炼机会多、成长快。同时，基层作为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方向，岗位多、需求大，充分挖掘基层就业潜力对缓解就业市场压力有重要的作用。

制度保障支持灵活就业

正值忙碌的就业季，广东某高校应届毕业生孙卓没有投简历，而是在忙碌地剪视频、做配音。

“我平时喜欢看电影，有一次在视频网站上分享了一段电影解析，没想到点击量还挺高，于是就坚持了下来。现在短视频行业正值风口，我希望毕业后在这个领域试试，看看能不能干出一番成绩来。”如今，孙卓已经是一名拥有十万多粉丝的视频博主，也因此有了一些收入。

在千万名高校毕业生中，像孙卓这样选择灵活就业的年轻人还有不少。新业态的发展催生了新的职业和就业岗位。目前，全国已有约2亿人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相关工作吸引了不少高校毕业生。

与灵活就业类似的还有慢就业——面对就业压力，一部分高校毕业生在职业选择上更为谨慎，很多人选择考研、考编，为未来的就业创造更多可能性。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报考研究生考试人数达457万，比去年增加80万。

毕业生小殷也是一名视频博主，不过与孙卓不同，她的视频主题是“考研”——每天在视频平台上直播自己学习备考的过程。

“我今年选择报考一所双一流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希望通过直播的方式督促自己坚持到底。”小殷说，“通过直播我认识了一起备考的‘战友’，也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祝福。”

《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生中，50.4%选择单位就业，较去年下降6%。与此同时，自由职业、慢就业比例均较去年提高约3%。

近年来，中国对于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及相关措施逐步完善。《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指出，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曾湘泉认为，灵活就业顺应数字化发展潮流，可以保持工作生活平衡，满足个人兴趣。政府要为灵活就业者提供职业发展指导，建立灵活就业监测平台，更健康、更持续地支持灵活就业。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将此前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和发展为“八级”技能等级，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进一步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新八级工”将对中国技能人才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进行了采访。

从“老八级工”到“新八级工”

“新八级工”是什么？想了解这个概念，要从“老八级工”制度讲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的“八级工”制度，按照国家工资制度改革要求，从一级到八级将技能等级和工资水平相对应，曾在激发工人积极性、确保按劳分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时，“八级工”是顶级工匠代名词，备受尊敬。

改革开放后，企业职工工资更多地通过绩效来体现，与技能等级关联度不再紧密。同时，国家对工人进行大规模技能培训，考虑到当时八级工的区分度并不明显，因此压缩为初、中、高三个等级。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产业水平提升，国家又在三级基础上增加技师和高级技师，变成了现行的技术工人五级标准。

如今，即将实施的“新八级工”制度完善了现行五级技能等级认定，在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五级职业技能等级之下补设“学徒工”，之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并建立与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新老“八级工”有什么不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刘新昌介绍，以前的“八级工”是一种薪资等级制度，技能水平与工资待遇相一致，严格按技术等级标准进行考工定级，但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企业制定的技术等级与工资等级不对应的问题。而此次发布的“新八级工”制度则能更好地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培养使用待遇相结合。

“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学习进修、岗位聘任、职务职级晋升、评优评奖、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都将比照相应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人员，比照正高级职称人员，享受同等待遇。而首席技师薪酬待遇，可参照本单位高级管理人员标准或根据实际确定，但不得低于特级技师薪酬待遇。”刘新昌说。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童天表示，增设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是顺应产业技术变革和技能人才队伍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而及时作出的制度调整；补设学徒工，则是旨在消除劳动者职业通道中的“空档”“断档”，是对现行制度的重要调整和必要补充。“无论是增设‘首席技师’、‘特级技师’，还是补设‘学徒工’，都是进一步提升企业人才选用效率、完善技能劳动者职业发展通道，以及推动职业教育与生产实践‘无缝衔接’的有效手段，能够让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在企业人才开发和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更加充分地发挥导向性功能。”童天说。

实现“技高者多得”

“从国家层面对技能等级的拓展和调整，往往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对记者表示。中国技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但从中国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来看，现有技能人才的总量仍然缺乏。这背后，存在着“重学历、轻技能”观念尚未改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没有全面落地等问题。“此外，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在纵向晋升上存在‘天花板’，职业技能水平与使用待遇不能有效结合，使得技能水平在工资薪酬分配中得不到很好体现。这些都不适应当前高质量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要。”苏海南说。

“《意见》通过创新改革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体现了几个亮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康说。

——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内涵。建立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衔接、与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相适应，并与使用相结合、与待遇相匹配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这表明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不仅是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更是兼顾培训、使用、待遇等在内的技能人才制度。”刘康说。

——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价值激励导向。《意见》明确，引导用人单位建立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工资分配制度，将职业技能等级作为技能人才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突出技能人才实际贡献，通过在工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或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设置单独的技能津贴等方式，合理确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

“新八级工”制度的出台，让技术工人兴奋不已。

“期待能够更新一下我技能证书上的等级！”中国建筑旗下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总监邹彬告诉记者，“新八级工”制度让他所在的砌筑行业技能认定有了新台阶。“如果能获评特级技师甚至是首席技师，对我们砌筑行业技能工人来说将是极大利好。”邹彬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引导广大劳动者更加重视自身技能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增强参与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意愿，对职业院校学生和像他这样的广大技能人才而言，也是更明确的发展通道，激励他们进一步发扬工匠精神。

“技术工人更有奔头了”

“新八级工”制度如何落地？

刘新昌介绍，人社部将指导各地各行业企业稳妥有序地推动政策落实落地，尤其在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的瓶颈中，要严格标准、条件和程序，不搞高级技师普遍晋升。对于特级技师评聘工作也要在工程技术领域先行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范围，首席技师则原则上从特级技师中产生，在特级技师评聘的基础上，先行试点，逐步推开。

畅通技能工人发展新通道，不少地方已提前行动。在河南省，早在去年就已开展技能人才特级技师评价试点，截至目前已评价出特级技师100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技术能手“领头羊”的作用。在江苏省，经试点企业遴选推荐、现场评审、社会公示，首批29位特级技师已于近日正式出炉，这些特级技师全部来自生产、科研和技术攻关一线。

周士皆就是江苏首批特级技师中的一员。他在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港务分公司马腰作业区门机队任电气检验员。“本来以为高级技师是我们工人技能等级的‘天花板’，现在有了更高通道，很多工人特别是像我这种工作了几十年的技术工人更有奔头了。”周世皆难掩激动。

“新八级工”进一步畅通了技术工人成长通道，一线劳动者拍手叫好。横向看，“新八级工”与其他劳动序列如何衔接？

“‘新八级工’制度的高点如何与其他职业人员发展通道高点的合理平衡，的确是需要明确的问题。”苏海南表示，技能类资历序列与技术类、教育类资历序列之间目前还缺乏横向衔接、难以互认，这限制了技能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提升和学历提升，阻碍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高效配置。“另外，在实施落地的过程中，还应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做好后续人才培养供给。除了工资保障外，还应探索建立落户、购（租）住房等优惠政策机制，让技能人才看到实实在在的利好。”苏海南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共有职业学校1.12万所，在校生超过3000万人。如何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今起，“倾听”栏目推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系列策划，关注各方实践和探索。

——编者



5月1日起，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将对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适应性更强——

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在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的实训室里，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大二学生李新海正专心致志研究汽车构造。

左前大灯、玻璃水液位、雨量传感器……上百种汽车零部件井井有条地摆在白板上。李新海介绍：“白板后面有对应的按钮，一个按钮可以操纵一个零部件的故障。几百个故障点，我们要用检测仪器逐一判断。”

与李新海类似，很多学生往往还没毕业就被企业“预订”了。“高就业率的背后，是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张启鸿说，“为适应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需求，学校增加了新能源汽车技术、飞机电子设备维修等7个专业。”

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也愈发凸显。数据显示，在服务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为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增加规定：国家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支持高水平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国家采取措施，加快培养托育、护理、康养、家政等方面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为产业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吴学敏表示，作为全国首家公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校，更应契合办学层次的提升要求，向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代表的高端产业转移。“目前，学校所有专业均对接江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超过60%的专业对接江苏‘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吴学敏说。

升学路更畅——

打破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开宗明义，作出重要判断——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不是“层次”教育。类型教育的明确定位如同一根红线，串起职业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许多难题得以破解。

——打通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林晨是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生。“初中毕业后，我读了职校，后来通过贯通培养，升读大学本科。”林晨说，“我还想继续读加工制造专业硕士，今后从事机械加工相关工作。”

2019年以来，教育部批准设置了32所职业本科学校，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支持一批优质的高职专科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指导符合条件的高职专科学校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

——分类考试招生成为招生主渠道。通过职教高考，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巴世豪进入山东交通学院继续深造。“我曾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按照山东省政策，在职教高考中免考专业知识和技能。”巴世豪说。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规定，高等职业学校和实施职业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在招生计划中确定相应比例或者采取单独考试办法，专门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如今，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主的职教高考，已成为职校招生主渠道，全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超300万人，超过高职招生总数的60%。

——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前不久，河南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司迁找到了工作。“我们学校是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毕业时还拿到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让找工作更有底气、就业质量更高。”

通过学历证书夯实学生可持续发展基础，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学生就业创业本领，1+X证书制度是职校学生技能水平的重要凭证。据了解，目前教育部分4批遴选发布了300个培训评价组织的447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累计获得超过1万家企业的认可，持证毕业生就业优势逐步显现。

发展劲更足——

职业培训与职业学校教育并重

“如果没有继续上学，我可能还在老家务农，无法看见大山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贵州小伙秦龙江靠着在青岛做船员的收入，翻盖了老家的房子。

2015年，青岛海运职校与安顺民族职校结成对子，将船员培养作为合作方向，秦龙江就是毕业于航海捕捞专业。现在，他不仅能操控万吨巨轮航行海上，也成为家人的依靠。

与秦龙江相似，通过职业教育改变命运的人还有很多。据统计，我国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许多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

除学校教育之外，职业培训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要求，国家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全面提高产业工人素质；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组织各类转岗、再就业、失业人员以及特殊人群等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等。

“将职业培训提升到与职业学校教育并重的地位，对于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掌握一技之长、对于形成全社会终身学习氛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徐延豪表示。

浙江省桐乡市河山镇农经部门工作人员沈励坤，看到高职扩招信息后，积极报名备考，如今已成为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学的是园艺技术专业，对美丽乡村建设肯定会有帮助。”沈励坤说。

黑龙江省桦南县桦南镇民富村村民肖兆香，因家庭变故，一度对生活丧失希望。后来她参加了县职教中心学校开展的育婴员免费技能培训，经过理论、实操学习，她被推荐到一家家政公司就业。“每年能有7万多元的收入，我很满足。”肖兆香说。

如今，一大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通过职业教育获得了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书写了更多技能改变人生的故事。

“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更应帮助每个人探索兴趣与潜能，享受出彩的人生。”首都师范大学首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教授蔡海龙说。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和谐，关系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连续实施行动计划，使教育资源总量快速增加，普及水平大幅提高。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这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出台的第一份学前教育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基本方向，提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这十年，学前教育立足国情、勇于创新，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学前教育普及水平

大幅提高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围绕破解“入园难”，我国不断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确保“有园上”，实现“幼有所教”。

数据显示，十年来，学前教育资源总量迅速增加，2021年全国幼儿园数达到29.5万所，比2011年增加12.8万所，增长了76.8%，有力保障了不断增加的适龄儿童入园需求。毛入园率持续快速提高，2021年全国幼儿园在园幼儿数达到4805.2万人，比2011年增加1380.8万人，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由2011年的62.3%提高到2021年的88.1%，增长了25.8个百分点，学前教育实现了基本普及。

其中，中西部和农村发展最快，全国新增的幼儿园，80%左右集中在中西部地区，60%左右分布在农村。十年间，毛入园率增长幅度超过30%的13个省份都集中在中西部省份。原深度贫困地区入园率显著提高，比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从15.8%增长到95.5%、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25.6%增长到90.01%。“学前教育在区域、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吕玉刚说。

“事实上，‘入园难’是‘入公办园难’，各地公办教育资源短缺；‘入园贵’是‘入优质民办园贵’。”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看来，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治本之策，是坚持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发展方向，加快发展公益普惠性学前教育。

围绕破解“入园贵”，我国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实现“上得起”。

学前教育资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21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达到24.5万所，占幼儿园总量的83%，比2011年增长了149.7%。普惠水平大幅提升，2021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7.8%，比2016年增长20.5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逐步完善。2021年农村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6%，每个乡镇基本都办有一所公办中心园，大村独立办园、小村联合办园；适应城镇化进程，不断扩大城镇普惠性资源，特别是全面开展了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共治理2万多所幼儿园，增加普惠性学位416万个。城乡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满足了老百姓让孩子在家门口的入园愿望。

教师学历结构

进一步优化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我国学前教育教师培养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全国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本专科高校有1095所，毕业生达到26.5万人，分别比2011年增加591所、23.1万人，分别增长1.2倍、6.7倍，为持续补充幼儿园师资提供了有力支撑。

教师配备基本达标。2021年，全国幼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总数超过350万人，比2011年增加200万人，增长了1.3倍；生师比从2011年的26∶1下降到2021年的15∶1，基本达到“两教一保”的配备标准，师资短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教师素质学历结构进一步优化。2021年专科以上学历的园长和专任教师比例达到了87.8%，比2011年提高24个百分点。连续实施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2012—2020年累计投入43亿元，培训幼儿园教师超过243万人次，教师专业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学前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力度在十年间持续加大。2020年，全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为2532亿元，比2011年的416亿元增长5倍。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10年累计投入超过1700亿元，有效拉动了地方财政投入的快速增长，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成本分担机制基本建立，各省份均出台了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或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准，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同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和办园成本等因素，动态调整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确定普惠性民办园最高收费限价，有效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行。”据吕玉刚介绍，2012-2021年各级财政累计投入752亿元，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6232万人次，有效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公平享有学前教育的权利。

开展科学评估

稳步提高办园质量

不仅需要“有园上”，更要“上好园”，如何进一步推动学前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做好幼儿园质量评估备受关注。

围绕破解“小学化”，全国坚持学前教育内涵建设与事业发展同步推进，力保“上好园”。教育部先后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指导体系，为科学保教提供了强有力的专业引领。

事实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简称《评估指南》）在今年2月正式发布时，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一级巡视员姜瑾看来，《评估指南》落实得好不好，主要看能否真正扭转过去质量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重外评轻内评、重结果轻过程、重硬件轻内涵”的非科学和功利化导向。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地作外部评估比较多，自我评估相对薄弱。因此，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要把自我评估做扎实，建立自评机制。结合本地实际，对怎样开展幼儿园自我评估、怎样提高自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等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实践探索和研究，引导幼儿园从被动的受评者变为主动的评估者，真正达到‘以评促建’的目的。”姜瑾说。

近日，中央文明办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网站平台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严格落实实名制要求，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同时提出优化升级“青少年模式”、规范重点功能应用、加强网络素养教育等举措。






随着网络直播的出现，直播打赏成为一些未成年人支持偶像艺人、网红主播的方式。诸如“小学生打赏主播花掉家长多年积蓄”等事件，不断引发社会关注。未成年人打赏在加剧网络沉迷的同时，还可能滋生拜金、虚荣等心理，扭曲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固然有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自控力较差、父母教育缺位等因素，一些网络平台存在的漏洞和诱导行为也是重要原因。当仅凭借短信验证即可完成资金支付，“打赏榜单”“直播PK”等成为吸引打赏的重要手段，屏幕前的一些未成年人容易被诱导，盲目参与直播打赏。







从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多次征求公众意见，再到设置青少年防沉迷模式等措施，一张未成年人保护网正越织越大、越织越密。作为网络直播领域首次提出的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项意见，此次发布的《意见》彰显了从严规范网络直播打赏的决心。《意见》不仅从禁止以打赏额度为标准对用户进行排名、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等方面提出硬性要求，而且强调要加强新技术新应用上线的安全评估、严格内容审核把关流程，为未成年人筑起全链条、全方位的网络保护屏障。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安全、健康使用互联网，需要更多务实行动。《意见》要求增加适合未成年人的直播内容供给、建立未成年人专属客服团队，督促直播行业多为孩子着想、为孩子服务。“用户为本，科技向善”不该被平台简化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进一步说，尊重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在保护他们免受网络负面影响的基础上，提供丰富的网络资源与充分的发展机会，真正让家长放心、孩子满意、社会认可。这应该成为相关平台的目标和任务。







期待相关平台、职能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建立长效监管工作机制，切实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清朗的网络天空。

中小学生要学煮饭炖汤、种菜养禽、维修家电……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从2022年秋季学期起，多种劳动技能将纳入课程，引发社会不小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让中小学生学习劳动技能，社会普遍认同，但对于课该怎么上、如何进行评价、怎么让劳动课不流于形式看法不一。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劳动所占课时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是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一大变化。新劳动课的课程内容和形式更加与时俱进、丰富多样。

学什么：炒菜打扫、种植养殖、公益劳动等

其实，很多人对劳动课并不陌生。“60后”捡粮食、“70后”扫操场、“80后”“90后”做手工......劳动课是不少人学生时代的独特记忆。

从学工学农到将劳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再到明确劳动课为必修课程，尽管形态、名称有所变化，但劳动课一直存在于我国中小学课程体系之中。

据了解，新的劳动课程标准针对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重学习、轻劳动；重成绩、轻动手”的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将劳动课从原有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独立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教育。通过劳动课这一重要途径，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使其成为懂劳动、会劳动、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按照新课标，课程共设置十个任务群，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大类。

其中，日常生活劳动包括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家用器具使用与维护四个任务群。生产劳动包括农业生产劳动、传统工艺制作、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体验与应用四个任务群。服务性劳动包括现代服务业劳动、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两个任务群。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室副主任姚轶洁认为，这一次的新课标十分全面，不仅涵盖了各类生活场景，还提供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实践。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新课标中的劳动课将技巧、技能、科技实践活动等内容结合起来，劳动的概念更加完整。

记者查阅劳动课程标准发现，课程安排是渐进式的，随学段晋升，项目难度逐渐增加，逐步提升技能。比如，一二年级要能择菜洗菜，三四年级煮鸡蛋煮饺子，五六年级煎鸡蛋炖汤，初中设计三餐食谱。

怎么上课：内容不一刀切搭建多样化教育平台和实践基地

“养个金鱼家里还能满足，鸡鸭等家禽楼房怎么养？”“谁来教？怎么教？学校有条件和场地吗？”“让孩子学习劳动技能是好事，但能不能在学校完成，别弄回家让家长管还要拍视频？”......

新课标发布后，很多家长在社交平台留言，表示支持孩子学习掌握劳动技能，但对课该怎么上还有疑问。

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组组长顾建军表示，劳动课作为一门课程，由学校发挥主导作用，家庭发挥基础作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进。

对于讨论热烈的种菜养禽等内容，顾建军表示，项目的选择与确定，课程资源和场所建设都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有条件的学校可建设符合教育要求、安全可靠的劳动园地和场所，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搭建多样化教育平台和实践基地。

事实上，多地中小学校已经开展了各有特色的劳动课程探索。

重庆市两江新区星湖学校将60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楼顶开辟为种植园，种植了1万余株向日葵，学生自己动手除草、浇水、收获。在广西贵港覃塘区的乡村中小学，“校校有基地、班班有块地”，农科专业技术人员、种养能手等劳动教育校外辅导员深受学生欢迎。

“劳动课不能简单说教，否则容易流于形式，成为‘摆拍式’劳动教育。”重庆市政协委员程德安表示，大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南方和北方的学校，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同，应该因地制宜，让课程有可操作性，给学生提供真正的劳动机会。

由谁来上劳动课？尤其是，一些需要专业技能的课程师资如何解决？记者采访的不少学校教师对此都很关注。

教育部此前要求，高等学校要加强劳动教育师资培养，有条件的院校开设劳动教育相关专业；开展劳动教育教师培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建议，各地应保障对学校劳动教育的投入，加强劳动课专任师资建设；加强与职校、社会机构合作联动，盘活校内外资源，聘请不同行业的优秀工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经验丰富的农民、技术工人等担任指导教师。

如何评价：未纳入考试项目劳动素养评价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参考

新课标公布后，不少家长问：“劳动课怎么打分?”“劳动课会有考试吗？”“劳动课会和升学挂钩吗？”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把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储朝晖表示，目前的课程标准和政策要求并没有将劳动教育纳入中考。

“劳动教育作为一种过程性的综合素质评价，重点是考查学生劳动实践的过程和表现，不能简单地像语文、数学一样用考试来评价。”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范涌峰认为，应关注每个学生的获得与成长，比如劳动技能的提升和劳动习惯的养成。

在已经推行劳动教育的广州番禺区市桥沙墟二小学，学校采取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和家长评价组成的多元评价方式评选校园“种植十佳小能手”“劳动课积极分子”“小农田积极分子”“家务劳动小能手”等。校长李敏宁表示，多方参与共同评价，既认可了学生的劳动成果，也能提升学生劳动积极性。

“劳动教育还需要家长配合。”顾建军认为，家长需要转变观念，重视劳动与生活技能对未成年人成长的价值，让劳动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孩子在学校学会西红柿炒鸡蛋，回家后家长要尽可能给学生实践的机会。要让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做，家长需要放手让孩子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

“可以形成学校教——家里实践——学校评比的循环，真正让学生养成劳动习惯。”广州市文德路小学校长黄丽芳说。（记者宋佳、柯高阳、郑天虹、胡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高校是科技伦理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要阵地，肩负着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科技伦理意识、完善科技伦理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高素质与专业化科技伦理人才队伍的重要使命。



近些年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提升，创新指数排名连续9年稳步上升，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实现了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由“跟跑”到“并跑”乃至在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变。但同时，中国学者论文撤稿事件、生物医学的争议性实验等科技伦理事件也时有发生。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不仅科技硬实力竞争更加激烈，科技伦理治理的“软实力”也愈加成为国家科技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亟须补齐科技伦理这一短板，增强“科技伦理竞争力”。其中关键的一环是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实现科技共同体乃至更大范围社会面的科技伦理素养的本质提升。

欧美国家较早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科技伦理难题，也较早开展科技伦理教育探索。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将伦理责任融入科学工作者的创新研究过程及专业能力之中，而课程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有效载体，高水平科技伦理人才队伍是有效保障。

世界一流大学大都在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中，以及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教育中开设了伦理思辨类课程和科技伦理必修课、专业课，普遍设立了“伦理通识+专业学科+应用伦理”的课程。还有部分高校尝试在专业课程已有内容的基础上，增添伦理的维度，将伦理内容融入专业课程，如在“导论”课程中增加相关伦理内容，并与后续专题课程中的伦理内容相互呼应。此外，国外还出现了将科学、技术、政策、伦理等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混合课程”，成为国外开展科技伦理教育的一类重要形式。这类课程更多地依靠高校内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开设了“生命伦理、法律与生命科学”“伦理、生物技术与人类未来”等课程，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社会研究”课程，伦敦大学学院也针对本科生开设有“科学与伦理”课程。

在师资力量方面，世界一流高校中将科学与法律、哲学、社会学等结合的交叉学科机构为高校伦理教育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这些教师往往是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背景，对于当代前沿科学技术中的伦理维度具有较为准确的感知与深刻的理解，能够引导学生针对具体场景展开思辨讨论，在研讨科技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帮助提升学生在面对科技伦理抉择时的能力。

总的来看，顶尖高校中科技伦理教育的课程设置较为完善、课程种类多样、教学资源积累丰厚，并探索出“模块化”“基于叙事”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又有体系化的师资人才队伍加以保障，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体系相对完整。

我国虽已在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方面做出一些有益探索，但远未形成适合国情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为此，加快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需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高校中科技伦理教育课程设置零散化，往往根据学校或者院系自身特点设置，且课程属性以选修居多，无法涵盖所有相关专业学科的学生；二是缺乏适合国情的、高标准、成体系的可用教材，教授内容仍以介绍西方理论为主，与中国科技发展结合度不够，表现出的伦理思想和立场也较为散乱；三是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师资队伍组成因校而异，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缺少稳定的学术研究支撑，授课内容受任课教师影响较大。

加快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首先要尽快明确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定位。目前“工程伦理”课程已经正式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科技伦理相关课程也应明确必修属性，使之成为相关专业学生乃至所有高校学生的“必修课”，达到“学完伦理再毕业”的教学要求，逐步探索将科技伦理课程纳入思政课程体系。其次，要加快形成一批精品教材等教学资源，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组正在组织相关院校专家学者开展教材编写工作。在课程教学之外，有必要针对新兴前沿科技的伦理问题在高校中组织专题研讨会，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形成经典案例教学材料，丰富教学形式。再次，要成批次、高质量地开展教师培训，加强科技伦理师资队伍建设，并以加强科技伦理专题研究为契机，建立科技伦理专门人才培养机制。

本着急用先建的原则，“十四五”期间，高校要在抓紧建设科技伦理学主课程的基础上，抓紧建设针对本科生、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技伦理课程。要发挥课程思政优势，让深刻蕴含着立德树人、科技向善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的科技伦理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