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脱单，从线上走到线下，从千里姻缘回归身边结缘，周云和黄熙雅猛然发现：自己不由得跟着忙碌起来。

她俩不是相亲的主，是红娘，是华发鹊桥群见面会的主办者。

有单身经济数据分析，2021年底，中国独居人口数量将达9200万人。当然，驱动周云和黄熙雅投身这项公益活动的并不是这组数据，她们是在为共同生活在华发小区的邻居们操心。

在经历了2020年初的那场新冠疫情后，武汉人的邻里关系一定程度拉近了，这一点周云体会特别深。

她曾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华发中城荟发起过为战“疫”捐款捐物的爱心群，短短一个多月，仅募集款项就达69万元。为了将款项物资及时送到一线，素昧平生的小区居民们纷纷主动请缨，团结一致，各司其职，助力战“疫”。

疫情结束后，邻里深情永结成。

当90后黄熙雅听说小区里好多年轻人还没找到对象，她决定建一个公益社群帮邻居们脱单，周云也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

首场鹊桥沙龙，她们预设二、三十人的规模，始料未及的是，小区里一下子来了八十多人报名。

这让第一次操办这类活动的周云和黄熙雅很是忐忑，心里都没有底。张兰、王清清等十几个热心的志愿者及时搭手，自掏腰包买所需物资，熬夜布置会场。

最让她们感到棘手的是，由于活动场地容量有限，报名人员必须进行一次筛选。最终，31名报名者幸运入选，其中12名是男性，19名是女性。男性的平均年龄在32岁，女性的平均年龄在27岁，其中最小的女生年龄为21岁。

“报名者中海归、高知不在少数，圈层窄，但眼光高，这个团体相亲的难度相当大。”从设计表格到匹配筛选，耗费了黄熙雅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位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红娘乐此不疲。在她看来，婚恋难题的背后大有学问，社会阶层化、内卷化、年轻人低欲化，等等这些既有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双方家庭“资产重组”等金融学问题。

黄熙雅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在热心邻居的努力下，有足够资源为大家提供一个真正优质高端的相亲平台。”

当天的“相亲party”里集合了两代人，年轻人大多轻松、随意，而由父母长辈们组成的亲友团反倒更热心、急切。

瞒着28岁的女儿，张阿姨为她在华发公益鹊桥群里偷偷报了名，没想到女儿被选中参加见面会，对此，张阿姨忧喜参半。

能让儿子走出网络世界，与更多异性打交道，小A爸爸很喜欢这种社区相亲会。他说，普通的网络交友会掩盖一些信息，而邻里间的相亲会能过滤很多不真实的信息，节省时间精力。

小张妈妈也很赞同这种看法，她带着27岁的儿子来参加这场相亲会，希望他能够在早些成家立业。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90后人群约1.7亿人，登记注册结婚的90后不超过1000万对。

对于这一代，就连爷爷奶奶辈也少不得跟着操心。80岁的外公陪着外孙女琪琪来参加小区的“相亲party”，因为外公觉得26岁的外孙女已经不小了。

无独有偶，“相亲party”上年龄最小的丫丫说：“今天是我爷爷的生日，我是被他们带过来的。”至于21岁的丫丫要挑什么样的男友，爷爷大方地表示，“都听孙女的。”

尽管在挑男朋友的标准方面，两代人分歧不小，但让张阿姨惊喜的是，在参加小区“相亲party”这件事上，两代人竟然达成了一致。“被报名”的女儿阿美和妈妈一道欣然前往。

同样，小A爸爸也很惊异小区“相亲party”竟然让儿子放下了沉迷的游戏。

帅气但略显“高冷”的周毅也没抵触父母的建议，不仅自己到场，还拉来了自己的好兄弟。

黑边大毡帽、紧身连衣裙、半高筒靴，瘦高苗条、时髦精致的小夏在相亲现场很打眼，更与众不同的是，她还带着一位男性朋友一同来相亲。

在年轻人看来，结婚似乎不是那么急迫，轻松愉快地交友才是他们的心头好，但父母们早已在心中勾画着孩子婚姻生活的另一半。

在为儿子选择未来对象时，小张妈妈把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排在了首位，她认为个人素质高就能在一个稳定的行业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一点比对方的家庭条件还更重要。

张阿姨则希望女儿未来的另一半有责任心，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与女儿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也要相当。

小A爸爸觉得同在一个社区，家庭条件、社会关系更接近，希望儿子通过社区相亲找到一个学历相近、门当户对的对象。

与长辈不同，这一代人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态度。他们既注重“门当户对”，又强调“内在匹配”；既讲求物质基础，也要求三观契合；既追求“颜值担当”，又盼望“有趣的心灵”。

小夏坚持高尔夫、潜水等运动，让自己保持更好的状态。她渴望一段势均力敌，能平等对话的爱情和婚姻。

刚回国一年的周毅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机会，打开交友局面。“看眼缘吧！”他轻松地等待着。

业余占星师的身份给周琪带来了最旺的人气，甚至被女嘉宾们围住“留堂”，但女生们了解完自己的“感情运”，不约而同地又递过来某位男性的星盘，周琪便心领神会了。就这样，单身的周琪成为女生们共同的男闺蜜。

“相亲会整个氛围很好，我想着对这个男生朋友开个玩笑，没想到他也有这方面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是会往朋友以上的相处模式去转变了，去进一步地接触，挺感谢相亲会的。”相亲会结束后一周，小夏和男生便一同约着去打羽毛球、看电影，开启了他们的甜蜜约会。

这正是让见面会组织者黄熙雅、张兰、王清清、周云最为欣慰的。她们说还要特别感谢那些默默付出的义工们，他们是：延紫萱（主持人）、杨鹏、徐文翔、成哥、成嫂、向友华、汪振、程偌景、周琴、念念、善俐、佳蔓、天琴、亦然。

记者手记

如何帮助年轻人快速脱单，华发小区的“相亲Party”探索特色社交新路径：

1、汇聚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华发小区的“相亲Party”汇聚了几方面的力量：一是90后创办人，以学识、见识与胆识投身这项公益事业；二是小区的志愿者们，在疫情时他们团结了小区邻里，是一支大家信得过的力量；三是谁家有需求，大伙搭把手，和谐的小区邻里关系让居民们都放心大胆地敞开了各家的需求。“众人拾柴火焰高”，华发小区的“相亲Party”正是汇聚了大家的力量，为邻里排忧解难。

2、相亲，社区要发挥“平台”作用。90后、00后不一定渴望进入婚姻生活，但他们也需要一段亲密关系。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区里，“社交”具有天然的优势，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另外，不必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上费力甄别，也让家长们喜欢。因此，华发小区的“相亲Party”同时俘获了两代人的心。以邻为伴汇集“邻聚力”，与邻为善牵起“邻里缘”，帮助年轻人破圈脱单，正是华发小区的“相亲Party”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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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播间抢到的商品真的便宜吗

记者调查“双11”直播带货乱象

●主播素质参差不齐、虚假宣传、价格误导等现象引起诸多消费者吐槽，在营销套路、平台规则的裹挟下，消费者要抢到真正划算的商品越来越难

●“头部主播”依靠规模效应，掌握了与品牌商家谈判压价的资格，吸引了大部分用户的流量，而店铺自播或者中小主播则难以冲破“头部主播”带来的注意力垄断。这种直播竞争生态的失衡，导致直播带货乱象丛生

●要加强事前抽查，主动监测交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时约谈不法商家，甚至可以要求商家作出一定承诺；还要加强技术监管，构建平台技术监管体系

流量见顶的“双11”，正从“平台大战”演变成“直播大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在电商直播中购买过商品的用户已占整体电商直播用户的66.2%，直播电商消费习惯逐步养成。今年“双11”，电商们抓住直播带货良机，以让利、赠品等形式纷纷挤进知名网红的直播间；而那些没有挤进去的，要么自己在平台上直播，要么邀请一些不太知名的主播做直播。

价格低廉、购物便捷、秒杀福利、补贴红包……直播间的这些噱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直播购物。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主播素质参差不齐、虚假宣传、价格误导等现象引起诸多消费者吐槽，在营销套路、平台规则的裹挟下，消费者要抢到真正划算的商品越来越难。

乱象一

饥饿营销价格误导

一盒面霜原价350元，直播间的价格也是350元，但会赠送一些面膜或者水乳等小样，将这些赠品的价格也算入面霜价，再告诉消费者：面霜打了折！

这是资深“剁手族”刘默（化名）近日在某“头部主播”直播间购物时总结出来的直播营销套路——将赠品的价格附加至商品中。

据刘默介绍，与往年“双11”的直播活动不同，今年各大直播间的商品价格普遍不低，尽管主播们高喊“家人专属福利”“全网最低价”“七折、六折、五折”，但许多商品的折扣是通过赠送小样或单品的形式实现的。

“举个例子，一瓶水乳预售188元后送价值60元的面膜，主播就说打了六八折，可这款面膜在全网都找不到价钱。而该水乳之前也只卖168元一瓶，感觉有厂商在借‘双11’狂欢清理库存。”经过一番计算，刘默最终放弃购买该水乳。

对于主播的这种行为，服装电商从业者爱园说：“赠品或小样并没有流入市场，价值也不太高，如果将赠品的价格加入商品中，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11月4日，记者观看了某女明星的一场“双11”直播。其宣称某品牌面膜平时需要18元/片，但在直播间购买价格为128元/50片，平均每片面膜2.56元。

记者同时进入电商平台搜索同款面膜，发现在该平台上这款面膜的售价为109元/40片，购买两件可以领取优惠券，最终可以198元的价格购买80片面膜，平均每片只需2.48元。

一份由申万宏源发布的“双11”化妆品全渠道比价指南也反映了直播间的价格并非“最实惠”：该机构详细对比了41款包含国内外品牌的美妆商品全网最低价，发现有16款商品的全网最低价是出自免税店或者官方旗舰店等渠道。

既然直播间价格并非“全网最低价”，为何一些消费者仍然会对直播购物趋之若鹜？记者采访发现，主播们普遍采用的“饥饿营销”是背后原因之一。

北京某公司职员赵磊平常喜欢看抓鱼相关的视频和直播，近期他给关注的一位主播起了一个新名字“永远30秒”。“这个主播一边直播抓鱼，一边卖诱鱼剂，每次介绍时都说，只上架30秒，大家赶快抢购。几分钟后，又上架30秒。他直播一两个小时，会有无数个30秒。”赵磊对此有点哭笑不得。

刘默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她发现，主播会将商品分批次上链接，“第一批上了300件，卖完后有些消费者没有抢到，过一会主播会说跟商家协商补货，可以继续抢购，过一会再上第三次、第四次链接”。

直播行业从业者陈栋告诉记者，一些主播为了刺激消费，会制造商品非常难抢的假象，“比如主播说这件商品只准备了500件，但实际上卖出500件之后商品链接还在，消费者还可以继续购买”。

“直播是一种沉浸式购物，与搜索式购物的不同之处就是来不及比价。很多主播介绍商品的时间特别短，加上又极力宣称快没货了，诱导消费者匆匆下单，但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可能还有更低价。”陈栋说。

乱象二

憋单话术耗时耗力

除了价格误导外，一些主播在介绍商品时超快的语速、超短的时间也让许多消费者“迷失”在直播间。

刘默本来雄心勃勃地想要在今年“双11”鏖战一番，为此她早在主播上架商品预告时便提前做好了抢购准备。没想到，预售当晚“挤进”“头部主播”直播间的品牌、商品相当多，几乎所有主播都提高了介绍商品的语速，即便是普通“腰部主播”，介绍一款商品的用时也不会超过3分钟。

“还没来得及听清楚、看清楚商品长啥样，就过去了，在直播间要想抢到真正划算的商品越来越难了。”刘默吐槽说，为了不错过心仪商品，她只能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生怕一走神，链接就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有媒体统计，在10月20日“双11”预售当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的4个小时里，主播薇娅共讲解了341款商品，平均42秒一款商品；主播李佳琦共讲解了252款商品，平均57秒一款商品。

“信息密度如此大的商品介绍，对于消费者注意力集中的程度和耐心度要求非常高。”陈栋说。

对于这种现象，有网友打趣说，自己在学生时代上课时都未如此认真地“听讲”。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在长时间的直播过程中，当粉丝没有耐心时，有的主播会设置一些秒杀商品或超低价商品给粉丝送福利，吸引大家持续关注。

但刘默从来没有抢到过这些秒杀商品，“比如说秒杀100件商品，可往往在上线那一瞬间，就已经抢购完了。真的是网络或手速原因导致抢不到，还是暗藏玄机？”刘默很不理解。

对此，陈栋给出了一种解释：“不排除确实是消费者没有抢到的情况，毕竟超低价商品大家都会抢，但也可能是主播故弄玄虚，实际上根本没有上这么多商品链接。”

据陈栋介绍，直播带货中有一种话术叫“憋单”，即主播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向消费者介绍今天会有多少单是福利，几元钱就可以买到较贵的商品，但一直不上线，消费者等不下去打算离开时，主播又会说再过一会就上链接，等来等去，最后消费者还是拍不到。

“整个直播行业都在使用这种套路。”陈栋介绍称，在直播购物中，消费者的期待值被不断拉高，可下订单时却发现与自己的心理预期不相符，耗时耗力。

乱象三

质量不一素质不齐

虽然直播间有各种价格套路，但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商品价格的确实很低，甚至低于市场正常价格。

针对上述情况，爱园解释说：“商家为了销售库存商品，快速回笼资金，会选择低价出售。还有一些残次品、存有瑕疵的或者临近保质期的商品，商家也会以较低的价格出售。”

据爱园透露，由于直播行业销售量大、商品流转速度快、退换率高且价格低廉等特性，商家在生产时会生产不同批次的商品以面向不同渠道的消费者，“直播间的商品大多为流水线生产的商品，很多衣服都是简单剪裁、缝纫好之后就直接发货。像这样的商品，成本确实低，自然价格也低”。

“一些主播在介绍商品时有选择性和片面性，甚至会故意隐藏一些关键信息。”陈栋告诉记者，他之前在某直播间购买一件衬衫，主播描述商品物美价廉，但等到货试穿时才发现与主播描述的完全不一致。

最后，陈栋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因为“寻找售后赔偿或退换货会让自己更生气，售后回复的速度又慢又拖沓，非常考验耐心”。

而对于一些在直播间购买了海鲜、水果的消费者来说，售后维权之难更让人唏嘘。据爱园介绍，有些卖海鲜、水果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打出超低价，但很可能最后根本不发货，甚至连人都找不到。过段时间，换个账号，主播依然能继续敛钱。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那些没有资质、自己带货的小主播身上。”陈栋在直播行业耕耘多年，他对此深有体会。

在陈栋看来，主播素质参差不齐也是导致如今直播行业乱象丛生的原因。“现在的直播体现出较强的草根化、平民化，不需要持证上岗，一些素质较低的主播也跃跃欲试。”

爱园则提出，专业素质低是一些带货主播“最坑人”的地方。

“有些主播对衣服成分并不了解，在介绍商品时会出现较明显的错误。比如，在介绍衣服的羊毛、羊绒含量、是否脱毛、是否起球等情况时，刚说其中含有羊绒，立马又保证说一定不会掉毛，这明显不符合常识。”爱园说，直播带货乱象亟待整治和规范。

综合消息：中国国家卫健委8日通报，7日中国内地新增确诊病例89例，其中境外输入24例，本土病例6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6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34例。


截至7日24时，中国内地现有确诊病例1202例，累计死亡4636例，累计确诊97823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88例，累计确诊病例9760例，无死亡病例。


辽宁河南新增病例大幅增长中国内地高风险地区增至6个


7日中国内地11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辽宁20例、河南18例、河北8例、黑龙江6例、四川4例、云南3例、甘肃2例，北京、内蒙古、江西和重庆各1例。


国家卫健委每日疫情通报显示，7日辽宁、河南新增病例呈大幅增长态势，其中河南当日新增本土确诊超过该省在本轮疫情中前几日新增病例之和；北京在时隔4天、重庆在时隔3天、内蒙古在前一天首次实现本轮疫情新增病例零增长后，均再次出现本土确诊病例。但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是，从疫情分布的省份来看，11月4日后，其范围未再继续扩大，目前本轮疫情波及省份仍是20个。


自11月8日起，河北省辛集市小辛庄乡小章北宋片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截至8日18时，中国内地高、中风险地区增至74个。其中高风险地区6个，分别在北京市昌平区、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河北省辛集市、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和黑龙江省黑河市(2个)，68个中风险地区分布在北京、河北、河南、黑龙江、辽宁等14个省份。


大连疫情波及大学校园河南多地加强防疫应急演练


辽宁、河南是7日中国内地新增本土病例最多的省份。辽宁省当日新增20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大连市报告。大连市连续4天共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0例，无症状感染者28例。


在河南河北出现多名中小学生感染后，大连疫情波及大学校园。官方公布的病例轨迹显示，大连当日新增的20例本土确诊病例中，至少3人是庄河市某大学食堂职工，另有多位某食品公司员工。


河南省7日新增18例本土确诊病例，其中郑州市16例，周口市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例，均在郑州市。


为了能积极、及时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积极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考核各级指挥部、各工作专班在聚集性疫情突发时的应急能力，包括疫情发生时行动是否迅速，各部门之间协同机制是否健全，“流调报告”质量、业务水平是否过硬，核酸“采送检”的各个环节是否顺畅等等。


河北辛集封控小区增至9个重庆成都出现疫情传播链


河北省7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例，均在辛集市。截至7日24时，辛集市本轮疫情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2例。


为快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扩散，辛集市日前已将全市域划分为封控区和管控区进行分类管理。在7日新增2个封控小区后，目前辛集市的封控小区增至9个。封控小区实现居家隔离、足不出户、上门服务。


四川省7日新增4例本土确诊病例均在成都，重庆在连续三天零新增后也再现一名本土确诊病例。据当地媒体报道，本轮疫情中，至少9名确诊病例与重庆此前一确诊病例存在交集，其中包括成都6名病例，以及重庆和江苏确诊的3名病例。


成都的一名确诊病例也已形成至少9人感染的传播链条，该病例所居住的小区，在11月1日至5日之间成为新的传播交叉点，传播链条上的病例包括其亲属、邻居和同事。


黑河加强对特殊群体的救助服务北京朝阳区启动3岁至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


黑龙江省7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均在黑河市，黑河在本轮疫情中已累计确诊240例。


作为本轮疫情迄今新增病例最多的省份，目前黑龙江省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连续两日新增病例保持在个位数。


黑河市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疫情期间，该市通过数据交换、信息共享、主动排查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困难人群受疫情影响情况，多举措保障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生活稳定，并向困难民众特别赠送生活物资包。


在连续四天零新增后，北京市昌平区7日再现本土确诊病例。据北京市卫健委通报，该病例为此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在10月27日进入集中隔离后，多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1月6日该患者出现咳嗽症状，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7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教委的消息称，朝阳区教育系统于11月3日启动部分校区和幼儿园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截至7日，已累计完成3岁-11岁在校(园)学生(幼儿)新冠疫苗接种29331人。(完)

图为庭审现场。林馨摄


11月8日，实际抚养人申请作为弃儿合法监护人案件，在广西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家事和少年审判庭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广西一对夫妻抚养弃儿15年，经法院依法指定实际抚养人为弃儿合法监护人，弃儿将获得身份证和户籍信息。


当天，柳北法院家少庭开庭审理此案，派出所民警代表、社会代表作为证人出庭应诉。申请人兰某(化名)一方向法庭陈述诉请，讲述夫妻二人多年来对弃儿实际抚养事实。据兰某表示，2006年11月，申请人王某(化名)在柳州市发现一名弃婴，并带回家中让妻子兰某帮忙照顾。随后，两人给其取名小美(化名)，将其暂时留在身边照顾。


几年后，申请人带着小美回到老家读书。转眼，小美到了上学年纪，需有户籍信息、身份证参加升学考试。夫妻二人辗转多处求助无果，只好找到王某户籍所在地柳州市的派出所，希望能帮小美解决落户问题。


最终，在各部门共同帮助下，王某夫妻二人分别拿到派出所、社区出具的《无户情况说明》《弃婴捡拾证明》《监护人同意书》，并于11月3日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交确定监护人申请书，依法向法院申请由王某、兰某作为小美的合法监护人。


柳北法院家少庭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梁加灵根据当事人自述，依职权调查多次前往派出所、社区了解实情，调取查阅询问笔录、谈话记录，掌握王某、兰某夫妻二人多年实际抚养弃儿小美的具体情况。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监护人小美刚出生后即由王某捡拾，经公安机关多方查找，无法找到其亲生父母，亦未能知晓其他近亲属信息。同时王某、兰某作为小美的实际抚养人，对其悉心照顾十五年之久，小美在二人关心照料下正常健康成长，足以看出王某、兰某二申请人对小美疼爱和不舍。现小美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亦同意由王某、兰某作为小美的监护人，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可以使小美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和落实，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予以准许。


法官当庭宣判，依法指定申请人王某、兰某为小美的监护人。法官希望申请人能继续尽心尽责照顾好小美，依法保护和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及时帮其办理户籍、完善身份信息，顺利应试升学。


兰某接过法官递上判决书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其紧握法官的手，连声感谢。接下来，公安机关将会依据法院判决，帮助小美办理身份证和完善户籍信息。

11月8日，新股安旭生物（688075.SH）正式开启申购，申购代码为787075。安旭生物发行价格定为78.28元/股，此发行价对应融资规模为12亿元。.






根据招股书，安旭生物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浙江杭州，专注于POCT（即时检验）试剂及仪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抗原抗体自主研发生产的生物原料技术平台，以及成熟的免疫层析及干式生化诊断技术平台，发展形成了覆盖毒品检测、传染病检测、慢性病检测、妊娠检测、肿瘤检测、心肌检测、生化检测、过敏原检测等八大领域的POCT试剂。


产品远销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墨西哥、泰国、印尼及波兰等多个国家，已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在POCT国际市场能够与跨国巨头竞争的体外诊断产品供应商之一。


报告期内，安旭生物收入主要来源于自主研发生产的POCT试剂，公司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上半年营收分别为1.64亿元、2.1亿元、11.99亿元、4.94亿元，对应同期净利润分别为3340.93万元、5444.76万元、6.49亿元、2.02亿元。


自建POCT原料平台


POCT是IVD（体外诊断）的一个分支，指通过便携试剂和仪器在病人身旁进行的临床检测及床边检测，在采样现场即进行样本分析的诊断方法。其优点在于诊断时间更短，占用病人以及医护人员更少的检验时间，相较于传统的检验流程更为快速便捷，有助于降低医院医疗资源的占用率。


根据KaloramaInformation研究预测，到2023年，全球自检和专业POCT市场规模将达到120.7亿美元和94亿美元。国内POCT市场规模预计到2024年有望达到290亿元，2019-2024年复合增长率大约达到20.9%。


谈到安旭生物的竞争优势，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布局核心原料的自供计划，建设生物原料平台，为公司POCT试剂提供了原料保障，形成了从上游核心原料到诊断试剂的产业链一体化发展。


抗原和抗体是POCT试剂的核心原料，其性能影响着POCT试剂的关键性能指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POCT试剂性能的上限。在成本结构上，核心原料占据体外诊断原料75%以上的份额。


有业内人士曾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体外诊断试剂原料研发技术要求高、研发周期长，生产工艺流程复杂，核心原料几乎被跨国企业垄断，下游企业对进口原料依赖程度极高。


安旭生物的生物原料平台，目前已掌握基因工程重组抗原技术、合成抗原技术、多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和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形成了包括合成抗原、重组抗原、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及其他生物材料（彩色乳胶微球、荧光微球等）共五大类产品，涵盖毒品检测、传染病检测、妊娠检测、肿瘤检测、心肌检测、肿瘤检测及慢性病检测等产品系列，实现近百种试剂产品所需抗原抗体原料的自供给，占公司生物原料需求的半数以上。


目前，义翘神州（301047.SZ）、百普赛斯（301080.SZ）两家IVD原料企业已经登陆创业板，诺唯赞（688105.SH）也即将在科创板上市。


临床数据被药监局点名造假


但提到安旭生物，其临床数据曾被药监局点名造假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今年1月1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国家药监局关于2020年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监督抽查中真实性问题的公告（2021年第11号）》，点名安旭生物存在临床试验造假行为。


公告透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11月，对在审的10个医疗器械注册申请项目开展了临床试验监督抽查，涉及27家临床试验机构。检查中发现，安旭生物生产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丙型肝炎病毒抗体/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梅毒螺旋体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受理号：CSZ2000162）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开展临床试验中，医疗机构留档的电子照片拍摄时间、地点与临床试验实际时间、地点不一致，临床试验数据无法溯源，存在真实性问题。


对此，安旭生物当时的回应是，这主要是医疗机构的问题，“公司委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临床试验，双方签了协议，这次抽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指向的是医疗机构，公司也是受害者。”


但具体的是非曲折，由于未能查询到公开信息，无法下定判断。


今年3月8号，杭州安旭生物的检测试剂盒被下发了不予注册批件通知。


值得注意的是，临床试验的真实性问题曾是中国医药行业里长期存在的一大顽疾，2015年药审改革开始后，当年7月22日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年第117号），启动当时国内史上最严大规模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工作，随后超过千余个药物注册申请被申请方主动撤回，多个注册申请因临床试验真实性问题而被不予批准，多家药企因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问题遭处罚，这一事件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进程，在业内被称为“722风暴”。


那么，为什么临床数据被药监局点名造假的公司还能上科创板？有业内人士表示，因为科创板的属性，证监会可能会征询一下药监局、卫健委等部门对于一些产品、技术、公司的意见。“但申报是企业权利，上市后日常监管是监管部门的工作。”

编者按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在我国的迅速普及，信息化数字化加快推进，数字化环境对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原住民。90后到00后的青少年一代，更是经历了从网络原住民到智能机流量一代的转型。互联网塑造着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影响着其行为习惯，也为青少年带来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可以预见，青少年网络沉迷将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

青少年网络沉迷由多种因素共同引发。其中，产生沉迷的心理因素尤其重要。网络的需求满足与情感补偿功能，以及对自我认同需要的过度强化，从不同层面导致青少年对网络的过度使用与沉迷。探究网络沉迷心理与青少年自身的心理特征，有助于追根溯源，究其根本，凝聚社会共识。因此，根治网络沉迷顽症亟须反思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机理。

沉迷与网络沉迷

“沉迷”一词出自丘迟《与陈伯之书》，书中记载“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广义而言，“沉迷”指的是对某些物质、行为或习惯具有强迫性、不受控制的依赖，一旦中断就会产生严重的情感、精神或心理反应的程度。“沉迷”一词，包含了沉醉于某物、专心致志的状态，但更多的是含有沉溺、困惑、执迷不悟的危险状态。

实际上，网络出现之前的传播媒介盛行之时，与之相伴的“迷”由来已久。文字印刷时代，少数知识分子因求知若渴而沉迷于书本，被称为“书痴”。大众媒介时代，书迷、影迷也无处不在，但都未及网络沉迷的影响之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愈发减少。沉浸在网络世界中，尤其是休闲娱乐之中，可放松身心，一次次体验沉浸的快感，在入迷的过程中，寄托情感，放松心灵，缓解或逃避现实压力。关于网络沉迷的研究认为，过度的网络使用会产生依赖、沉迷，甚至成瘾。网络沉迷表现为无节制地使用网络，强烈的渴望使用网络，以及一定的身体、心理损伤和痛苦。本来，网络作为媒介的一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技术，本应用之以便生存，却最终为其所困，受控于它。

每一个成功的数字产品都内置了对人性的洞察，深谙人类对连接、赞赏和肯定的深层心理需求。科技公司越来越庞大的数据与越来越强大的计算能力，追求的正是增加用户黏性、获取用户时间和注意力。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亚当·阿尔特提出：“所谓’行为上瘾’，就是你不断强迫性地重复同样的行为，因为它在短期内带给你愉悦或抚慰，但长期而言，会从各个方面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当你尝试拒绝时，上瘾通常会涉及戒断反应。这反映了我们很多人与屏幕之间的关系。”

尽管网络沉迷并非青少年群体所特有，但是现有网络沉迷研究大多针对青少年群体展开。这是因为青少年群体处于更易受到沉迷侵害的人生阶段，是沉迷网络的高风险群体，一旦形成网络沉迷，负面影响更甚。

青少年网络沉迷的心理因素

互联网深刻地契合了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心理需求。梳理其心态成因，解析其心理纹路，从青少年本体出发，以人为本，究其根源，有助于有温度、有力量地协助青少年运用网络，凝聚社会共识。

首先，网络使用满足了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

在马斯洛的五大需求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级别，每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媒介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媒介感知周围世界。有研究认为，青少年成长过程的核心任务是自我认同，网络是他们寻求自我认同的新空间。例如，青少年热衷“迷”明星偶像，形成饭圈文化。一方面，他们搜集明星资料，关注明星动态，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种建构中互动，获得自我认同、自我价值的替代性实现。通过参与明星打造，在偶像明星的情感投射中实现了自我认同，进而产生社会认同。另一方面，群体性是“迷”的显著特征。以共同的爱好、经历为基础，组建一个个相对小众的群体。正是群体的力量，“迷”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迷群形成迷文化，流行自己的小圈子交流符号和话语体系，形成一套社交文化，从而实现群体身份的认同。

其次，网络使用满足并拓展了青少年的社会交往需求。

网络游戏、饭圈等网络活动均具有排他性的内部社交语言和公共关系。它们建构的话语体系，或逻辑严密、或内容厚重、或内部流行，这些“行话”帮助青少年建立属于自己的共同感，形成团队团结与协作，这种团体逐渐演变成互相取暖的“灰色文化”群体，可消解青少年个体的孤独感，对抗学校的严肃、学业的压力，并满足社交的需求。网络游戏的相关研究发现，因网络游戏凝聚彼此和身份认同，进而产生反校园文化的个案经常出现。

青少年以网络游戏为中介，逐步学会了多元化的网络互动，学会对网络资源更深层次地选取、筛选、使用。网络空间因网络游戏而进一步拓展，“个人-社会”的基本格局随之而变，形成“个人-游戏-社会”，不仅“游戏”自身被“社会化”，而且呈现出“社会游戏化”的趋势。目前，网络游戏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具有社交化。许多玩家常常以群体形式出现，借助虚拟形象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形成小群体互动。各个饭圈，带给青少年强烈的认同感、亲切感、归属感等情绪。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短视频也是深度契合青少年的娱乐、自我表达、社交互动的心理需求。

第三，网络使用可以突破时空限制，脱离自我情绪。

青少年主要的生活场景、时间安排都具有高度规制化的特征。在学校期间，有清晰的课业时间划分，精确的教学时间安排。然而，有研究表明，儿童对时间的体验感是非连续性和非目的性的，时间对儿童而言不具有成人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网络使用，尤其是即时体验式的网络游戏、大量的网络娱乐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童年时间的非功利性和非连续性，让青少年在时间的挥洒中找到自在。

脱离自我是指脱离自我的意识，即脱离自我的各种糟糕情绪，如苦闷、自卑、抑郁、焦虑等，是人类精神的防御机制，以防止过度糟糕的情绪损害人的精神，就像人类生理的防御机制免疫系统消灭病毒和细菌。沉迷游戏是新型的脱离自我的方式，在青少年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例如，沉迷游戏时，会忘却学业压力，舒缓紧张情绪，时空暂停中摆脱自我的意识。

从心出发提高网络素养

在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介盛行的当下，解决青少年的网络沉迷问题需要充分的耐心。在各种因素中，建议始终把握青少年心理特质，厘清青少年网络沉迷心理因素，从心出发，提高青少年网络素养，夯实青少年网络保护体系的基础。

首先，家庭教育是青少年防网络沉迷的第一道防火线。网络沉迷的相关研究认为，毫无节制地使用互联网与某些人格特质相关。网络沉迷者的人格特质较多为内向型、神经型和冲动型，其个人往往承受抑郁、人格障碍和物质依赖的痛苦。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庭环境是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步，家庭监护的作用应被放在重要位置。家庭是个体接触的最初世界，家长应理解青少年成长规律，尊重不同世代生长环境，主动了解“数字原住民”的心理需求，注重父母对子女的数字抚育和陪伴，深入了解青少年网络生活的习惯，学会与子女的有效沟通，引导孩子正确应对网络风险。充分使用网络平台技术，丰富家庭生活、亲子交流，比如将传统的家庭交流转化为线上亲子共用、网络亲子沟通等。

其次，学校应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网络素养教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网络素养对缓解网络沉迷具有积极作用。学校作为社会教育主要承担者，应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变化与心理健康，配备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为青少年建立数字信息时代的健康积极心理提供专业辅助。学校教育与公共教育应将青少年网络素养纳入教育体系，针对不同学龄特点，建立相应的正规化、体系化、渐进化的网络素养教育课程，推广网络素养教育。近年来，广东省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工作成效颇丰，效果显著，值得借鉴。其持续多年开展少年儿童网络素养教育“双进”活动，实施“E成长计划”，举办儿童互联网大会和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论坛等，推出全国首套进入地方课程的《网络素养》教材（中小学）、首部大型儿童网络安全教育多媒体人偶剧《Hello！多多之网络保卫战》等精品，并率先开展中小学教师的网络素养培训，强化一线教师水平，尤其是针对乡村小学的网络素养教育支教活动，促进了区域内城乡儿童的交流，使15万人次乡村儿童和家长受益。

第三，互联网企业平台要在源头把好关。互联网平台是青少年网络空间和内容的主要提供者，应承担相应的企业责任，相关互联网企业要高度重视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的措施。目前，各大平台均已开展的“青少年模式”，更多停留在时间限制、内容推送限制，这些措施更像是一些“物理隔离”，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上，这些设置能发挥的作用有待观察。在青少年模式下，个别平台存在内容贫乏，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对使用体验带来影响，长期可能影响青少年用户留存。因此，互联网平台提供更多正向、积极、丰富、有趣的内容尤为重要，借内容发力。互联网平台应与学校教育合作，借技术优势，提供有质量的网络素养教育，推进青少年素养培训课程的普及，共同构建网络素养教育生态系统，让科技帮助青少年成长，增强青少年的自控能力和辨别能力，调动青少年群体的自主性，用自律驱动自由。

（作者：王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日，家住岳塘区和谐小区的刘先生致电党报热线反映，板塘城铁站前坪有人跳广场舞，音响发出巨大的噪声，严重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网络上的热议话题，甚至有人打出了“反广场舞同盟”的旗号，联合对抗广场舞大妈霸占场地、噪声扰民的行为。广场舞噪音扰民到底该怎么管？记者进了一番走访调查。

现场：音量普遍高达100分贝

据刘先生介绍，他所在的小区离板塘城铁站只有一两百米距离，每天18时至21时间，身边就充斥着广场舞的音乐声。“回家之后没法静下心来处理剩余的工作，让我很难受。”刘先生说，他并不是反对别人跳广场舞，只希望跳广场舞的人能将心比心，把音量调小一点，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11月1日19时许，记者刚到达板塘城铁站公交车站，就听到了广场舞的音乐声。此时，已有四支队伍在板塘城铁站前广场的中央和东西两侧排练舞蹈，声音有大有小。

记者打开了一款名为“分贝测试仪”的App，对现场噪音的大小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当记者站在150米远处，环境音量为近70分贝。然而，随着记者一步一步向前靠近，听到的音乐声越来越刺耳，分贝数值逐步上升。其中，3支广场舞队伍发出的噪音普遍在100分贝左右，另外一支名为“和谐文艺”的队伍发出的声音也有80分贝。《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规定居民区的噪声标准在45分贝-55分贝之间。显然，此处环境噪声已严重超标。

舞者：

广场舞队伍何去何从？

和谐文艺队领队易女士向记者透露，每个队伍广播音量的大小是由队伍规模决定的，队伍人员越多，声音自然也越大。“我们的队伍只有40多个人，用小音响就够了，声音相对较小，有的队伍有100多个人，自然就要用大音响了。”易女士说，为了尽量降低噪声对周围居民的影响，他们只能尽量缩短跳舞的时间。

莲心夜舞领队龚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大家跳广场舞都是在自己所居住的小区里面跳，但是由于一部分小区业主反对，广场舞队伍被迫“转战”至公园或广场等一些公共区域。广场舞毕竟是一种健康的体育运动，不仅能放松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提供场所给广场舞爱好者使用，于他们而言，是否有些不公平呢？是否有专门的场所供我们跳舞呢？”龚先生说。

社区：

划定跳舞区域，加强巡查管理

岳塘区城管执法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跳广场舞一定要控制音量，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进行。根据《湘潭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湘潭市会对“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娱乐、健身时使用音响设备产生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产生活”的行为进行重点治理。目前，广场舞噪声归公安部门管理，居民如果发现噪音扰民等现象，可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反映。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处警告或者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记者了解到，早在7年前，北京朝阳常营地区鑫兆佳园社区就表决通过了《社区文化广场居民活动公约》，对跳广场舞的时间、音量、监督管理办法作出了详细约定，得到广大居民的赞同。这种社区自治的管理方法是否也值得我们借鉴呢？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和谐小区所在的岳塘区五里堆街道五里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李女士介绍，广场舞队伍基本上都是居民自发组建的，有一定的管理难度。为了规范管理，社区做了大量工作，虽说未形成书面形式的公约，但大部分居民均按社区要求文明地开展广场舞等文体娱乐活动。她认为，“音响音量过大的队伍，可能是近期新组建的，对社区规定缺乏了解，或者是其他社区的外来队伍。”

李女士介绍，为了加强广场舞管理，社区与辖区内大部分的广场舞队伍取得了联系，要求她们尽量组织广场舞队伍到远离居民区的公共区域进行活动，减少噪音对居民的干扰。同时，社区一旦收到来自居民投诉，会第一时间发布通知，要求广场舞领队们调小广播音量。不仅如此，社区还建立了巡查制度，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民警每周会不定期对广场舞队伍进行抽查，及时制止噪音扰民等不文明行为。

社区服务中心内也设有舞蹈室供广场舞队伍使用。“由于场地面积有限，广场舞队伍最好是错时申请使用，避免‘撞车’，最大化提高舞蹈室使用效率”。李女士说。

●网贷8000元，提前还款需要支付本金、利息、担保费共计近1.4万元。这样的遭遇正在不少人身上上演。目前，虚假宣传、诱导贷款、“砍头息”等网贷乱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不少借款人深陷网贷泥潭而不能自拔

●当下，直接扣除借款本金的“砍头息”已经较为少见，而以手续费、征信费、担保费、查询费、发款即需支付利息等名目变相收取“砍头息”的情况较为多见

●一些网贷平台涉嫌虚假宣传、违规营销金融产品，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管和开展集中整治；借款人也要增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当权益受损时要敢于依法维权

去年10月，来自安徽的大二学生李子健(化名)从一网络贷款平台贷了8000元钱，约定分期12个月还款。贷款前，他特意咨询了该网贷平台的客服，确定除了利息没有额外的费用。然而，当年11月第一次还款时，除本息外，平台还要求其支付每个月550元的担保费。

感觉被骗，李子健要求提前还清贷款。网贷平台则要求其全额支付12个月的利息和担保费，加上本金，共计近1.4万元，且态度强硬。因害怕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举债和影响征信，李子健无奈通过向同学和其他网贷平台借钱还了这笔钱。

李子健的遭遇，当前正在不少人身上上演。《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目前，虚假宣传、诱导贷款、“砍头息”等网贷乱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不少借款人深陷网贷泥潭而不能自拔。多位专家指出，一些网贷平台涉嫌虚假宣传、违规营销金融产品，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管和开展集中整治；借款人也要增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当权益受损时要敢于依法维权。

网贷需要交各种费用变种砍头息层出不穷

贷款5000元、实际到账4500元，而本金和利息都要按照5000元计算。这是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的张杨(化名)两年前的一次遭遇。那时，他刚离职又没找到工作，为付房租在一家较为知名的网贷平台申请了贷款。

“当时仔细询问了对方有没有其他费用、利息高不高等，对方答复没有其他费用、利息低，我才贷了款。没想到签了协议后，对方立即以手续费为名扣掉了500元。”张杨回忆说。

这种出借人给借款人放贷时先从本金中扣除一部分钱的行为，叫作“砍头息”。201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714高炮”高息网贷，“砍头息”也为人所熟知。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直接扣除借款本金的“砍头息”已经较为少见，而以手续费、征信费、担保费、查询费、发款即需支付利息等名目变相收取“砍头息”的情况较为多见。

“还有一些网贷平台要求借款人同步购买会员、保险等服务，或购买虚拟物品、商城商品等，这些都是变相的‘砍头息’。”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说，收取“砍头息”的形式多种多样，判断的关键在于借款合同金额与实际到手金额是否一致，在贷款前或贷款后短时间内有没有其他的强制收费。

采访中，有借款人向记者反映，其于今年1月15日在一家保险公司网贷7万元，分期36个月，签订协议时对方承诺没有任何额外费用，可偿还欠款时却发现，对方将借款与保险捆绑，每月除还本息外，还要缴纳875元的保费，3年下来仅保费就要3万多元。后来经不懈投诉，对方同意返还保费且不再收取。

在另一名借款人的指引下，记者下载了一款旅游公司的App并找到其网贷页面。记者发现，如果想要借钱，必须开通其会员。该借款人说，他于今年7月和10月分别借了3笔钱、每笔2000元，借款期限均为一个月，每一笔借款都要开通一次会员，会员费219元，而会员服务并非是自己所需要的。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任超说，“砍头息”本质上说是高额利息的预先扣除，其行为在法律上定义为非法。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七十条和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借款人可以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和利息。

“现实中存在刚发放贷款，就要求借款人先返还大量利息的情况。借款大多是为了应急，过早的要求其还款、还利息，让借款人难以享受到借款利益，按照民法典有关规定，应当按照实际借款金额和期限计算利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说。

有借款人提出：“砍头息”是否为诈骗行为？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谢澍分析，“砍头息”中涉及的虚假宣传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甄别，究竟是在真实情况基础上的“夸大其词”，还是完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而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是区分一般虚假宣传与诈骗行为的关键。

虚假广告诱导消费者网贷平台被大量投诉

“砍头息”只是网贷乱象的一个缩影。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很多App和短视频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网贷广告和进入端口。“额度高、利息低、手续方便、放款快”几乎是这些网贷平台的共同口号，有的甚至打出了“零利息、可循环使用，最高免息××元”广告。

在一些短视频直播平台，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有不少网贷推介广告和链接。记者在其中一条视频下留言“急需5000元，有人帮吗”。没过一会儿就收到了十几个人的私信，向记者推荐各种网贷平台。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这些网贷平台均被大量投诉。

“我借了6万元，万元利息最低2元，而且申请方式特别简单，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输入手机号和身份信息就能申请了。最高额度20万元，5分钟到账。”这是短视频平台上的一则网贷广告。

今年年初，正上大三的小陈想买一部手机，看到上述这则广告后申请借款2000元，分期3个月。然而，利息和逾期违约金都比他预想的要高很多——每月利息50元左右；加上不到半年的逾期违约金，网贷公司要求其偿还近4000元。最终，小陈在家人的帮助下才还清了借款。

在小陈的指引下，记者也下载了该网贷平台，在完成身份认证和人脸识别后，记者输入银行卡账号，填写了个人基本信息、资产信息以及紧急联系人等，完成以上信息后即可提交借款申请。

该平台借款期可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记者尝试发现，借款1万元，分期12个月，每月需还款923.95元，12个月共需还款11087.4元，平均一天利息近3元，借款期限越短利息越高。因记者未走完全部借款流程，后续是否有其他费用不得而知。而逾期费用计算复杂，包括逾期违约金、服务费、催告费等。

在“黑猫投诉”平台，网友对该网贷平台的投诉量达4.2万余条，均为“欺骗诱导贷款”“年利率超过30%”“高利贷”“暴力催收”等投诉。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贷平台与美容、培训机构相互勾连，通过夸大宣传、诱导消费等形式，忽悠消费者购买自身经济实力无法承受的消费项目，签订“美容贷”“培训贷”等。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阅发现，一些案件揭露了“培训贷”套路：培训机构在面试求职者时，对其进行技术测试，以测试结果不合格为由通过“话术”诱导求职者进行培训，承诺培训合格后高薪就业，推荐求职者与其合作的网贷平台签订借款合同。

为了解“美容贷”情况，记者以准备隆鼻为由加入了一个整形整容交流群。当记者提出预算不足时，多位美容医托主动加记者为“好友”，“为了美花点小钱很值得”“很多小姐姐都选择贷款分期”“利息低、负担小”，极力推荐“美容贷”。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统计，“诱导消费者办理美容网贷”是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美容美发类投诉的集中问题之一。

暴利驱使致屡禁不止加强监管和依法维权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对网贷乱象问题高度重视。2019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网络借贷不实广告宣传涉嫌欺诈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同年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规范网贷行为。在扫黑除恶过程中，“套路贷”也是被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

然而，为何网贷乱象屡禁不止？

在任超看来，严管之下，很多机构和平台仍对违规网贷趋之若鹜、铤而走险，根本原因是暴利所致。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对借款人资产、信用等方面的审核要求较高，一些中小企业和个人无法及时得到贷款，存在需求；另一方面，平台的分散性和手段的隐蔽性，让监管机构很难将此类违规、违法行为完全清理干净。

孟强认为，这些App和网络平台，都构成电子商务法中明确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主体地位，如果它们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个交易场所，那么其责任和义务相对较轻；如果参与放贷，或没有参与但对放贷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是明知的，而不制止、不整改，则平台经营者将和放贷者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己任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龙非指出，这类含“无抵押、无担保、无征信、低利息、放款快”等内容的网贷广告，实际上又包含“砍头息”等各类费用的，已经涉嫌构成虚假宣传。此外，有的网贷平台可能根本不具备放贷资质，涉嫌违规营销金融产品，部分平台还涉嫌侵犯用户个人信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管和开展集中整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一定条件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定先行赔付义务。为进一步规范网贷平台，龙非建议，从民事赔偿的角度强化平台责任，推进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先行赔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网贷的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网贷平台的监管，应当以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规范化、常态化的数据共享机制为基础，使得各监管部门得以共享网贷平台的相关金融数据，进而对其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研判。”谢澍说。

如何防范网贷平台设置的套路和陷阱？

孟强建议，消费者要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同时要提高判断能力，不要被一些表面“福利”所迷惑。在签订相关贷款合同时，要仔细阅读条款，避免不公平条款和陷阱。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敢于依法维权。

“可以向相关协会和执法部门投诉、咨询律师、提起诉讼等，如果遇到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孟强说。

“有借款需求的群众，一定要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切勿轻信网络或者手机短信中的小广告。对于打着正规平台的旗号进行宣传的，要进行核实和确认，避免上当受骗。”龙非说。

央广网北京11月4日消息（总台记者管昕纪乐乐）为做好北京今冬明春蔬菜等农产品保供稳价工作，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有效组织调度货源，稳定市场供应。北京的多个批发市场被免除全部蔬菜和五大类水果的进场交易费，为期四个半月。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北京各大超市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回落明显。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李女士每天一早都要到家附近的超市采购当天新鲜的蔬菜。她告诉记者，和几天前相比，这两天蔬菜的价格下降明显。李女士说：“价格下降了，很明显！就说菠菜吧，前几天我看有的是（每斤）11元、10元，我昨天买的是5.98元。要说跟去年相比还是略高，我看绿叶菜近些天价格是下降的。”

4日上午，记者在李女士家附近的一家超市看到，超市贴出的菠菜价格是每斤4.99元，香菜每斤9.9元，盖菜每斤5.99元，叶生菜每斤7.99元，大芹菜每斤4.48元。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三天，超市的蔬菜供应充足，部分菜种价格回落明显。

蔬菜销售终端的价格回落，来自大型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的增加和批发价的回落。

记者在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新发地市场走访时发现，菠菜、油菜、茴香等蔬菜价格与几天前相比都出现了大幅度回落。新发地商户田在利告诉记者，他的菜来自河北，他经营的茴香现在的价钱是每斤3.5元，跟十天前相比，降幅近一半。田在利说：“（茴香）十天以前是（每斤）8元左右，现在是3元左右。10天以前下雨下的，菜少，就涨钱，涨到8元左右，现在不下雨了就便宜了。”

记者在新发地市场蔬菜交易区看到，大车排得整整齐齐，货物满满当当，交易活跃、车来车往，秩序井然。新发地市场数据分析师刘通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价格涨幅比较大的蔬菜，近日降幅明显。

刘通介绍：“比如小菠菜，前一段时间新发地市场小菠菜的批发价钱在7元至7.5元之间，现在小菠菜的批发价钱回落到2元一斤。一周之前小油菜的批发价在2.5元至3.5元之间，最近两天小油菜的批发价下降到1.2元至1.8元之间。”

但刘通也表示，价格回落的蔬菜生长周期较短，目前仍有部分生长周期比较长的蔬菜，由于供应补充周期长，所以价格仍然处在高位，造成蔬菜总体价格比去年同期要高出50%左右。

刘通说：“也有一些蔬菜生长期比较长，要想把供应补充上来用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现在价格还处在高位，使得市场现在的价格和去年同期比仍然有将近50%的涨幅，和去年同期比涨幅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据介绍，冬季蔬菜一般在11月中旬前后开始陆续上市。冬季蔬菜其实在生产过程当中也受到不利天气的影响，但是影响比秋季蔬菜相对要小一点，预计冬季蔬菜供应状况会比秋季蔬菜更好。目前，冬季蔬菜还没有大批上市，价格暂时还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还会在高位运行一段时间。

刘通说，为保蔬菜供应，北京市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目前这些措施带来的成效已经显现。“北京市商务局、发改委还有财政局出台了一个政策，使得批发市场减免进场交易费。比如新发地市场的进场交易费大概是1吨收40块钱，平均是1斤菜收2分钱，减免进场交易费对商户确实能够降低一些运营成本。实际上就是鼓励商户尽量把蔬菜运到北京来。”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前段时间出现蔬菜价格上涨的原因，一方面是天气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和秋冬季节轮作期南菜北运、油价上涨、疫情防控等因素有关。近期各地都加强了蔬菜供应的调度力量。戴中久说：“包括组织产销对接，组织南方蔬菜往北方调运，各大批发市场、连锁超市都开辟了大量进货渠道，多方进货，满足了市场总量的供应，总量平衡之后，价格就开始回落。”

戴中久表示，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如果冬季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且物流对农产品运输没有较大影响的话，今年的蔬菜价格趋势会比较稳定。戴中久说：“现在供应是有保障的，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今冬明春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各地也做好了应急准备，一旦出现一些突发情况，包括我们协会都会动员会员单位积极应对，保证市场供应，保证价格稳定。”

你们要深刻反思自己在履行监护职责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得再让孩子处于无人看护的危险状态。”近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组织的一场督促监护现场会上，检察官严肃地对杨某、石某宣读督促监护令。


今年7月，湘西州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发现，作为监护人的杨某、石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随意将其年仅三岁的儿子小杨托付给没有固定收入的秧某等人临时监护。之后，杨某、石某以没有经济收入、要外出务工等为由，不支付抚养费，也不及时接回小杨。秧某等人心生怨念，平日经常打骂小杨。今年4月6日，秧某等人又因琐事将怨气撒在小杨身上，将小杨殴打致重伤。


年幼的小杨本应在父母的关爱中健康成长，现在却经历着这样惨痛的遭遇。承办检察官在依法办理秧某等人故意伤害案的同时，全面审查证据、询问证人，并联合湘西州、吉首市妇联深入当地镇政府、社区进行实地走访，全面调查了解了小杨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情况，认为应当对小杨的父母发出督促监护令，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我们研究后认为，不仅要发督促监护令，而且还要引入多方监督，确保督促效果的最大化，绝不能让小杨再受到伤害！”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


9月14日，湘西州检察院召开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暨督促监护现场会，邀请州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和州妇联、团州委、州关工委、吉首市公安局、当地镇政府等单位相关干部以及社区干部参加。会上，湘西州妇联指派家庭成长服务师对杨某、石某进行了家庭教育指导，湘西州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宣读了督促监护令，并向杨某、石某现场宣告送达。


“我们确实没做好，我们以后会努力照顾好孩子……”杨某说。


会前，根据杨某的申请，湘西州检察院经过全面调查了解，帮其申请到5万元司法救助金。为确保司法救助金落到实处，也为确保小杨的父母能够履行监护义务，该院结合小杨的实际情况，未将5万元司法救助金以现金形式发放，而是由指定的商户根据小杨父母到商店为小杨采购生活物资的实际消费情况，按程序到检察院进行报账结算。


“我们将联合公安、团委、妇联、关工委等部门以及社区组织，共同监督督促监护令的落实，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小杨能够恢复，健康成长。”承办检察官说。

培养流量网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直播带货“减肥糖果”，号称“一颗见效，任何体质包瘦”。这样一套“压片糖果+酵素豆”售价在195元至399元不等，消费者遍布全国。


打造这款网红“减肥糖果”的，是1999年出生的王某。这个才22岁的姑娘，和亲戚们在农家小院里生产减肥产品，一盒“压片糖果”出厂价仅需4.5元，一袋20颗的“酵素豆”成本10元。而作为“一级代理商”的网红们，拿货价则为每套几十元到近百元不等，最终再加价数倍出售给消费者。


“减肥糖果”不仅暴利，还涉及违法。据查，这些减肥食品没有国家批文、没有正规标识，且多含有违禁成分西布曲明。


这条产业链随着小罗的举报，终于浮出水面。日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对以王某为首的主要犯罪人员向法院提起公诉，并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为追求减肥效果添加违禁成分


2020年6月，家住台州市路桥区的小罗刷朋友圈时，看到李某（另案处理）发了一则减肥产品广告。李某一番推销后，小罗购买了一盒“压片糖果”，并获赠一包“酵素豆”。服用后，小罗身体产生不良反应，住院接受治疗。随后，小罗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经检测，小罗收到的“酵素豆”中含有违禁成分西布曲明。


同年9月，市场监管部门将该案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循线深挖，一举捣毁以王某为首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减肥食品犯罪团伙，而李某是王某的“四级代理”。


王某曾在2019年代理过一款“减肥果汁”，但是没赚到钱，于是索性自创公司。起先，公司销售从其他厂家订购的减肥产品，因减肥效果不理想，买家退货率较高。2020年1月，王某想到了网购西布曲明片剂包装成“酵素豆”，搭配“压片糖果”销售的方法。


搭配好的“减肥糖果”一经推出便大卖。据王某交代，功效主要来自“酵素豆”，即西布曲明，“没有‘酵素豆’，‘压片糖果’的销量是上不去的，所以得捆绑销售。”产品销量上去了，但网上西布曲明片剂的卖家却突然失联。王某不肯就此停手，同年3月，她找来成分表，买了西布曲明原料和压片机，开始自己生产“酵素豆”。


成立传媒公司培养网红代理


为了公司能够长远发展，王某开始培养网红代理，以粉丝引流带来更好的销量，酝酿打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于是，2020年8月，王某专门成立了一家传媒公司，聘请摄影师、编剧，准备专业灯光、道具，给网红代理拍摄短视频，再发到各大热门网络平台，提升流量，从而吸引更多的网红加入团队代理产品。随后，王某逐步发展了60多名代理，遍布全国各地，各级代理通过微信朋友圈、直播平台售卖减肥产品。


为了激励各级代理拿货，王某煞费苦心推出了一系列奖惩政策和培训机制。2020年上半年，王某推出“冲车”活动，代理补货达到一定数量就可获赠不同级别的车。


“一级代理”刘某获赠了一辆奔驰车，王某大张旗鼓举办赠车仪式，造势宣传。王某还租用专门场地举办线下培训，拿货量高的才有资格参加。线上培训内容则更“丰富”：核心代理分享经验，专用素材号定期发送文案、产品、图片、活动等内容，新代理还可以接受引流话术、发圈技巧定向培训，从而提升代理积极性。


就这样，王某发展了刘某、高某、夏某等为“一级代理”，高某等人又发展了一批“二级代理”，生意越做越大。2020年1月到11月，王某以每套47元至90元不等的价格，累计销售减肥产品至少6.6万套。各级代理则层层加价，以每套195元至399元不等的价格销售给不特定消费者。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0年11月底，公安机关抓获王某等9人，并扣押了部分减肥产品。经鉴定，“酵素豆”中含有违禁成分西布曲明。


今年4月，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受理该案。“案件受理后，办案人员花了大量精力审查证据，充分、全面还原各被告人的手机数据，一条一条核对微信聊天记录、物流信息，一笔一笔核对各级代理的转账记录，并以此为基础审查和检验全案证据，最终确定各被告人的销售金额。”该院副检察长苏苏介绍。


因案情重大、复杂，涉案人员众多，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商议采取分层次处理模式，对犯罪团伙中9名主要人员先审查起诉，另有21人在立案侦查阶段。与此同时，根据该院公益诉讼“一盘棋”机制，刑事检察部门将线索移送给公益诉讼部门。该院发布公告期限届满后，无适格主体提起诉讼，于是，依法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目前，该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还在进一步办理中，将择日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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